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Poverty Return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in PovertyAllevi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ypical Project Area in Wuling Mountain Region

贫困作为历史难题，长期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党和国家不断向贫困宣战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减贫道路，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率先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中国贡献^[1]。其中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中国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是党和国家根据历史国情和发展实际做出的正确选择。通过易地搬迁将自然环境恶劣、改造成本高，难以通过就地帮扶实现脱贫的96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等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实现空间重置，改变贫困农户生存的禀赋条件，弱化、破解外在条件对农户的发展制约，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成功地推动了贫困人口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本和中国方案。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中国向贫困宣战的一次伟大创举，是广大群众的智慧结晶。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传递中国力量，学界十分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发展进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政策演进、扶贫机制和减贫效应。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系统梳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历程和现实逻辑，从农户农地处置^[2]、生活生计^[3]、社区治理^[4]等方面展开扶贫机制分析，侧重于生计资本^[5]、收入消费^[6-8]、脆弱性^[9]等角度探索易地搬迁的减贫效应。二是搬迁贫困户的识别、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多维视角对贫困户进行识别和测度^[10-11]，结合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农户搬迁意愿和后续融入的多种影响因素^[12-13]。现有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横向上看，国内外发展实践经验表明保持移民长期稳定并从根本上突破贫困陷阱是相关公共政策的难点。从纵向上看，与过去搬迁扶贫工作相比，新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贫困程度更深、搬迁任务更重、安置资源条件更差^[14]。为此，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防止规模性返贫不仅是后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要之举，更是在衔接乡村振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5]。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更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重中之重。返贫是指已脱贫个体或区域受多种原因影响再次陷入贫困的现象，是具有不确定性和反复性的动态过程，主要包括脱贫人口重返贫困以及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两种情形^[16]。可从内部研究对象和外部客观条件两个角度分析返贫原因^[17]，如因外部约束导致的发展中返贫、政策性返贫、环境灾害返贫，内部因素导致的能力缺失返贫、家庭因素返贫等^[18]。返贫风险的类型也是复杂多样的，如断血性、失敏性、转移性、传递性等^[19]。

进入后扶贫时代以来，学界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和返贫问题的研究持续走向深入，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维度对返贫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探讨，没有体现不同扶贫工程下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发生的差异性和地域性，尤其是在探讨贫困连片山区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人口的致贫因素和返贫风险上仍显薄弱。风险代表着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造成的后果，是一种不确定的、可能发生的危险或危害^[20]。返贫是在风险与脆弱性交织作用下产生的社会现象。其中，返贫风险是导致返贫现象发生的概率事件，代表已脱贫农户再次陷入贫困的可能性^[21-22]。返贫风险因素是导致个体或家庭返贫风险发生的各种可能因素，与返贫风险是前因后果关系。返贫风险因素的存在会增加农户返贫概率事件的发生。

准确识别潜藏的返贫风险因素，可以提前防范、及时遏制易地搬迁人口存在的返贫风险。这不仅关系到脱贫攻坚的质量，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在后脱贫时代，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究返贫风险问题，契合脱贫后基层政府和单位推进“回头看”“脱贫稳定性排查”任务的现实需求。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新时代易地搬迁户后续稳定发展问题，以脱贫攻坚片区之武陵山区为研究范围，对4省市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的典型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脱贫人口生产生活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在收集客观资料的基础上，了解搬迁农户及安置区后续发展现状，并尝试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生计恢复力理论相结合引入贫困领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Critic权重法、综合指数测算法和因子贡献度分析法，精准识别诱发安置区搬迁群众返贫的风险因素挑战，针对性地提出可减少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贫概率并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同时为其他相似区域提供借鉴参考。本文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可为乡村振兴实践，特别是为维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可持续发展理论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并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演变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模式，并明确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定义^[23]。由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可知，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需建立在充足的自然、社会、经济等各类资源的基础之上^[24-25]。因此，搬迁安置地区提供的各类发展资源，关系到易地搬迁人口能否在保持脱贫标准的基础上顺利开展生产生活活动，解决贫困内生性问题，跳出贫困陷阱。为了描述农户的生计系统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及在逆境中恢复的能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学者们将生计恢复力引入贫困领域^[26]。生计恢复力是指行为主体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抵御经济、社会、自然等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27]。原居恶劣环境的贫困户易地搬迁后，在适应迁入地自然、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时会遇到新的致贫风险因素和外生冲击使生计变得脆弱，需调动自身的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缓冲能力，调整生计活动，感知并抵御外部风险。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讨论易地扶贫搬迁户返贫风险存在理论共性和逻辑连接，有利于综合反映贫困群众搬迁后的返贫现状。具体来说，可结合两者从经济、社会、自然三个方面，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返贫风险形成机理(如图 1所示)。

