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 Functions,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Key Lesson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Journals: Focus on Journal Women's Life

“期刊媒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利器，既能客观地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又能对社会变迁的种种因素做出一定程度的揭示，同时又会反作用于社会。”^[1]2期刊的创办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期刊传播知识和信息，提供休闲和娱乐，又影响着受众的思想、认知、心理等，可以形成社会交流，构筑文化空间，形塑社会品格，推动社会发展。期刊和社会的双向作用过程在中文期刊发展史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中文期刊大量创办于经历社会剧烈变迁的近现代中国，传播先进思想和理论，引导和启蒙民众智识，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彰显出期刊巨大的社会价值。当前，新媒体的出现和高速发展对传统媒体造成极大冲击，期刊行业面临重重挑战，其中就涉及对期刊社会价值的评价问题。深入研究期刊社会价值，科学总结期刊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正确认识期刊发展规律和经验，对于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面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刊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深化对期刊社会价值的研究，对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目前关于期刊社会价值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第一，期刊整体社会价值和功能定位研究。张玉霞指出期刊社会性的关键在于人类利用期刊服务社会^[2]。邬书林表示期刊具有不可或缺的知识功能和信息功能的作用^[3]。杨清莲指出期刊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信息功能、宣传功能、教育功能、文娱功能^[4]。黄耀红以《新青年》等期刊为例说明期刊在社会转型中可以传播先进社会思潮和理念^[5]。梁徐静认为，期刊深挖传播内容、深度分析可以引发全面思考和客观评价^[6]。部分学者聚焦学术期刊，挖掘学术期刊的价值和功能。郭燕红指出学术期刊反映最新学术成就，是学科发展的前沿^[7]。杨志华关注“从新思想产生到形成学术论文、同行评议、出版以至期刊到达读者的过程中，所有增加价值的步骤所组成的全部有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构建的学术期刊价值链^[8]。郑英隆认为学术期刊的社会价值源于其传播学术信息，发表学术成果，在学术研究的上下游之间起中介作用^[9]。

第二，期刊引领力研究。其一，关于期刊是否具有引领力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期刊具有引领力。杨国兴等表示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发挥推动和引领作用^[10]。刘曙光认为不能否定学术期刊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但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作用^[11]。罗重谱认为，社科学术期刊的引领力突出体现为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引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引领，学术规范和学术生态引领，学术评价和学术人才培育引领^[12]。邹晓东认为“引领创新”是学术期刊的高阶追求，学术期刊应注重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引领学术的实际能力^[13]。其二，关于期刊如何发挥引领力的研究。韩云波等认为社科学术期刊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要做好引领问题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四点实现对问题议程的全面引领^[14]；学术期刊必须厘清西方化与中国化、规范化与本土化、客体化与主体化、批判性与建构性、演绎性与实证性、阐释性与问题性六对辩证关系，强化自身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平台功能，实现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引领^[15]。赵超提出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学术期刊可以通过提升议程设置能力、推动学术共同体形成发展、重构适应于话语体系构建的学术评价体系、增强传播话语体系的能力进行主动引领^[16]。

第三，对期刊和意识形态工作关系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期刊与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强关联。魏志奇强调必须坚持政治家办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17]。王政武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双重属性，担当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使命^[18]。赵慧指出党政期刊应当通过强化理论武装、重视话语表达、加强阵地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19]。韩婧认为应高度重视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从规章制度上把好导向关和质量关，从思想意识上提高期刊工作者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20]。

目前对期刊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学术期刊，认为其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既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又能够并且应当引领学术创新发展，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但学界对期刊社会价值的研究较为薄弱，现有分析不够深入和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增强。一是缺乏对各类型期刊的整体观照。除学术期刊外，其他期刊同样构筑公共文化空间，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期刊社会价值，应当全面系统研究各类期刊，形成对期刊社会价值更加完整系统的归纳总结。二是缺乏对期刊史的挖掘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21]。当前，学界对期刊社会价值的研究多集中于当下的办刊实践，对期刊史的关注和考察不足。中文期刊诞生以来，在传播思想理论、启蒙动员民众、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诸多作用，为梳理总结和考察研究期刊社会价值提供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案例。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就应当在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22]。在期刊社会价值的相关研究中，就应加强对期刊史的研究，完善对期刊社会价值的研究。三是现有研究缺乏对优秀期刊个案的挖掘。中文期刊史上涌现了大量优秀期刊，其办刊历程和成果充分彰显了期刊具有的社会价值，深入挖掘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有助于深化对期刊社会价值的认识和研究。

