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传播的重要渠道，孕育了毛泽东同志等早期共产党员中“行动的一代”^[1]。根据中共二大提出的“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教育纲领，共产党人在领导各地农民运动时都申明普及农民义务教育的革命主张^[2]38-41。苏区政府由此创办了一批师范学校和短期教员训练班，兼收有志从事革命教育的适龄青年、当地旧知识分子、旧私塾先生和农村妇女群众，实施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短期集中教师培训，从而在师资储备上满足十余个革命根据地推行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基本要求。如中央苏区于1932年创立闽瑞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开办寒暑假教员训练班等。这一时期师范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为工农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建立和巩固新的红色政权服务，要求在实施中以注重数量、在职培训为主，并要求课程设置以“实际、精简、集中、连贯”为特色^[3]，初步培养起了一支具备先进知识、具有革命底色的教师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重点开展了短期教师培训工作。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根据地教师培养工作，如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勉励教师“要加紧学习，努力增加自己的经验，增加自己的知识”^[4]27。以1937年鲁迅师范学校建成为起点，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或接管了边区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延安师范学校等中等师范教育机构，还在陕北公学和随后合并组建的延安大学探索开办高等师范教育^[5]191。在极其艰苦的战时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根据地兴办师范教育，有力助推了边区革命教育的开展，培养了大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师范教育为凝聚基层民主革命共识、培养党的后备干部人才、普及革命斗争知识与技能提供了一定的师资保障。

解放战争期间，党领导教师教育的核心目标向服务国家和平建设时期的教育人才储备过渡，活动范围由广大农村根据地转向城市，组织制度由灵活机动转向规范系统。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大批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教育工作者^[4]45。其间老解放区师范学校的办学规模稳步扩大，新解放区内原有师范学校得到全面接管、整顿与改造。师范学校的学制时长、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入学规则、毕业考核等相关要求得以制度化，办学规范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5]208。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师教育体系雏形初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教师教育实践积累了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高达80%以上的文盲率^[6]和20%左右的学龄儿童入学率^[7]78，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迈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第一步，而当务之急是培养足够数量的、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民教师。1951年8月，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召开，提出“为培养百万人民教师而奋斗”的口号，主张通过调整、整顿和发展各级师范学校办好正规的师范教育^[8]，明确规定各级师范院校的培养任务。以中等师范学校为例，其教育任务就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道德、中等文化水平和教育专业知识技能、身体健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初等教育和幼儿教育师资”^[7]751，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对人民教师的基本身份定位与素质要求。在机构设置上，经过院系调整重组，我国确立了由中等师范学校、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组成的三级独立师范教育体系。其中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发展成果最为显著，1953年全国33所高等师范学校共招生20 200人，占当年高等教育总招生数的24.94%，位居第二；到1957年，全国设立高等师范学校58所，在校生增至11.5万人，共设置21种专业，485个专业点^[7]258-259。我国教师教育事业进入以追求师资规模扩大为根本诉求的高速发展期。