首先，经济资源不可持续形成返贫风险。经济资源特指社会经济体系中各类经济物品的总量。经济资源不可持续主要体现在安置区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吸纳能力较差，扶贫产业基础薄弱、市场竞争力较低，无法完全满足搬迁群众就地就近转岗就业并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搬迁农户平滑各期收支的压力增大使得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弱，生活水平降到脱贫标准以下形成返贫。

其次，社会资源不可持续形成返贫风险。社会资源特指能够满足地区或个人需求的服务。社会资源不可持续会降低安置区依托现有资源为个体提供服务的水平，尤其是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跟不上会缩小搬迁农户发展空间，直接影响到搬迁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相关资本的积累，其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提升缓慢，生计脆弱性增加形成返贫。

最后，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形成返贫风险。自然资源特指存在于自然界中能够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而被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不可持续主要是因贫困山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对各种自然资源依赖度高，而环境退化、生态脆弱与返贫的发生存在耦合关系。因此，易地扶贫搬迁虽降低了原恶劣环境的影响，但搬迁后环境恶化、生态脆弱或自然资源不合理使用等，都会通过影响自然资本直接或间接加剧搬迁户返贫风险的形成^[28]。

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如何通过易地搬迁重构发展区域。实现搬迁群众生计可持续发展是突破贫困陷阱、防止返贫风险的关键。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提高搬迁群众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缓冲能力三个维度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强化安置地区金融服务、降低发展资金约束，帮助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以提高其自组织能力；二是加强教育帮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激活搬迁农户内生发展动力，降低等靠要思想以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三是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落实惠民政策，强化监测帮扶以提高搬迁农户缓冲能力。

武陵山区曾作为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跨省交界面大，涵盖湖北、湖南、重庆和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是国家原重点开展扶贫工作的主战场。片区内多为山地、丘陵地形，地势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等多重因素联合制约着区内经济发展，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导致个体生存发展条件较差，原地脱贫难度大且成效甚微，而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空间重置，改善发展环境，可以助力其打破空间贫困陷阱，帮助贫困人口易地脱贫。但片区内人地关系紧张，土地退化、石漠化等现象仍较突出，脱贫地区特别是原深度贫困县，因摘帽时间较短，扶贫产业起步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影响着后续发展，加上搬迁人口也受资源、能力等因素限制，其可持续脱贫能力较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以巩固脱贫成果，潜存着返贫的风险与可能。多种原因驱使下研究武陵山片区易地搬迁地区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因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取湖北省的来凤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保靖县，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县，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前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时也是易地搬迁脱贫县作为调研区域展开实地调查。在了解搬迁群众在迁入地的生活现状后，深入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能潜存的返贫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23年3月至5月对武陵山片区4个省市33个乡镇开展的实地调研。在样本村选择上，首先，依据是否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脱贫筛选乡镇；其次，再依据扶贫办提供的搬迁户名单对脱贫户进行调研。在正式调研前先根据调研问卷进行预调研，此后依据具体执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一步补充完善问卷，并正式开始调研。此次调查共发放869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832份，有效率为95.74%。其中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安置区的基本情况，包括住房类型、地形地貌、基础设施配套状况和市场便捷度等基本信息(表 1)；二是搬迁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文化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家庭消费支出和抚养负担等基本信息(表 2)。在正式开始分析前，采用SPSS 26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的系数结果0.734>0.7，显著性0.000 < 0.001，表明问卷信效度良好。