中国现代出现了许多优秀中文期刊，《妇女生活》即其中一例。《妇女生活》1935年创刊于上海，1937年底因上海沦陷迁往武汉，1938年10月因武汉失守迁往重庆，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妇女生活》办刊历程波折不断、屡经磨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群众投身抗战救亡。学界对《妇女生活》的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内容。一是《妇女生活》在中国现代妇女运动中的表现，主要指向其在30年代“妇女回家”论争中的表现。宋晨露对比具有中国共产党背景的《妇女生活》和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副刊《妇女周刊》在30年代“妇女回家”论争中的表现，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始终影响着两份报刊的话语表达^[23]。二是通过《妇女生活》的抗战宣传动员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策略。刘亮认为《妇女生活》注重观念引领，发表进步文章驳斥错误观点，动员策略多样，创新了统一战线的宣传方式^[24]。无论是积极推动妇女运动，还是致力于抗战宣传动员，都是《妇女生活》主动介入重大社会事件的尝试和实践，能够反映和体现期刊的社会价值。现有研究未从期刊社会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没有通过其办刊实践提炼总结期刊社会价值及期刊实现社会价值的路径经验。《妇女生活》经历的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经历重大危机、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期刊在这一进程中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发挥了期刊的重要社会价值。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个案，从期刊社会价值角度研究《妇女生活》，对于深入认识期刊社会价值，归纳期刊实现社会价值的实践路径，总结其对当下期刊工作的经验启示，推动中国期刊高质量发展，具有良好的借鉴启示作用。

《妇女生活》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广大妇女群众投入抗战救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战斗阵地。《妇女生活》的办刊实践体现了期刊社会价值的三重功能内涵：一是期刊汇聚各方观点言论，形成对话交流，消除误解隔阂，增进团结；二是期刊传播理论主张，引领理论建构，推动工作开展；三是期刊承载精神信念，可以传承精神、坚定信念、启蒙民众，维护民族利益。

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具备本体功能和派生功能，本体功能主要表现为知识的生产、再生产、传播，派生功能表现为知识服务和知识引领^[25]。以此推而广之，期刊实现社会价值正是通过内容的生产、再生产和传播对读者形成服务、引领等影响，从而进一步对社会产生作用，体现期刊社会价值；又因期刊连续出版累积时间效应，使得期刊社会价值更鲜明并具有时间性。从这一视角考察期刊社会价值，可将期刊社会价值的内涵凝练概括为：汇聚观点言论、传播理论主张、承载精神信念。

从内容生产角度看，期刊生产的内容即观点和言论。人们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正是在阐述和表达自身的观点，提出自身的言论，而期刊则是将这些观点和言论汇集于一处进行展示和呈现的平台。观点言论是某种理论主张的具体体现，理论主张是这些观点言论的根源。从内容传播角度看，连续出版的期刊持续表达某些观点和言论，实现对某种理论主张的传播和扩散。例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政治、教育等的观点和言论，汇集起来就是维新派的变法主张，而这些变法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维新派报刊的出版发行而得以广泛传播。同时，理论主张得以广泛传播后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从而将会产生更多有关这一理论主张的观点言论。汇聚观点言论是传播理论主张的内容基础，传播理论主张是汇聚观点言论的客观结果，同时理论主张的传播有助于产生新的观点言论。两者的相互作用推动新观点新言论不断产生，促使理论主张得以不断创新完善，而这种发展最终的应然导向则是对某种精神信念的承载和升华。从《新青年》开始，许多期刊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过程中为更多人所接受并得以不断发展，这一过程的本质就是人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

