The Hot Topics and Changing Trends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Based on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变化是衡量某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由图 1可知，乡村治理研究主题始于1998年，近年来该领域发文量呈总体上升趋势。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4)处于初始状态，年度发文量仅10篇左右；第二阶段(2005—2014)逐渐受到关注，年度发文量稳步上升到100篇左右；第三阶段(2015—)发文量进入快速增长，2022年年度发文量达到峰值726篇。目前，乡村治理研究已在各领域各层面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

通过在VOSViewer软件中导入文献数据源，选择图谱节点类型为“作者合作”，设置只显示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作者，可以看出乡村治理研究作者及其合作情况。统计结果显示，乡村治理领域拥有庞大的研究群体，4 744篇文献共涉及作者5 196名。从数据可见，该领域存在广泛的合作现象，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优势研究群体。有45名作者发文量在10篇以上。如表 1所示，发文量最大的是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任职的贺雪峰，华中师范大学徐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秀玲紧随其后，共有8位作者发文量超过20篇。

图 2显示了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大的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图中节点代表发文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图中只展示了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作者。该领域最大的合作网络来自贺雪峰团队：贺雪峰(武汉大学)、吴理财(安徽大学)、仝智辉(中国人民大学)、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这些成员所在团队之间均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沈费伟团队的研究影响力也较大，主要成员包括沈费伟(先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任职)、刘祖云(南京农业大学)、陈晓玲(杭州师范大学)、卢福营(杭州师范大学)等。于水团队发文量也较突出，成员主要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包括胡卫卫、辛璄怡等人。其他发文量较多的研究者还有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京详(南京大学)等。

国内乡村治理研究的发文机构主要是高校，且相对集中，发文量排名前列的机构见表 2，前20个机构发文量占该领域总发文量的36.8%。其中，华中师范大学以发文量291篇高居榜首，领先优势明显；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南京农业大学发文量也较多，均超过100篇。具体到二级单位，发文量较高的多是乡村治理或农村研究中心以及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等，如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及政治学研究院等，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以及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以及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等等。

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主要学科分布情况见表 3，约有近45.54%的文献来自政治学领域(政党及群众组织)，同时农业经济(20.72%)、社会学及统计学(5.09%)、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5.07%)等领域也是主要分布领域。表 4显示了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载文期刊，可知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较为零散，载文量较高的期刊主要分布在农业科学、管理学以及高校学报等。其中，《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农村观察》载文量较为突出，分别为83篇和71篇。

在分析学界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被引频次越高意味着该文献得到学界认可越高，即该领域的经典文献。由表 5可知，徐勇、贺雪峰等作者是国内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其发表的研究文献被引频次非常高。特别是徐勇的《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被引1 095次，贺雪峰、仝志辉的《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被引1 015次，是本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

关键词体现了一篇文献的核心研究内容，如果同一关键词在某一领域反复出现，则可把这一高频关键词视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乡村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设置为TOP 10，经过分析可得到高频关键词。表 6显示，“乡村治理”以1 866次居首，“乡村振兴”“村民自治”“基层治理”“新乡贤”“数字乡村”等也都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CiteSpace中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阈值设置为TOP 10，呈现频次在5以上的关键词可以得到时间线图，如图 3所示。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共得到11个聚类(#8和#10因标签命名重复，故不显示)，即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分别是“乡村治理”“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乡村振兴”“乡村”“困境”“社会资本”“乡村民主”“治理资源”“村民自治组织”“刘锡鸿”。图 3横线上的词语即高频关键词，从关键词节点所在的横线位置可判断该节点首次出现的年份及所属聚类，聚类名称通过这些高频关键词自动计算生成。每个聚类的横实线长度对应的年份表示该聚类(关键词)持续的主要年份。由图 3可知，乡村振兴是学界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该聚类主要包括“村规民约”“法治”“精准扶贫”“新乡贤”“党建引领数字治理”“数字技术”“数字乡村”“数字赋能”等高频关键词。可以预测，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等话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受到国内学界的持续关注。

根据图 3所示，历年来的乡村治理研究高频关键词有所不同，反映出乡村治理研究热点不断变迁的趋势。2005年以前，乡村治理研究聚焦于村民自治、税费改革、乡政村治、乡村治理模式等领域；2005—2010年，乡村治理研究集中在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等相关领域；2010—2015年，乡村治理研究聚焦于乡村社会治理、基层民主、土地流转、乡村精英等领域；2015年以来，乡村治理研究开始与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党建引领等相关领域研究联系起来，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领域。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尽管当时的高频关键词有所差异，但都与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有着高度紧密的关联，这本身就反映了乡村治理研究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价值性，可以为乡村治理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结合研究文献的具体主题内容、研究方法等维度，可以发现国内乡村治理研究呈现出如下变迁趋势：