1976年，全国各行各业进入拨乱反正、恢复生产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亲自抓教育工作，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的师范教育重新焕发活力。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4]144，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人民教师在政治意识和业务能力上持续精进，全面增强教学能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服务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正确引领下，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全社会得到恢复^[2]197，教师的社会地位与职业认可度得到明显提升。中等和高等师范院校办学规模与培养层次陆续恢复到“文革”前的发展水平，各地逐步重建教师训练班、进修班等职后培训制度，教师教育事业迈进新一轮发展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国家迫切需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1980年，在第四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师范教育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得到充分肯定，师范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工作母机”这一基本定位成为共识。党和政府进一步对大力发展和办好师范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即建设一支既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又掌握教育教学专业知识技能的教师队伍，服务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需要。在此期间，我国全面恢复并巩固了三级独立师范教育体系，重新明确了培养目标、组织机制、培养模式、管理体制，并与“三个面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相契合。与此同时，教师在职培训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了继续教育与学历补偿教育并举的良好局面^[9]。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深入推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受此影响，教师教育的管理体制亦进入改革转型期^[10]145。为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扩大教师来源渠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对原有封闭独立的师范学校布局和旧三级师范教育培养层次进行调整，加速了师范院校“撤改并升”的进程，同时又对综合性大学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提出政策鼓励，激发了非师范院校建设教育学院、开设教师教育学科的动力。由此，我国启动了师范院校布局调整和教师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探索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其他高等院校为辅，专科、本科、研究生培养层次并举的三级开放型教师教育体系，推进符合21世纪教育变革和发展诉求的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指出“人民教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4]282。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遵循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部署，在党中央统揽指挥下，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教师教育提质增效、城乡教师资源配置均衡等关键任务得到重点落实。此后，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对师范教育支持力度，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接受高层次、高质量教育的愿望，党和政府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接连出台《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2002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等多项政策文件，为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指引方向。师范生免费教育在部属师范院校得到全面落实，“4+2”“3+3”等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在各地师范大学陆续推广。“国培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教师网联计划”等突出教师终身学习的职后进修培训项目陆续实施，重点强化了对乡村和中西部偏远地区教师的培训，全面优化了教师教育资源布局。

尽管教师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处于相对优先发展、适度超前的前置地位，但改革转型所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与预期不符的问题逐渐暴露，教师教育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10]21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推进教育改革，给我国教育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针对教师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一奋斗目标，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党和政府陆续出台《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2012年)、《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2015年)等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推动面向师范生、乡村教师等群体的培养与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党和政府还强调师范院校办学特色，鼓励教师教育学科建设，重视健全教师培养协同机制与培训质量保障机制，有效推进了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

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领教师教育向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目标奋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改变。如何解决教育领域内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和配置不均衡、发展不充分的现状之间的矛盾，成为现阶段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出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以党中央名义出台的针对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奠定了“兴国必先强师”的发展基调。2018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知》出台，确立以落实师德教育要求、提升培养规格层次、改善教师资源供给、创新教师教育模式和发挥师范院校主体作用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规划。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19年)陆续出台，对各学段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11]，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新时代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方向，为推进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和全面提升教师教育质量进行顶层设计。在党的领导下，教师教育发展目标更加明确，教师教育体系建设逐渐完善，教师教育政策法规日益健全，由此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事业发展新征程。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教育事业阔步前行，不断奋进，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因时制宜，结合实际和特定时期社会发展对教育人才质量规格的总体要求，促使我国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实现“量”与“质”的适时转换，充分彰显了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时代性^[10]12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师教育注重以增加教师数量为首要目标的外延式发展，卓有成效地弥补了中小学教师数量缺口，满足了开展面向工农、服务工农的新教育对师资规模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教师总数增长稳定，客观促成了全面扫盲任务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到2019年，全国普通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总人数已达1 187.57万人，生师比分别为16.85∶1、12.88∶1和12.99∶1^[12]，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在教师数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下，党中央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标，推动教师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增加数量转向提高质量。以培养和提升教师核心素养为主的教师教育目标已然确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全面提高。职前教师培养和在职教师继续教育成果显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学历合格率全面达标，截至2019年，全国小学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达到99.97%，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9.88%，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8.62%^[12]。随着师范院校升格与发展以及教师教育体系逐渐开放，职前教师培养层次提高到本科乃至硕士层次，非师范大学毕业生从教意向增强；各地方和各师范大学广泛探索在职教育、学历补偿等措施，增设在职教师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学位点。这些举措都使得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不断提升。从1985年到2019年，我国小学、初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重分别增长了61.59%和80.59%，充分反映了我国教师培养方向由“大众化”向“精英化”转变。