期刊是汇聚观点和言论的平台，各色观点和言论经由期刊的汇集和传播得以为人所知，同时这些观点言论以期刊为平台形成对话和交流，经由充分的对话交流进而凝聚共识、推动团结。例如，当下学术期刊通过设置专栏、专题，引导学者关注重要议题，汇聚不同学者对同一议题的不同观点，深化对重要议题的关注和讨论。学术期刊还通过召开学术会议，汇聚各地学者，搭建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又或是召开办刊同仁的会议，交流办刊的认识、经验和优秀做法，推动实现共享优秀办刊资源的跨地域期刊集群建设，比如近年来重庆社科学术期刊集群建设就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6]。《妇女生活》在抗战中充分发挥了期刊这一功能内涵。

其一，汇集各方关于抗战救亡的意见。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许多爱国妇女有意支援抗战救亡，但因当时救亡工作缺乏统一领导，各团体分散工作，常出现某些工作重复做而某些工作又无人做的现象，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也耽误救亡工作的开展。《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甫到武汉便感慨，“这里的一般的妇女界，太缺少组织了”^[27]。例如，战时难童救助的工作虽颇受关注，但最初缺人出面组织推动。在一次《妇女生活》社组织的妇女座谈会上，参会的沈兹九、史良、安娥、孟庆澍(又作“孟庆树”，本文统一作“孟庆澍”)、杜君慧等人认为，抢救战火中的儿童虽是当务之急，但“一无房子，二无经费”，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筹备，一方面应积极宣传，营造舆论氛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以增强保育力量^[28]。会后，《妇女生活》开始发表与战时儿童保育相关的文章，呼吁“儿童是国家的幼年主人，民族解放的后备军”，不仅需要救护，也需要“启发他们民族的意识，训育他们集体生活，施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教育”，从而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幼年主人翁的任务”^[29]。此后，《妇女生活》还策划了一期“战时儿童保育专号”，包括宋美龄《谨为难童请命》^[30]、李德全“保我儿童”题字^[31]、郭秀仪《我愿献身于战时儿童保育事业》^[32]；也有杜君慧《对战时儿童保育运动应有的认识》^[33]、曹孟君《如何保育我们的孩子》^[34]、史良《儿童保育会的成立与妇女界大团结》^[35]等文章。《妇女生活》发表的系列文章，汇聚了各方人士关于战时儿童保育的观点和言论，众人发文表态支持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形成推动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舆论合力，营造了合力抢救难童的舆论氛围，对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发挥了推动作用。

其二，在汇集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各方救亡力量的汇聚。期刊不仅可以汇聚观点和言论，在适当的时机还可以成为汇聚人员的平台，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在武汉时，沈兹九数次以《妇女生活》社的名义邀请当时汇集武汉的各党派妇女工作者召开座谈会，促成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者当面交流。1938年1月12日，《妇女生活》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现阶段的妇女文化工作问题”，沈兹九任座谈会主席，参会者有彭慧、陈纪彝、陆惠年、安娥、唐国桢、陈逸云、庄静、王汝琪、王作民、杨慧琳、邓颖超、杜君慧、傅伯群、吕晓道、徐闿瑞、刘清扬、孟庆澍等^[36]。1938年2月22日，《妇女生活》社再次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纪念当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沈兹九主持会议，唐国桢、庄静、邓颖超、曹孟君、杨慧琳、孟庆澍、史良、杜君慧、傅伯群、傅岩、王一冰、刘清扬、彭慧、李文宜、徐镜平、陈纪彝、陆慧年、季洪(笔名“寄洪”，本文除引用原文外统一作“季洪”)等人参会^[37]。两次座谈会参会人员均来自不同党派，如唐国桢、陈逸云、徐闿瑞、庄静、吕晓道等为国民党党员，陈纪彝是基督教教派人士，邓颖超、孟庆澍、杜君慧等是中共党员。座谈会上大家各自发表观点，如在妇女文化工作座谈会上，陈纪彝、唐国桢、陈逸云、刘清扬、邓颖超、孟庆澍、徐闿瑞、庄静、吕晓道等都有发言，一致表示抗战是当时的中心工作；在讨论怎样纪念“三八节”的座谈会上，与会者更是达成共识，要“努力于全中国妇女的团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希望成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妇女组织”，并且要“作成立全国统一组织的准备”，以及“征求全国妇女领袖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诸先生的意见，希望她们来负责领导”^[37]。