从“搬得出”到“稳得住”再到“能致富”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易地搬迁群众是否返贫，与所处地区发展所需的各类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等物质的丰富程度紧密相关。研究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合理性的原则，通过梳理、归纳文献资料并结合调研地区的实际情况。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围绕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层面，从自然因素、家庭因素、人力因素、保障因素、经济因素和产业因素六个维度，搭建可衡量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贫风险因素的指标体系(表 3)。

Critic权重法是一种基于评价指标间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来综合衡量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其中，对比强度使用数据标准差进行表示；冲突性使用指标相关系数进行表示。通过将对比强度与冲突性指标相乘，并且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最终的权重^[40]。为减少指标相关性影响，本文运用Python软件使用Critic法得到更加合理的权重结果(表 3)。在根据样本数据性质做归一化处理时，因一些数据取值为0，为避免样本损耗，统一采取加0.000 1处理。

正向指标：

逆向指标：

其中，X_ij为第i个一级指标里第j个二级指标标准化的值, x_ij为实际值，x_max为实际最大值，x_min为实际最小值。

本文构建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贫风险因素测评指标体系从3个层面展开，由6个一级指标综合组成，每个一级指标下分设3个二级指标，通过指标权重对各指标进行加权求和，测算返贫风险得分^[25]。

其中：W_ij、C_ij分别为第i个一级指标里第j个二级指标相应权重以及综合测评指数值；T_i为第i个一级指标的综合测评指数值；W_i为第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T为总的综合测评指数值，用其衡量易地搬迁成员返贫风险得分。

为了厘清不同层次指标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贫风险的作用大小，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搬迁目的，本文选取贡献度模型求解各指标的因子贡献度^[41]，并识别主要贡献因子：

R_ij为第i个一级指标中第j个二级指标的返贫风险贡献度。

F_i为第i个一级指标的返贫风险贡献度。

根据Critic权重法和综合指数测算法，计算出调研区域中每个有效调查对象的返贫风险得分T，0.000 1≤T≤0.910 0，其中T值大小与返贫风险程度成正比。参照赵普等人对返贫风险程度的划分，将T等间距划分为3个等级：0＜T＜0.3、0.3≤T＜0.6、0.6≤T≤0.9，分别对应轻度返贫风险、中度返贫风险、重度返贫风险。由图 2可知，调研区域中轻度返贫风险占比为21.51%、中度返贫风险的占比为69.47%、重度返贫风险的占比为9.01%。可见调研区域中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贫风险得分分布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态势，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赵普等人对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程度分布的研究结论^[25]。这表明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在脱贫后仍存在不稳定因素，导致搬迁脱贫农户在搬离恶劣生存环境后有重返贫困的可能。

“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方式，两种方式下农户的生计活动存在异质性。其中收入作为衡量农户贫困状态最基本的指标，体现了农户整体的福利水平，也是抵御和防范风险最直接有效的手段^[42]，因而常被学者们用来衡量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上述分析调研区域搬迁农户总体返贫风险高低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安置方式以及不同收入来源下搬迁农户返贫风险是否存在差异。现根据安置方式将样本划分为集中安置型和分散安置型两种类型；按照从业类型将搬迁农户划分为纯务农型、纯务工型和工农兼具型三种类型，分别测算其返贫风险得分。如表 4所示，调研区域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在两种安置类型下均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其中中度最多，轻度次之，重度最少。由表 5可知三种从业类型的农户返贫风险结果与前述所示结果保持一致，均呈现中度>轻度>重度的分布特征。可见，因长期受限于自然、社会、经济等历史原因，搬到新地的贫困户受内外部综合因素影响仍面临着新的致贫隐患和风险。预防返贫风险，防止易返贫致贫农户重返贫困，继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已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中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为探究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脱贫后再次陷入贫困的诱致风险因素，本文采用贡献度模型求解各级指标的贡献度并识别主要贡献因子，尝试厘清脱贫户再次陷入贫困的原因。如表 6所示，将一级指标按照贡献度大小排序如下：自然因素A1(23.13%)>经济因素A5(20.45%)>人力因素A3(17.65%)>保障因素A4(14.83%)>产业因素A6(13.67%)>家庭因素A2(10.27%)。可见，在众多因素中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是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形成返贫风险最主要的诱因，其次分别是人力因素、保障因素、产业因素和家庭因素。进一步，从易地扶贫搬迁户自身出发，将以上六个风险因素划分为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 人力因素。人力因素的贡献度为17.65%，其中农户生计策略、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机会的贡献度分别为8.40%、3.43%和5.48%。这表明人力因素中贫困农户搬迁前后生计策略、技能培训机会是形成返贫风险的主要原因。调研区域居民受限于自身受教育条件以及地区匮乏的教育资源，样本中超半成以上搬迁人口受文化教育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搬迁群众综合表现为文化层次低、生存技能单一。由表 2可知，受限于自身文化水平以及搬迁后培训机会，搬迁人口多从事单一工作，其中兼业劳动力仅占25.24%，搬迁农户收入来源集中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难以通过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抵御外部风险冲击，从而加剧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的生计脆弱性，使得返贫风险增加，阻碍巩固脱贫成果的纵深推进。

