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获得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工作、社会流动去向、社会地位甚至代际命运^[1]。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更是其跳出农门、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金钥匙。很多学者认为家庭收入和教育获得有密切联系，林毅夫^[2]、董志勇^[3]、赵国友^[4]等论述过教育获得水平提升对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正向作用，Hill和Duncan等证实了家庭收入与教育获得有正向关系^[5]。近年中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农村民生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村家庭收入与教育获得往往交互影响，经济弱势和教育弱势可能交织叠加，造成父辈贫困对子辈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6]。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要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的大格局，瞄准重点群体，对准关键要素，实现精准脱贫。基于家庭收入与教育的密切关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背景下，本文选择针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解读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村家庭收入作用于教育获得的具体要素，尝试回答进一步促进农村教育发展要在哪些方面使劲发力。

以下文献结论对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是收入差距会导致教育获得差距。Duncan等的研究表明，美国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导致两个群体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增加3/4，进入大学的差距增加1/2，大学毕业的差距增加1/5^[7]。郭丛斌、闵维方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8]。二是教育获得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资本差距引起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不平等。薛海平认为家庭资本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本质是经济、特权、文化等资源排斥，优势阶层家庭依靠资源排斥作用，以家庭经济资本换取优质教育资源或占据教育机会优势，进而转变为子女学业成就优势^[9]。Li的研究显示，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在相对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大学就读，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而这三类学校中精英大学学费最低，中等水平高校次之，低水平高校最高。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供给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更重^[10]。三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和家庭经济资源丰富到一定程度，家庭收入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会减弱。Graaf用荷兰1950年前后的数据对比论证了布迪厄关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经济资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减弱，文化资源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增加”的假设，认为荷兰政府实施的系列收入改善政策成功地打破了经济限制教育获得的壁垒^[11]。四是收入差距扩大会造成教育不平等的恶性循环。陆铭等采用分布滞后模型证实收入差距扩大短期会使低收入群体各级教育的入学率降低，这种状况会持续降低全社会的人均受教育水平^[12]。杨俊等认为收入不平等在当期就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程度。收入差距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直接原因，若不加以改善，则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13]。

本文对农村家庭按照收入调查分组，分群体讨论农村教育获得问题。使农村教育获得问题不再一概而论，而是具体群体具体分析，研究结果更有层次性和针对性。同时，本文从多维视角出发，将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放置在收入差距视阈下，探讨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会作用于哪些因素，从而可以提升子女教育获得。收入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家庭资本、城乡差异、个人因素对教育获得的研究，利用调查数据也使结果更具有实践性。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大都以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等来衡量收入差距，建立回归模型，且数据来源多是统计年鉴。本研究数据使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 2013)的农村地区数据。东部选取北京、江苏、广东、辽宁、山东五个省份，中部选取河南、湖北、山西、安徽、湖南五个省份，西部选取四川、重庆、云南、甘肃四个省份进行研究。除去居民收入数据和其他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后形成有效样本共9 117份，其中东部地区2 911份，占31.93%；中部地区3 644份，占39.97%；西部地区2 562份，占28.10%。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以选取样本家庭的年收入为依据从高到低分3组，其中10万以上为高收入组，共791份；4万至10万为中等收入组，共4 246份；4万以下为低收入组，共4 082份。

教育获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获得是指某个人在学校完成的最高学历，广义的教育获得多见于社会学理论，近似于教育资源获得，包括能否继续上学、父母的期望和辅导、老师的赞扬、物质支持、方法支持、精神鼓励等^[14]。本文借鉴陈建伟^[15]、Duncan^[7]等人研究中教育获得的度量方式，用受教育年限作为因变量，衡量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水平。黎煦^[16]、刘志民^[17]等的研究证实子女的教育获得除了受家庭收入的影响外，与个人因素和其他家庭因素紧密相关。本研究的自变量按照个人变量和家庭变量进行设计，根据实证结果从地区因素、性别因素、健康状况、父母背景等四个方面分析和比较不同收入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情况。

本次调查中子女受教育水平基于问卷中的问题：“您受正规教育的年数？”用连续的教育年限(上了几年学)表示，这样更贴近实际，因为多数没有上完小学的被调查者可能选择自己为小学程度，这种情况会抬高对其教育水平的统计^[14]。从表 2农民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可以看出，高收入组教育获得水平在中等教育高级阶段，中、低收入组处在中等教育初级阶段。高收入组农民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中、低收入组分别多1.43年和2.26年。

(1) 个体因素。包括被调查子女的性别、民族、所在地区、健康状况。性别变量主要观察农村家庭男孩教育偏好的观念转变情况；民族变量观察不同民族是否有教育获得差异；所在地区考察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教育获得差异；健康状况考察身体素质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2) 家庭因素。包括兄弟姐妹数量、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年限、职业情况。其中兄弟姐妹数量为正数时不包括本人；父母政治面貌用中共党员来衡量；父母受教育年限作为整体考察时用父母各自受教育年限之和来表示，父母各自受教育年限的模型分别用他们实际受教育年限表示；父母职业情况用是否全职务农来表示。自变量的编码情况见表 1。