其三，汇集意见有助增进交流、消除隔阂，推动统战工作开展。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关系比较融洽，但要开展妇女工作还需进一步做好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将当时聚集在武汉的各党派妇女工作者联系起来，沟通意见，消除隔阂^[38]。《妇女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刊社名义出面邀请各党派妇女工作者齐聚一堂进行交流，有力协助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妇女界统战工作的开展。对此，沈兹九曾回忆说：“我们竭力在政治上提出：全国妇女，不分阶层，要团结一致的口号和理论。抗战三年多以来，妇女抗战工作中，相当地能团结合作。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小宝贝，相当地有了小小的贡献。”^[39]

《妇女生活》在抗战中汇集各方言论，逐渐形成舆论合力，汇聚了各方抗战力量，巩固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期刊具有汇集观点言论的功能内涵。比如有学者指出，科技期刊能够为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及科研成果的传播与交流提供平台支持，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拉近不同科研人员学术交流的距离，搭建广阔的交流平台^[40]。期刊具有平台作用，可以打破时空局限，缩短交流距离，以汇集观点言论形成对话交流，进而消除隔阂、实现合作、推动团结。

期刊是理论主张的传播渠道，观点言论是理论主张的具体呈现，因此，期刊发表观点言论，实质上就是在传播理论主张。期刊传播理论主张，不仅可以推动理论的广泛传播，还可以引领理论构建和完善，同时，通过宣传工作主张，可以落实工作部署、推动工作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必读材料之一，该刊宣传列宁的建党思想和有关共产党的知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和思想准备^[41]。《妇女生活》在办刊实践中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主张，推动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开展。

其一，《妇女生活》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参与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理论建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妇女工作方面，需要加强对妇女大众的宣传，以唤醒妇女大众的革命意识。当时，中国共产党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论和妇女工作的主张在上海等大城市多通过进步妇女团体主办的期刊进行宣传^[42]146-147。《妇女生活》正是这样一本期刊，其办刊始终秘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刊载了大量由杜君慧、罗琼等中共地下党员撰写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社会现象、论述妇女问题的文章。杜君慧介绍妇女解放思想时说：“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了解是和一般的民主主义者乃至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解完全不同。他是从历史的财产私有制度及阶级的支配关系中指明白妇女所以被压迫的根本的原因。换言之，在财产私有制及阶级支配存在的限度内，妇女决无获得解放的可能。”^[43]她还将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把妇女解放问题看作整个社会问题的一环，同时把妇女解放运动看作整个社会革命运动的一分野”^[43]。杜君慧谈家庭问题时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将家庭的性质与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否认“家庭的神圣性与固定性”，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家庭的形式也随之改变，她指出“前者(指封建大家庭——引者注)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大家庭制，后者(指资本主义化的家庭——引者注)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小家庭制”，资本主义化的家庭是以男权及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44]。《妇女生活》刊载文章向读者阐释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启发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分析妇女问题，同时还经常向读者推荐恩格斯、列宁、倍倍尔、柯伦泰、蔡特金等人的著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妇女生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同时，进一步助推了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理论建构。

其二，《妇女生活》自觉落实中国共产党有关妇女工作的部署，宣传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主张。1934年，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工作做出部署，“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劳动妇女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苏联妇女生活的情形，告诉她们苏联的妇女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取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向她们解释苏联妇女的道路就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45]。《妇女生活》创刊后，刊文详细介绍苏联妇女在政治上所获得的平等权利^[46]，并连续刊文向读者宣传介绍苏联妇女各方面生活的情形。《妇女生活》共刊载与苏联相关的内容225篇，在其全部文章中占比近10%，包括文章、照片、漫画、译文等，内容涉及苏联的时事报道、苏联作家的文章以及沈兹九等人撰写的介绍苏联妇女生活的文章等。可见，《妇女生活》持续地落实中国共产党有关妇女工作的主张，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进行宣传。