(2) 家庭因素。家庭因素的贡献度为10.27%，其中家庭健康状况、家庭抚养负担和家庭消费结构的贡献度分别为4.27%、4.65%和1.34%。表明家庭因素中健康状况和抚养负担是搬迁群众返贫的主要贡献因子。在家庭健康方面，多数群众在“无大病即健康”“小病不用医”的传统健康观念影响下，小病拖成大病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搬迁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无法承担重大疾病或者慢性疾病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时出现因病返贫。在农村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家庭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照顾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家庭抚养负担的增加可能会加剧家庭的经济压力，导致家庭易地搬迁后重返贫困的风险增加。

(1) 自然因素。自然因素的贡献度为23.13%，其中自然灾害、地形地貌和地理区位的贡献度分别为3.96%、8.58%和10.58%。可见地形地貌和地理区位是易地搬迁人口返贫风险形成的主要自然因素。武陵山区内山大坡陡，沟壑纵横，生态脆弱，贫困发生率、贫困程度及返贫率都较高。由安置区现状可知，复杂的地理条件限制了交通的便捷度，而市场可及性差、交通不便导致的信息屏障会增加搬迁农户就业的通勤成本和工作搜寻成本，导致非农就业率低以致陷入贫困。同时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易受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影响，生活就业稳定性差。由自然环境导致的致贫因素并不会随着脱贫攻坚战的结束而消除，容易对搬迁人口本就不稳定的生计造成冲突，导致易地扶贫搬迁脱贫农户极易陷入“贫困—搬迁脱贫—灾害返贫”的恶性循环。

(2)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的贡献度为20.45%，其中市场风险冲击程度、金融约束缓解程度和债务负担程度的贡献度分别为4.43%、8.96%和7.06%。可见贫困农户搬迁前后的实际负债情况，以及搬迁后面临的金融约束是经济因素中形成返贫风险最主要的原因。在入住集中社区后，大部分搬迁人口没有分配新的农业用地，迁入地与原有承包耕地间往返距离限制了传统农业生产。搬迁农户需转变生计策略获取收入，但受可抵押资本以及偿还能力限制，搬迁农户实现生计转型常面临着正规信贷约束，加上自身金融知识储备不足且存在认知偏差，金融可得性差也将导致搬迁农户的预算约束紧，在面临外生冲击时无法平滑消费，增加了返贫风险^[43]。因此，脱贫户仍长期处于收入较低且增收困难状态，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容易因收支不匹配而返贫。

(3) 保障因素。保障因素的贡献度为14.83%，其中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程度、配置住房类型和社会保障普及程度分别为7.33%、2.02%和5.48%。可见保障因素中安置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状况以及社会保障普及程度是形成返贫风险的主要贡献因子。迁入地水电气、交通和农业设备等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或质量低下，不仅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而且与外界贸易往来受限，妨碍着农户参加非农生计活动的积极性和非农收入的增加。搬迁群众受限于匮乏的生计资本，抗风险能力较弱，易受天灾人祸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导致收支波动较大。若迁出地享有的基本权益，如“两不愁”“三保障”、在迁入地衔接不畅，搬迁后出现基本医疗保障缺失、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上学困难、老年人口安置不到位、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情况下，搬迁农户就难以深度参与基本生产经营活动，面临再次返贫的风险。