其二，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成为发展共识。随着21世纪以来素质教育观念深入人心，中小学教育理念与课程形态正经历着由“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教师核心素养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3]。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发布，党和政府突出强调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以素养发展为根本导向的教师教育目标。在素养导向的目标引导下，我国教师教育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各类专业标准陆续建立，体现本土话语的培养体系加速构建，在职教师培训进修模式逐步完善。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在党的领导下由封闭独立走向开放贯通，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

其一，实现了职前教师教育由封闭到开放的结构转型。20世纪90年代末，党和政府提出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发展方略，推动了我国职前教师教育体系的“划时代”变革。在原有师范院校综合化转型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及非师范类高等教育院校陆续参与教师教育，如：21世纪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成立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培养高层次教育研究和教育管理人才；厦门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师范学院或开设了学科教师培养专业；一些体育、艺术专门院校也纷纷设立了培养师资的相关专业^[10]66-68。教育部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有338所非师范类院校举办教师教育，开展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数量甚至远超师范院校总量，大大补充了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的力量；在当年全国普通院校225.03万名师范类在校生中，非师范院校培养的本、专科师范生已达到47.1%^[14]。非师范院校已成为我国职前教师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力量。

其二，推动了职前教师培养与职后教师培训由独立到贯通的一体化建设。在传统教师继续教育机构改组调整后，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创建教师教育一体化机制，克服职前教师培养与职后教师培训相分离的状态，推动了职前与职后教师教育一体化发展。1999-2001年，教育部组织部分师范大学举行万名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启动了教师教育一体化的进程。2003年，“全国教师网络联盟计划”正式启动，借助互联网的信息媒介作用，促进覆盖全国城乡的优质教师学习资源共享、共建。2010年“国培计划”启动，采用置换脱产研修、短期集中和远程培训等方式支持重点区域和人群，形成了分类、分岗、分层的全员培训体系。到2019年，中央财政累计为“国培计划”投入171亿元，超过1 200家教师培训机构参与，培训教师1 500万人次^[15]。通过多项措施推进职前职后教师教育一体化，在职教师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的连续性得以加强，对广大一线教师塑造职业形象、促进专业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基于U-G-S合作关系的教师教育协同机制逐步走向完善，并助力师范生教育实习、资源建设、项目研究，形成了职前职后教师教育协同发展、资源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构建体现专业知识系统化、职前职后一体化、体系结构规范化的教师教育标准既是完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的国际共识，更是持续推进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基本前提。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教师教育政策曾先后服从于革命斗争需要、政治价值取向、经济价值取向，在标准制定上一度注重输入条件(生源质量、经费投入、办学条件等)与输出结果(毕业率、满意度、就业率等)，而不太注重过程(培养教师的复杂性)^[16]。随着党领导下教师教育目标发生转变，原本适用于数量增长与“结果本位”的教师教育已难以充分适应实施科教兴国、教育强国战略的现实诉求。因此，构建针对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师专业发展的标准体系是推进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必然举措。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逐步构建并推行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要义、注重教师专业发展过程性的标准体系，包括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教师资格认证标准、教师教育质量评估标准、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等在内的专业标准体系，最终实现“教师本位”的价值回归^[17]。

《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于2011年出台，其中提出创新教师教育课程理念、优化课程结构、改革教学内容、开发课程资源等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十项措施，要求遵循教师成长成才规律，科学规范开设教师教育课程，开发优质教师学习资源，使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贯穿教师培养全程与教师专业发展始终，构建融合先进教育思想、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特征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针对职前教育阶段教学实践薄弱环节，我国于2016年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将师范生教育实践纳入教师教育课程的必修环节，鼓励采取见习观摩、模拟教学、专项技能训练、集中实习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实践，要求师范生累计参与教育实践的时长不少于1个学期，其中涵盖师德学习体验、班级管理实践、教研实践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实践的重视。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确认建立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到2015年开始正式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国家统考，我国建立并完善了以教师资格考试为“门槛”的教师资格认证标准，使教师资格认定标准从以学历达标为依据转向以综合素养考查为依据。这一标准的实行，一方面有效地呼应了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时代要求，为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特色发展注入活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师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突破了阻碍非师范专业学生进入教师队伍的“藩篱”，对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