其三，编者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期刊成为推动工作开展的重要阵地。《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在创刊之初并非中共党员，在办刊过程中，通过选择、阅读、编校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通过和其他参与办刊的中共党员接触和交往，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认识，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越来越坚定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于1939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办刊过程中，沈兹九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妇女生活》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和主张的传播，也从书面内容的传播扩展为更具主动性地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统战等实际工作。1938年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委派邓颖超和孟庆澍组建妇女运动委员会，在武汉依靠《妇女生活》《战时妇女》《妇女前哨》等进步妇女期刊开展宣传、动员和组织联系工作^[47]。沈兹九在上海时，曾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的安排下，偕同史良与宋蔼龄有过接触，到武汉后，因为史良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宋美龄常常邀请她出席妇女界的活动，正是在这些联络和交往的基础上，史良和沈兹九受邓颖超之托与宋氏姐妹交往酝酿，推动了宋美龄出面主持战时妇女动员工作^[48]303。此后，沈兹九因其期刊主编身份得以在宋美龄领导下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文化事业组组长^[49]。任职期间，沈兹九利用文化事业组组长这一身份尽其所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如利用组长职权引进中共党员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官方期刊上大量刊载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呼吁团结的内容。沈兹九曾邀请中共党员徐鸿到文化事业组工作，徐鸿负责编辑妇女指导委员会公开发放的“壁报资料”，主要内容来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50]。曾与沈兹九共同在文化事业组工作两年多的郑还因回忆称，沈兹九在文化事业组任职期间，勇于斗争，凡遇稿件中有否定中国共产党抗战事迹的内容，则坚决不予采用。郑还因还说，沈兹九在文化事业组任职期间有层次有计划地出版期刊，为宣传推动抗战取得了良好效果^[51]84。

期刊推动理论广泛传播、引领理论建构完善、促进实际工作开展的功能内涵，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52]；“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53]。期刊界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化为实际行动，比如《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以来先后设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再反思”等专题，引导学界持续关注、参与、推动相关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切实促进了“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发挥了期刊传播理论主张的社会价值。

期刊承载和捍卫精神信念，发挥传播精神、启蒙民众、维护民族利益的功能内涵。期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民族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明建设等方面能够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有学者指出，期刊既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平台，更是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传递者和重要阵地^[54]。《妇女生活》始终坚持抗战立场，争取民族独立；积极投身救亡，鼓舞抗战士气；追求民族解放，矢志不懈奋斗，体现和传承了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和激发了民族信念，充分实现了期刊社会价值的功能内涵。

其一，《妇女生活》抗战立场鲜明，争取民族独立。《妇女生活》的创刊，源自编者反对侵略、主张救亡的精神。《妇女生活》创刊前，主编沈兹九在《申报》主办副刊《妇女园地》“揭‘友邦’(指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相、国民党的丑态”，“撒抗日救亡的种子”^[51]31，因而面临被停刊的危机。当时有人向沈兹九建议，避谈国事，内容改为化妆、做菜一类以维持刊物。沈兹九谢绝了这一建议，经与杜君慧等人商议，决定创办《妇女生活》以继续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在后续办刊历程中，《妇女生活》从未改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独立”^[51]32的办刊宗旨，体现出抗战到底的鲜明立场。

其二，《妇女生活》积极投身抗战救亡，发动群众抗战，鼓舞抗战士气。“一二九运动”以后，为了支持抗战救亡运动，《妇女生活》参与发起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沈兹九负责该会宣传工作，《妇女生活》相应成为妇女救国会宣传动员各阶层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期刊，主要通过评论和特辑来指导和推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48]280。《妇女生活》还相应推出“救亡运动特辑”，面对日本的侵略，着重关注讨论“妇女们参加救国抗敌运动的问题”^[55]。上海沦陷后，针对国内蔓延的悲观情绪，《妇女生活》载文称：“也许你们最近看到，我们军事上一时的失利，会悲观失望，甚至失掉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吧？朋友们！假使你们之中，有人这样想的，这是错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次的抗战是长期的，我们所采的战略是持久战消耗战，三四个月的战争，本谈不到什么最后的胜败；同时阵地一时的变动，城池一时的得失，更说不上什么决定的胜败。”^[56]全面抗战爆发后，《妇女生活》刊载与抗战相关的内容明显增多，常设栏目有“半月时事”“战局图”等，剖析抗战军事政治形势，驳斥投降的错误论调，同时宣传正面抗战事迹、传播救亡工作经验等，以鼓舞民众抗战士气，坚定大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其三，《妇女生活》追求民族解放，矢志不懈奋斗。《妇女生活》矢志追求民族解放，对于妇女大众的抗战动员不遗余力，以主编沈兹九为首的期刊编者、作者积极参与实际抗战救亡工作。沈兹九回忆说：“我们竭力鼓吹参加抗战工作……例如动员作者读者推动或参加战时儿童保育，慰劳伤兵难胞，从事生产事业，推行妇女文化，加紧妇女训练。”^[39]第二任主编曹孟君说：“‘妇生’的战斗和全国妇女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分不开，‘妇生’百期的历史，因此就是妇女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57]读者切实受到《妇女生活》的感召力，有读者回忆，正是通过阅读《妇女生活》让她明白争取妇女解放必须和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相结合，因此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51]98。《妇女生活》以争取民族独立为办刊宗旨，始终致力于宣传抗战救亡，投身民族解放运动，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信念。