(4) 产业因素。产业因素的贡献度为13.69%，其中发展支撑、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的贡献度分别为6.15%、5.22%和2.32%。表明由产业发展不可持续引发的返贫风险主要归结于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及发展支撑不足两方面。脱贫攻坚期间，安置区产业发展追求“短平快”，同质化严重，缺乏地区特色，自主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政策路径依赖仍较严重。后续发展也面临资金不足、市场狭窄、技术落后、人才匮乏以及配套基础设施欠缺等困境，对搬迁人口中适龄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44]。调研发现安置区就业需求高度集中，但就业岗位的供给小于需求，进入集中安置区的农户并不能全部实现就地就业和就地转产。从搬迁群众看，就业困难加上生活成本增加，收不抵支使得易地搬迁脱贫的农户普遍面临着收入风险、资产风险和福利风险。发展不足的劣势会诱发长期发展不可持续并带来返贫风险。

研究基于在武陵山片区4省33个乡镇的典型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832份有效问卷数据，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运用Critic权重法、综合指数测算法和因子贡献度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脱贫农户潜存的返贫风险因素及程度，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综合指数测算结果显示，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贫风险程度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态势。根据安置方式和就业类型细分样本后，其返贫风险均呈现中度>轻度>重度的分布特征，表明农户在脱贫后易受家庭抚养负担、自身教育水平、搬迁地基础设施等因素的限制，在集中性脱贫后有再次陷入贫困的风险。

第二，因子贡献度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导致调研区域形成返贫风险的各因素的高低次序分别为：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人力因素>保障因素>产业因素>家庭因素。可见在众多致贫因素中，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是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户形成返贫风险的主要原因。

第三，为持续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成果，帮助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现提出以下六点对策建议：一是提高搬迁群众受教育培训水平，增强搬迁群众内生发展能力；二是搬迁群众需提高自我发展意识，增加个人生计资本；三是补齐安置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做好搬迁群众社会保障工作；四是积极发展扶贫产业，拓宽搬迁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五是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搬迁群众金融约束；六是建立健全搬迁群众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筑牢返贫防线。

2022—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将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作为底线要求，这不仅是“十四五”时期的重点目标，更是立足中国国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在全面脱贫取得胜利后，通过易地搬迁重构贫困农户的外部发展条件仅是扶贫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后续还需密切关注搬迁群众的生计问题，实现“换穷业”，探索多渠道防贫措施，打破贫困陷阱的内生性，真正做到“拔穷根”，实现巩固拓展现有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强化易地搬迁人口后续保障措施是进入反贫困新阶段，防止搬迁户返贫的关键^[45]。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发现的搬迁人口存在的返贫风险及致贫因素，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阻断易地搬迁农户返贫路径，解决“搬得出”后“稳得住”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扶持工作可通过外部“造血式”资源配置打造稳定脱贫空间，在激活搬迁农户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真正脱贫不返贫。具体可从以下五方面采取措施：

加强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传递。帮助搬迁农户思想上主动脱贫，增强其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意识，提升其市场参与能力，拓宽生计渠道。首先，应切实将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提高搬迁地区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扩大教育资助范围，强化控辍保学长效机制，保障脱贫户受教育权利，助力其摆脱贫困亚文化。其次，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强化多方合作、协同发力。通过东西合作，实现地区间教育结对帮扶、资源共享、深化劳务协作、人才互输，以外源性支持带动安置地区内生性发展，内外部联合帮助搬迁农户实现稳定脱贫发展。最后，需紧跟市场人才需求，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统筹相关资金，根据省内外用工需求和贫困劳动力特点，为易致贫返贫农户提供与就业岗位相契合的技能培训课程，传递现代新思想，转变旧发展观念，提升其应对外界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首先，搬迁农户应积极主动参与安置社区建设及其举办的公益活动，增强集体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扩大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更多外部资源和支持，增加个人社会资本以获得机会和帮助。其次，搬迁农户应注重家庭及个人的教育投资，主动参与政府及社区举办的职业培训、技术指导，提高自身技能和知识水平，增加人力资本以提高个人的再就业竞争力和工作能力。再者，搬迁农户应在政府支持、党员带领下克服“等靠要”等依赖思想，树立脱贫的信心和勤劳致富的信念，积极寻找稳定的工作机会或创业机会，扩宽收入来源渠道，合理规划和管理家庭收支，提高经济资本积累以应对生活物质需求及突发状况。最后，搬迁农户应转变传统健康观念，注重身体健康管理和保障，通过定期体检、接受健康教育、购买健康保险等方式保护个人和家庭健康，预防日常疾病，减轻因病致贫的风险。