党和政府密切关注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推行后所产生的双重效果，出台高等教育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强调遵循师范生成长成才规律，以师范生学习效果为导向，对师范类专业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评价，实行三级监测认证，规范引导师范类专业建设，确保教师教育质量。到2020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等4所高校的4个专业通过第三级认证，东北师范大学等78所高校的155个专业通过第二级认证。以师范类专业认证为抓手的教师教育质量评估不断促进开展教师教育的高等院校就人才培养质量实时进行自我检查、自我评价、自我改进、自我建设^[18]，促进教师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教育部于2012年印发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确立了以师德为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和终身学习的教师专业发展基本准则。结合信息时代教育变革的发展趋势，教育部办公厅于2014年印发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以促进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全面提升，促进信息技术与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深度融合。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明确师范生培养的四大核心能力，即师德践行能力、教学实践能力、综合育人能力以及自主发展能力，形成了贯穿教师专业发展全过程的完整的职业素养标准体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建党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为新时代教师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党的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必须加强党对教师教育工作的领导, 确保教师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教师教育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直面现实问题，勇于担当，不断探索创新，努力开创教师教育发展新局面。

当代青年教师和未来教师在其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既受到我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又受到外来多元文化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广大青年教育工作者和有志从教的青年学子在思想认识上面临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挑战。只有守住教师思想意识、政治站位的红线，教师教育才能真正担当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教师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因此，无论在职前教师培养还是职后教师培训中，教师教育都要筑牢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坚持先“立德”后“树人”的根本原则。一是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宣传学习，使广大教师坚定政治立场，树立崇高理想。二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师本职工作紧密结合，从教育教学实践出发加强身份自觉与使命认同，使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成效落实到具体的育人实践当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三是要促进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常态化，制定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辐射范围广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行动方案，将思想政治学习纳入教师考核、学校评估体系，使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教师队伍中落地生根。

师德师风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与监督，近年来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等师德师风建设专项文件。《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亦将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放在首要位置加以强调。不过，近年来随着媒体舆论监督的深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失范现象引发全社会对师德问题的广泛关注与热议。因此，在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教师教育应对师德规范予以重视。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应坚持“四个统一”，即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以道德为基准的伦理实践^[19]，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是教师专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否则教育就将成为没有灵魂的技术性劳动，也自然无法真正唤醒、生成学生美好精神世界^[20]。因此，要注重培养教师职业道德意识，将师德师风建设贯穿到教师教育活动中，避免陷入知识本位、技能本位的误区。一方面，教师教育要在教师职前培养中引导师范生加强对职业道德规范的学习，树立职业理想信念，将职业道德考核纳入师范生日常管理和教师资格认证；另一方面，教师教育要坚持面向在职教师的师德师风宣传、督导，形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规范个人行为、反思个人行为的自觉性，增强面对特定教学情境作出基于道德标准的理性判别力，将职业道德考核纳入教师聘用与退出机制。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学习分析等科技进步浪潮推动着学校育人文化与育人方式的变革，为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党和政府及时洞察以网络媒介创新教师教育模式的可行路径，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等政策文件中提出了“互联网+教师教育”行动规划，拓展教师学习场域，探索信息技术、智能学习与教师培养培训相结合的发展途径，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师研修模式。在实践中，我国教师教育逐渐走出院校为本、范围封闭的困境，跨区域学习社群、U-S教师发展共同体等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教师教育组织形式正在全国各地得以推广。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教师教育要充分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充分挖掘科学技术为教师教育的赋能价值，尤其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在教师教育内容方面，要全面更新教师专业课程，增强教师培养培训内容与时代发展的适切性，提升智慧教育背景下教师的专业胜任力^[21]，以适应并助推技术驱动的教学理念、内容、方式变革；在教师教育形式方面，应重点突破单向度的和静态的传统学习范式，全面优化技术手段，通过建立国家在线教师教育体系，构建起多元的、动态的交互平台，探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教师培养培训的赋能机制；在教师教育管理方面，要充分整合教师教育资源，进一步健全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管理组织形式，探索师范院校与非师范院校协同发展模式，以技术革命推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实现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发展目标。