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出版周刊《全民抗战》，邹韬奋表示创办该刊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全民抗战》销量很快达到30万份，成为当时极受读者欢迎的期刊。《妇女生活》和《全民抗战》等期刊的实践证明，期刊具有承载精神信念的功能内涵，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可以深化爱国精神，维护民族利益。当下面对全球深刻复杂的形势变化，期刊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等方面理应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诚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华性”是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国社科期刊要以“中华性”引领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整体推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58]。期刊具备承载精神信念的功能内涵，不同历史阶段的期刊应聚焦所处阶段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这一功能内涵。

《妇女生活》在抗战的烽火中，汇聚各方观点言论，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战救亡的理论主张，凝聚爱国精神和民族信念，在动荡时局中展现期刊的社会价值，至今仍然受到关注，说明期刊充分彰显社会价值能够形成长期影响，也为当今期刊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期刊要实现社会价值必须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觉维护并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现实需要。沈兹九创办《妇女生活》有两个目的：一是她亲眼目睹当时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饱受压迫，想要通过办刊为妇女谋求解放；二是面对日本对华侵略，想要通过期刊宣传民族解放、引导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正如长期从事《妇女生活》编辑工作的季洪所说，《妇女生活》“主要担负起了宣传、动员和组织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任务”^[48]275。《妇女生活》的创办源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积极参与抗战救亡，力求挽救民族危亡以维护国家独立完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需要，呼应了当时妇女群众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生活处境、谋求独立解放的现实需要，这是其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在此后的办刊历程中，《妇女生活》为谋求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不懈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呼吁并促成建立全国统一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参与并推动抗战中的儿童保育工作，宣传鼓动妇女群众参加抗战救亡。《妇女生活》将办刊宗旨贯彻始终，投身抗战救亡实际工作，坚持维护国家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将期刊的生存发展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期刊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强调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59]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期刊实现社会价值指明了最根本的实践路径，期刊工作者要矢志不渝自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实现期刊的社会价值。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是期刊实现社会价值的必由之路，比如王学典以《文史哲》在1951年发起的一系列学术论战为例，说明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需求，努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正是《文史哲》能够引领时代、创造历史的原因。他指出当时《文史哲》就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史问题等发起学术讨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置换民国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在推动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

期刊要实现社会价值，就不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只做书面的工作，必须高度关注关切社会现实问题，积极介入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妇女生活》全体编辑人员纷纷投身抗战救亡的实际工作，如沈兹九等人注意到战争中大量儿童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失养失教，造成大量儿童伤亡，影响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因此发起并参与战时的儿童保育工作。沈兹九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宣传委员会主任时，带领宣传委员会编辑儿童读物，组织儿童宣传队各地宣传并且“招待新闻界”，还面向国际出版英文特刊宣传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意义以募集物资，并摄制难童电影片到各地放映以扩大影响^[61]。《妇女生活》编委罗叔章、杜君慧等人，亲赴战区抢救难童，护送难童安全到达后方，她们还担任保育院院长，亲身参与战时儿童保育的具体实践。