脱贫不脱政策，完善后续帮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预防脱贫农户返贫的重要抓手。首先，需补齐安置区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服务覆盖度和适配性。实现安置点与外界更为便捷的互联互通，着眼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户增收创造条件。其次，需健全县乡村一体化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搬迁群众满意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迁入地政府需将搬迁户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内，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在教育方面，构建定点帮扶机制，保障搬迁群众子女就近接受义务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降低因学返贫可能性^[46]。在医疗方面，做好搬迁人口基本医保资助、应保尽保，稳步提升搬迁群众医疗保障水平，防止因病返贫^[47]。在养老方面，提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完善社区老年人康养服务和养老服务网络，防止因老返贫；最后，需实现搬迁农户迁出地权益流转与迁入地权益落实之间的存续与转移。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下搬迁农户在迁出地享有的集体资产分配权益和承包地流转收益，平稳过渡到迁入地并继续享受。

立足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作为一种内生发展机制，产业扶贫是促进搬迁安置地区自主发展，帮助脱贫群众提岗增收的有效途径^[48]。首先，迁入地政府需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优化举措。完善安置区内基础设施，通过资金支持、税收优惠、金融信贷等组合措施吸引外部企业入驻安置区，投资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其次，可将安置点融入县域经济发展范畴。依托县域经济发展优势，打造特色扶贫产业奠定发展基石。在绿色环保的基础上发展一批能带动搬迁农户就业的特色优势富民产业，助力搬迁群众稳定脱贫、逐步致富。最后，建立企业与农民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搬迁农户就业增收。引导当地企业和用人单位吸纳搬迁劳动力，创新以工代赈、扶贫车间、自主创业等方式为搬迁群众非农就业搭建平台，拓宽搬迁农户就地就近就业渠道，带动搬迁群众多元化增收，减少因收入不稳产生的返贫风险，有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打破传统界限，实现普惠金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离不开金融力量的支持，金融服务能从贫困发生的多维度出发助力可持续扶贫，缓解农户返贫和新致贫问题^[49]。应促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帮助搬迁群众实现稳定脱贫。首先，需加强搬迁群众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教育。发挥基础组织作用，做好小额信贷等金融服务的宣传工作，培养搬迁群众正确的信用意识，并监督农户信贷资金用途，引导信贷资金用于其自身发展。其次，需加强搬迁安置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供给和服务方式。数字金融拓展了传统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从客观上为发展普惠金融创造了更为有利的金融环境，对有贷款需求的搬迁群众应贷尽贷，满足其发展需求。最后，需引入多层次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培养多层次、多类型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可发挥各自的金融供给优势，为易返贫致贫搬迁群众提供差别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高金融可及性以缓解搬迁群众的金融约束，有效降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概率。

构筑监测机制，把控返贫动向。首先，可借助数字技术，构筑返贫动态监测预警平台。依托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线上监测和线下核查相衔接，及时根据收支情况及生活状况捕捉易返贫致贫人口贫困信息，系统分析搬迁群众的贫困状态演变特征，精确研判其潜在的致贫原因，根据搬迁群众发展情况动态调整防返贫帮扶措施，精准施策助力搬迁群众平稳发展。其次，可将安置区融入所在县域，实现两者间的互联互通。可以县域为中心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辐射带动迁入地一体发展，将安置区后续扶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增加安置区发展机会。最后，需立足地区实际，筑牢返贫防线。积极推动各项方针、政策与帮扶制度连续、深入推进和实施，延续优化脱贫攻坚期内定期研究、书面述职等制度，继续实行各级帮扶干部“包片+包村+包户”制度，对脱贫户进行联系帮扶，提高搬迁群众满意度和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