根据表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样本在性别、民族、健康状况、兄弟姐妹数量、父母政治面貌等方面分布较为均匀。但高收入组父母受教育年限均值最高、全职务农均值最低，所在地区均值接近东部地区；低收入组父母受教育年限均值最低、全职务农均值最高，所在地区均值接近西部地区。说明不同经济资源的家庭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内源性差异。

个体教育获得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多元回归是分析一个因变量受多个自变量影响的计量方法。因此，本文借鉴肖日葵^[18]的研究，把教育获得作为因变量，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作为自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教育获得用Education_i表示；α是截距，表示当影响因素的值为0时，个体教育获得的平均水平。β_ij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其含义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影响因素(Factor_ij)每改变一个单位，教育获得(Education_i)的变化水平；ε表示随机误差。Factor_ij分别表示性别、民族等个人因素和兄弟姐妹数量、父母政治面貌等家庭因素。首先，分别控制和加入家庭因素，建立不同收入组个人因素与教育获得的回归模型；其次分别控制和加入个人因素，建立不同收入组家庭因素与教育获得的回归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3、表 4。

控制家庭变量和加入家庭变量的模型显示，个人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呈现以下特征：在高收入组，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影响非常显著，回归系数为负。在中等收入组，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影响比较显著，回归系数为负；健康状况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回归系数为正。在低收入组，健康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非常显著，回归系数为正，地区因素的影响有显著性，回归系数为负。这个结果表明，高收入组女性比男性获得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的子女受教育年限高，西部地区最低。中等收入组女性获得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身体状况越好，可能受教育年限越高。低收入组子女身体健康素质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大，子女健康状况越好，教育获得水平越高；所在地区存在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情况。

横向比较两种模型的显著性和系数，可以看出：性别因素对高收入组农民子女的影响最具显著性，系数最大，中等收入组次之，低收入组没有显著性。健康因素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最具显著性，系数最高，中等收入组次之，对高收入组影响没有显著性。地区因素对3个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都有显著性。其中对高收入组的影响最具显著性，系数最大；对中等收入组的影响次之；对低收入组有显著性。民族因素对教育获得并无显著性影响。

控制个人变量和引入个人变量后，不同收入组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在高收入组，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获得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更显著；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呈现负向影响。在中等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与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年限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兄弟姐妹数量、母亲或者父母双方全职务农呈显著负相关。在低收入组，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更具显著性；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全职务农对教育获得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母亲的影响更突出。这个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普遍增加子女的教育获得，在不同收入组的影响无显著差别。在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父亲、母亲一方或者双方是党员，子女受教育年限显著增加。母亲或者父母全职务农，子女受教育年限会减少。在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兄弟姐妹数量增加会减少子女受教育年限。

横向比较两种模型的显著性和系数，结果显示父母的政治面貌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最大，系数最高，其次是中等收入组，对高收入组没有显著性影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中等收入组的影响最大，高收入组次之，然后是低收入组，并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影响更重要。父母双方是否全职务农对中等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大，低收入组次之，对高收入组影响没有显著性；其中母亲是否全职务农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最大。兄弟姐妹数量对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有比较显著的影响，收入的提高不能降低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综合上文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不同收入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回归分析结果，引发以下结论和思考。

考虑家庭因素和去除家庭因素，收入越高的家庭，性别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影响越大。农民子女中女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会成为更大的教育获得受益者。这个结果说明提高家庭收入可以降低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在中国和很多国家普遍存在。Kugler认为性别偏好在印度等很多国家被视作一种社会约定，男性偏好深深根植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使得超过一个孩子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会有偏向男性的权衡^[19]。我国学者吉才妙的研究发现，家庭子女数增加会降低女性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而对男孩并未显示出统计显著性^[20]。刘复兴等研究认为大学生人力资本受到自身不可逆特征的影响，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存在性别歧视，性别偏好使得女性的人力资本低于男性；家庭教育投资性别的差异又会强化两性生理学意义上的差别^[21]。

事实上，教育获得的性别偏好和家庭经济约束、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偏好紧密联系。在农村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被认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很高，中等收入家庭次之。在家庭预算约束的情况下，根据新古典家庭模型，父母对于每一个子女，存在一个最优的教育投资行为决策。家庭教育最优投资行为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偏好直接关联。随着法律环境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很少有岗位限制“只招男性”或“男性优先”，但是在实际聘用筛选时对求职者会有隐性的性别甄选，女性在就业中遭遇就业机会和工资的双重歧视^[22]。考虑经济预算约束和教育收益，家庭更可能牺牲女性的教育机会以支持男性。

教育获得的性别偏好并不是存在于所有家庭。城市家庭的教育性别偏好比农村家庭弱，富足家庭比贫困家庭的教育性别偏好弱。当经济资源不成为教育投资约束时，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得到缓释。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农村家庭，经济富足时，男性和女性同样被支持接受发展性教育，获得选择生活的能力。因此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会明显降低性别偏好，女性受教育年限会显著增加。