《妇女生活》投入战时儿童保育的具体实践，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战时儿童保育的力量，推动了此项工作，使得期刊在战时儿童保育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也为办刊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提升了期刊的文章质量。《妇女生活》刊载的战时儿童保育相关文章，大多来源于实际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文章内容均与儿童保育的具体实践密切相关。《妇女生活》所载与战时儿童保育相关文章共47篇，实际从事儿童保育工作者供稿情况如下：沈兹九3篇，另有复保育工作者信1篇；曹孟君5篇，罗叔章5篇，刘尊一1篇，杜君慧4篇，刘清扬3篇，徐镜平1篇，汪树棠1篇，共计24篇，占比超过一半。杜君慧曾担任重庆陕西街万寿宫临时保育院院长，罗叔章曾担任均县保育院(后改为直属第一保育院)院长，曹孟君在总会任职保育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人到战区抢救儿童并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后来由刘尊一接任曹孟君院长一职，徐镜平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并且曾到前线抢救儿童，刘清扬和汪树棠都参与过护送保育院儿童前往后方的工作。她们为期刊撰写的文章来源于战时儿童保育的实际工作，既有对工作的记录和反映，也有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建议，不仅对当时的保育工作起到了借鉴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期刊创办之初往往是服务于办刊者现实活动需要的，办刊者多为相关领域的资深参与者，期刊活动和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相互推动。汪康年创办旬刊《时务报》作为维新运动的舆论阵地，主笔梁启超等人是维新运动实际的推动者，《时务报》的编办和维新运动的具体实践形成密切关联^[1]91-92。向警予主办《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和党刊《长江》，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她本人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深入上海各大工厂联系女工进行宣传工作，组织丝茧女工团等推动妇女运动^[42]121-123。

期刊工作者应传承这一优良传统，将办刊和具体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深化在期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工作者应当积极投身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和实践中，积极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充分发挥期刊在这一进程中的能动作用。

期刊能否实现社会价值，与期刊的编者、作者等有极大的关系。期刊作者群的发展变化会影响期刊的宗旨定位和期刊的形态，而作者群依赖于以期刊主编为中心的人际网络联系来实现^[62]。期刊实现社会价值，依赖于主编对编者、作者队伍的构建，多位友人评价沈兹九是一个非常善于交朋友的人，她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充实完善《妇女生活》的办刊队伍，构建起认同期刊办刊方向，能够为期刊提供有效支撑的办刊队伍，保障了《妇女生活》的编辑和出版，是期刊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人员基础。

《妇女生活》逐渐形成了一支以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进步人士为主的办刊队伍，为期刊提供符合其办刊宗旨的稿件，共同开展办刊活动和抗战救亡工作。这支办刊队伍的形成主要有四个途径。其一为沈兹九的学生、亲人或朋友，如季洪、罗叔章、沈西苓等。其二为经杜君慧介绍而加入的中共地下党员，如罗琼、陈修良等。其三为以生活书店为核心凝聚起来的一批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士，如邹韬奋、张仲实、金仲华、钱俊瑞、夏衍、沈志远、戈宝权、柳湜等；《妇女生活》在胡愈之的帮助下得以加入生活书店，也获得了生活书店所集聚的这批作者资源^[63]。其四为经由救国会这一组织建立起联络的作者，如何香凝、曹孟君、史良等。

《妇女生活》之所以能够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不仅有赖于这样的办刊队伍，也离不开队伍间的充分沟通、学习和合作。沈兹九后来说：“《妇女生活》的编辑组织形式实际上是读书会，读书会先由杜君慧同志领导，1936年6月杜君慧同志离开上海后，改由钱俊瑞同志领导。参加的都是进步妇女，大家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如张仲实、沈志远的著作，请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分析研究形势，交换编辑工作中的意见，用以推进工作。”^[51]57-58在有组织的领导下，各位编者、作者充分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学习，对期刊的办刊宗旨和方向形成了更深的认同。杜君慧、罗琼等为期刊撰写了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剖析社会现象的理论文章。沈志远、张仲实、邹韬奋、钱俊瑞、薛暮桥、金仲华、柳湜、郭沫若、夏衍、于伶、章泯、石凌鹤、吕骥、蔡若虹等为期刊提供有关社会科学、农村经济、国内外形势、文艺作品与评论以及诗歌、绘画的各种稿件^[51]46-81。这些文稿符合《妇女生活》的办刊需要，保障了期刊的办刊方向和质量，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等知识，是期刊实现社会价值的内容基础。此外，邓颖超、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等知名妇女，以及郭沫若、茅盾、章锡琛、邹韬奋等知名人士，都曾为《妇女生活》供稿。知名人物为期刊供稿，有效提升和扩大了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期刊要实现社会价值，应当注重队伍的建设、凝聚、学习和沟通，在形成稳固的核心办刊队伍同时，不断拓宽期刊作者群体，吸纳具有影响力的优质作者，为期刊提升质量、扩大传播范围、增强社会影响提供助力。