第一，乡村治理研究的强化与主题拓展。从时间分布结果可知，乡村治理研究在2005年以前处于初始阶段，年度发文量只有10篇左右；2005年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的日益重视，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文献总量开始稳步上升，至2015年以后步入快速增长阶段，2022年的发文量更是达到了726篇。再来看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主题变迁，除了传统的村民自治、乡政村治、基层协商民主等主题之外，近年来出现的乡村精英流失、新乡贤群体、村规民约、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共同富裕等领域在乡村治理研究中不断得到拓展，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以“新乡贤”篇名搜索为例，研究文献始于2016年颜德如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之后的新乡贤研究文献逐渐增多，仅是2020年以来的文献总量就有56篇，占到文献总量的54.37%。再以“数字乡村”篇名搜索为例，2020年以来的研究文献总量有174篇，占到文献总量的96.67%。这些都说明乡村治理研究的相关新主题正在快速涌现，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第二，乡村治理的跨学科研究与综合应用。通过对乡村治理研究主题的进一步挖掘，可知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农业经济、社会学及统计学、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等学科领域，其中政治学领域(政党及群众组织)研究文献占比45.54%，农业经济领域研究文献占比20.72%，中国共产党领域研究文献占比5.27%，社会学及统计学领域研究文献占比5.09%，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领域研究文献占比5.07%。随着研究主题的拓展，跨学科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目前已涉及的学科有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建筑科学与工程、法理与法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财政与税收等。其中，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领域研究文献占比1.97%，建筑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文献占比1.31%，法理与法史领域研究文献占比1.40%，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文献占比0.77%，财政与税收领域研究文献占比0.71%。相应地，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应用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中，但从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看，仍以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多案例比较法等质性研究法为主，而实证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相对较少。

基于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时间线图，进一步结合具体的研究文献，可把近年来国内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总结为乡村治理现代化、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治理实践、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四个主题。

自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和推进以来，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开始引发学者们井喷式的研究热潮，涉及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乡村治理模式、乡村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多维研究。

首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以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各类组织、群众等多元主体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为基本特征，尤其是新时代乡贤、精英、政府驻村工作队等新型群体的作用日益显著^[5-9]，而乡(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也已得到实证研究^[10-11]。同时，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核心之一，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相辅相成，关于“一核多元”治理主体层面的能力普遍较弱及其如何有效提升^[12]，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普遍共识性问题。

其次，在乡村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双轨政治”“盈利性经纪人”“全能主义”“乡政村治”“乡村民主自治”等模式，国家(政府)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均衡配置样态^[13-15]。根据贺雪峰的观点，影响乡村治理的主要行动者包括高高在上的国家、正在退出农村的乡镇政府、无所作为的村一级、已经散掉的村民组等^[16]。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乡村治理的高度关注，这些行动者的行为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同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不均衡、不平等状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的叠加导致乡村治理出现“权力过密化”趋势，进而产生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17]。

再次，乡村治理中的政府、市场和农民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18]，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乡村治理结构，催生了现实中乡村治理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如项目进村^[19]、新“经纪机制”^[20]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国的独特国情，以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为本质要求^[21]，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村民满意度为目标、评价标准^[22]，以微治理、简约治理、科层治理、复合治理等多元形态^[23-25]，逐步走向乡村善治的理想状态。

乡村治理是一个应用性极强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都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农村(乡村)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乡村振兴的转变，而不同发展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工作重点及未来走向也都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都促使学界不断思考和探讨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发展。

首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下的脱贫攻坚战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领域的权威重塑、主体培育、资源集聚、基础拓展、方式变革^[26]，其带有的运动式治理特征通过制度化转变可能对乡村治理产生长期影响^[27]，尤其是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等制度安排进一步推动了乡村贫困治理变革^[28-29]。

其次，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机遇^[30]，随着2020年底全面脱贫之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构建防返贫机制成为党和国家以及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31]。如促进“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长期组合^[32]、构建乡村低收入人口的分层分类帮扶机制^[33]、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对常态化减贫和乡村振兴的治理承载力^[34]等，都是学界普遍认为可以尝试和探索的路径方向。

再次，在实践案例层面，2019年6月以来，农业农村部每年发布“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从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制度链条规范、施策工具落实、本土积极因子内驱、“三治融合”引领等维度，反映了乡村治理革新的基本样态以及智能化乡村治理新模式、乡村治理共同体等发展趋势^[35]。立足于更加具体的案例层面，有学者选取脱贫攻坚中成果突出的村庄作为对象，运用多案例方法研究乡村治理和返贫阻断的关键要素、主要构念^[36]，以期进一步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学理依据。