乡村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的薄弱环节，突出的师资匮乏问题集中体现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地区。在城镇化浪潮中，乡村教师不断离开乡村学校。优秀教师留不住，年轻教师不愿去，导致乡村师资匮乏问题突出。要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就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培养的一代又一代乡村教师为中国乡村教育乃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阻隔、办学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乡村教师职后专业发展所需的优质资源配置不足、脱离乡村教育实际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教师教育支持体系仍有所偏颇，亟待完善。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要求各地积极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出符合乡村教育实际的支持政策和有效措施，促进城乡教师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使乡村学生获得更为公平、优质的教育，解决乡村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新时代的教师教育应持续关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采取多种方式重点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其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教师专业学习，开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师培训活动，拓展乡村教师跨界学习路径，激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内生动力；其二，要广泛引入城市优质教师培训资源走入乡村，在政府的牵头和协调下，鼓励更多师范院校、教师发展机构、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通过设立名师与专家工作室、开展课例教研活动、组织观课评课等形式拓展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机会；其三，要充分了解和回应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诉求，制定切合乡村教育实际的培训目标，既投入外部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又关注乡村教育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及经验，配置符合差异性需要的学习内容，助力教师对知识技能的学习，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22]。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机制已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2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建设现代教师教育治理体系是党领导的新时代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现代教师教育治理体系应是由教师教育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围绕共同目标而深度参与、协同构建的教师教育共同体^[24]。在治理行动中，教师教育共同体统筹协调行政、教育、市场、公众等各方力量，协作应对教师教育公共事务，以“共治”为路径，以“善治”为目标，积极推动形成高效、公平、有序的教师教育新格局^[25-26]。当前，教师教育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市场的竞争规则正强力地影响着院校招生和学生就业，间接造成师范学校与综合大学“双线并举”未能真正达到理想中促进发展的效果；社会组织参与教师教育的政策法规缺失，使得社会力量支持教师教育可持续性发展不足、目标不清晰；公众对教师教育建议和监督的渠道缺乏，使其对教师职业和教师教育事业的误解难以消除⋯⋯这些问题亟待通过健全教师教育治理体系予以解决。

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教师教育治理体系应注重以下四个层面：(1)政府层面。各级政府要加强教师教育治理能力，深化“放管服”综合改革，协调平衡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既要以国家政策干预防控市场调节失灵、保障教育公平，又要调动社会力量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各类院校的有序发展；既要坚持党领导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与行动规划，又要从制度层面保障学校、社会组织和公民对教师教育的参与权、监督权、建议权。(2)学校层面。首先，各级各类学校应以师范专业认证改革为依托，加强相关的基础学科和教育学科建设，尤其重视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教育者，赋予专业发展话语权和自主权；其次，各级各类学校应立足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能定位，依托办学特色与资源优势，克服综合性院校教师教育专业边缘化、师范院校办学“去师范化”的发展困境，探索师范院校与综合性院校合作参与教师教育学科共建的协同发展途径，理顺开放化教师教育体系的运行机制。(3)社会组织层面。社会组织要积极创设公益性机构，支持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特别是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开辟社会组织参与教师教育共治渠道。(4)社会公众层面。公众应全面提升主动参与教师教育治理的意识，主动了解政策制定、标准执行情况，助推教师教育治理更加民主、公正、科学、高效。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托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从早期教师教育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发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师教育不断改革创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师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将教师教育事业发展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广泛的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教师教育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不断探索，锐意创新，认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思想品德优秀、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厚的新时代教师，努力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促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目标早日实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