深入考察各类期刊办刊实践，充分总结不同时期期刊实现社会价值的特点、路径等，能使期刊社会价值的研究结论更加准确严谨。抗战时期的进步期刊《妇女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战救亡，动员组织妇女群众支援抗战，参与促成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期刊社会价值，为当下期刊工作者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实现期刊社会价值提供了如下经验启示。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期刊实现社会价值的最根本保障和最重要原因，期刊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顾《妇女生活》的办刊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期刊能够生存发展、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其一，中国共产党为《妇女生活》指明了发展方向。沈兹九主编《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时就有杜君慧等中共党员协助其办刊，《妇女园地》面临被停刊的风险时又是杜君慧提议创办《妇女生活》，《妇女生活》因上海沦陷迁往武汉以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指导下进一步投入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期刊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51]212-213。其二，中国共产党为《妇女生活》提供了办刊保障。《妇女生活》创刊半年，原本的发行方上海杂志公司不愿继续合作，期刊失去出版经费，经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牵线转入生活书店，为其提供了经济保障，使其得以能够继续出版^[39]。杜君慧、罗叔章、曹孟君等中共党员陆续加入《妇女生活》编委会，参与期刊编辑，并为期刊撰写大量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的文章，是期刊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蒙动员读者群众的人员和稿源保障。其三，中国共产党为《妇女生活》作出了实践指导。期刊在上海出版发行时，中共党员杜君慧、钱俊瑞先后指导期刊编委会；迁到武汉出版后，邓颖超经常参加期刊编委会，讨论选题并为期刊撰写稿件，指导编者投入统战工作^[51]213，为期刊宣传抗战救亡、组织动员群众、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大量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64]《妇女生活》的办刊历史，生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期刊生存发展、实现社会价值最根本的保障和最重要的因素。当今的期刊工作者在办刊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期刊工作的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充分实现期刊社会价值。

二是期刊具有引领作用，必须自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充分实现期刊社会价值。

期刊是传播媒介但不止于传播媒介，《妇女生活》在动员妇女大众支持抗战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既团结又斗争，有力推动了当时妇女界的抗战救亡工作。《新青年》在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以一刊之力推动白话文成为主流语言表达和应用方式，形塑一代读者的观念和行为，影响了社会变革的方向，引导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65]。邹韬奋为能够独立经营《生活》周刊而创办生活书店，并在经营《生活》周刊的过程中结交了徐伯昕、胡愈之等大量进步人士。生活书店在抗战中出版大量进步书刊，团结了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是一块进步文化的战斗阵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66]。以上事例说明期刊不仅止于传播，期刊完全可以引领学术、文化、社会的发展，甚而引领时代、创造历史。因此，当下的期刊工作者应当自觉发挥期刊引领作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以充分实现期刊社会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53]。有学者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战略^[67]。期刊具有引领作用，因而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期刊工作者应当积极发挥期刊引领作用，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

三是期刊具有多重属性，既有文化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守牢意识形态阵地。

《妇女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和抗战事迹，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块重要宣传阵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群众》周刊，《群众》以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主张为自身职责使命，因身处国统区而时时处于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下，其命运随国共关系亲疏远近的变化而起伏不定^[68]。以上事例均说明期刊除作为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属性之外，还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期刊更应当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载体，面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期刊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69]。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互为属性，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表达客体的载体，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立场^[70]。中国期刊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自觉批判抵制错误思潮和言论。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守牢意识形态阵地，才能充分实现期刊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