大数据时代，数字化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诸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即便是在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地区也不例外。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乡村治理成为学界研究的新兴热点领域。

首先，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从理论层面来看，以协同理论、信息可视化理论、内源式发展理论、自主治理理论等为代表的经典理论的指导性非常强；从内容层面来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开发与管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五大维度构成了数字乡村的整体架构；从机制层面来看，在技术治理和自主性治理之间建构平衡机制，是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把握的重要机制^[37-39]。

其次，数字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其本质是数字技术驱动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场域的提升^[40]，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已经在实践层面得到检视^[41-42]，但同时数字技术产生乡村治理负担^[43]，或者数字乡村治理存在限度^[44]，比如可能出现数字化形式主义、“隐形工作”、关系疏离，导致数字乡村治理方向受缚、行动受阻、整合受限、转型受挫等问题^[45]，已引起学界日益关注，得到深入研究。

当然，除了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乡村治理自身之外，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46]、数字乡村对于农村居民网购的影响效应^[47]、农村居民信息能力建设^[48]、农村电商物流运作^[49]等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已有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可以为农业生产、流通、文化、治理等应用场景赋能^[50]，尤其是农村电商具有明显的直接减贫效应，通过乡村振兴产生间接减贫效应^[51]。基于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持续推进，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改进，由此带来的数字乡村治理效能得以释放，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效应，亟待学界深入研究。

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乡村场域的延伸，成为学者理论研究、实践总结的热点领域。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有西方社会的“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对于共同性的理论阐释主要有共同价值、共同情感、共同利益、共同行动规则等维度。在乡村社会突发性公共风险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成为新的研究视角，认为其以韧性行动为目标追求，关键在于多维路径体系的系统性构建^[52]。

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多是集中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多元主体及其行动机制的案例研究。涉及到的主体有基层党委、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职能结构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存在基层党委和政府职能宽泛、社会主体职能空泛等问题^[53]。具体地，“政党统领社会”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传统的提炼与总结^[54]，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中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强化党组织建设等方式^[55]，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方向指引、组织保障、动力支持和关键支撑^[56]，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基层政权在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通过“行政激活自治”机制来构建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进而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57]，最终确保共同体的持续有效运转；农民合作社、乡村能人、农民等主体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农民合作社意外功能的发现引起了学界对其参与乡村治理行为触发机制的关注、研究^[58-59]。在“组织结构—利益激励—行动协同”的共同体分析框架下，村级组织是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而农民在利益和价值层面达成集体行动^[60]，进一步促使其主体地位和利益得以保护和发挥。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不同主体之间从价值、利益、行动等层面实现协同，有助于推动共同体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

乡村治理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对乡村治理进行深入全面研究，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价值。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既是相关理论研究日趋完善的必然结果，也是因应社会发展趋势与要求的现实选择。

从对国内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时空分布特征梳理、知识图谱分析可知：乡村治理研究起步于1998年，2015年以来发文量增长迅速，优势研究机构主要有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学科分布主要是政治学、农业经济、社会学及统计学、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等领域；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集中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治理实践、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理论与实践等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时代变迁，乡村治理研究的具体热点呈现出新的内容，但由于原先关注的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没有很好解决，在现阶段的研究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不过，还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学科，而是逐渐尝试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仍是以宏观性、描述性、质性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量化研究相对较少。

基于乡村治理研究热点及变迁趋势分析结果，展望未来的乡村治理研究应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对乡村治理的新部署、新要求，进一步强化乡村治理研究的理论深度、实践回应及政策贡献。

一是在研究基础上，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乡村治理知识体系。乡村治理以治理理论为基础，而治理理论源自于西方社会，当其引进到国内后开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但是总体上仍以西方理论范式为主，因而亟须基于中国乡村实践而构建起来的自主乡村治理知识体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拥有中国自主的理论阐释、理论规范以指导实践。

二是在研究主题上，坚持挖掘和凝练中国乡村治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乡村治理实践不断涌现出具有创新性的经验模式，特别是与精准扶贫(脱贫)、乡村振兴战略的紧密关联，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以及共同富裕逐步实现，乡村治理研究将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探索新方案、新模式，需要进一步扎根于乡村治理实践，讲述中国乡村故事。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重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乡村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涉及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治理成为热点研究议题，需要在传统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数据挖掘、模拟仿真等实证方法，以进一步提升国内乡村治理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