低收入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与健康因素关系最密切，身体健康素质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身体健康素质越低，受教育年限越短。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健康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减弱甚至消失。这说明，提高家庭收入可以提升子女的健康素质，从而降低健康问题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教育获得与青少年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一项关于挪威高级中学辍学原因的调查显示，控制父母代际影响，学生辍学首要原因是心理健康问题，占到21%，其次是身体健康问题导致的厌学，占到11%^[23]。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cott Rozelle认为，被忽视的营养和健康不良问题是影响中国农村初中及初中之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关于中国西北和西南农村留守中小学生的调查样本结果显示，患有贫血的占到27%，患有寄生虫疾病的占到33%，患有近视的占到20%。考虑到至少有一种健康不良状况的重叠部分，大约有66%的学生存在生病或营养不良，健康问题可能使学生没有充足精力投入学业^①。

① 数据来自Scott Rozelle在中国第三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的报告《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危机、来源和解决方案》，文章没有发表，但他的部分观点可见其他学术论文，如：王晓兵，张林秀，罗仁福.中国西南地区儿童土源性线虫感染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12(3)：268-293.

事实上，农村家庭的保健意识薄弱，贫血、寄生虫疾病和近视等健康问题对子女生命安全没有较大威胁，因此很多低收入家庭会忽视轻微健康不适对孩子教育获得的影响。中小学生对自身健康水平和健康重要性的认识非常薄弱，碰到轻微的身体不适会通过坚持和忍耐克服。一名受访学生患有肠道内寄生虫疾病，“肚子痛”经常使他没办法集中上课注意力。家人认为该生父亲偶尔有同样症状，猜测是遗传因素而没有接受治疗。在甘肃、宁夏等地区的贫困农村，个别贫困家庭的孩子患有先天性残疾、白内障或者癫痫等，因为家庭经济约束没有及时治疗，也没有能力送这些孩子去正规的特殊学校就读。这些孩子成为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基本能力自力更生的最底层、生活最不堪的人群。

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收入约束而忽视子女健康投资，使得健康问题困扰子女的生活和学习，从而影响了教育获得水平。增加健康投资可以降低健康问题对教育获得的负向作用。Li和Scott Rozelle等的测试结果表明，每天一粒维生素可以克服学生的贫血，一段时间后测试学生获得更高的数学成绩；及时配一副眼镜消除近视，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表现；每年提供价值一美金的驱虫药，驱除寄生虫后学生的认知成绩会提高^[24]。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子女的健康投资增加，健康不适影响教育获得的症状会逐渐消除。家庭收入水平的增加也会使患有健康疾病的子女获得康复并继续接受教育，使患有特殊疾病的子女获得特殊教育的机会。因此，提高家庭收入可以降低健康问题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呈负相关，即收入越高，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越小。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中差异很大，高收入组中，仅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教育获得；而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中，父母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是否全职务农均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具体分析可知，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父母观念因素和父母职业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会变小。

家庭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父母观念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这一点表现在：高收入组家庭，政治面貌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在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父母政治面貌对教育获得影响皆非常显著，且低收入组的系数最高。政治面貌代表的是父母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观念。党员父母可以说是思想先进者。2017年中国共产党员人数职业构成中，农牧渔职业的党员人数占到29.5%。在农村，只有在生产生活中思想、道德、工作能力等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人才可能入党。通过调研发现，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会普遍提高父母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降低父母对孩子接受教育的收益权衡，支持更高层次的教育。相比较而言，在低收入家庭，父母的思想观念决定了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父母一方是党员的家庭即使家庭经济条件受到约束，但能克服经济障碍，或者把握国家助贷政策，让孩子通过教育拥有选择生活的能力。而教育观念落后的家庭，则要求孩子不做“睁眼瞎”，子女到了可以外出打工的年龄，便开始分担家庭经济负担，并很早结婚生子。因此，父母思想观念落后的家庭更容易出现教育代际传递和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

家庭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父母职业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这一点表现在：低收入家庭，父亲和母亲全职务农都会降低子女的教育获得，中等收入家庭，母亲全职务农降低子女教育获得，高收入家庭，父母是否全职务农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没有显著性。农村家庭从事的职业一般分为全职务农和非农就业。郭琳等的研究认为农村父母非农就业会增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经济支持，从而更有利于子女获得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机会^[14]。低收入家庭往往呈现出土地耕地少，无其他经营性收入，农业收入只能保证生存需要的特征。如果父亲或者母亲不通过非农就业获得额外经济收入，则没有能力供养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因此父亲、母亲非农就业在收入越低的家庭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更显著的重要性。高收入家庭，无论经济来源是农业就业或是非农就业，家庭经济资源可以支撑发展性需要，因此父亲、母亲的职业不再显著成为制约子女教育获得的因素。

地区因素对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都有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农民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说明地区差异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影响具有普遍性，即使家庭收入达到同等的水平，地区差异仍带来教育获得的差距。同样是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的农村家庭，子女身处东部比在中部、西部地区在教育获得上更有优势。同样是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家庭，西部地区在子女教育获得上更处于弱势地位。地区差异对高、中、低收入组的影响呈现由大到小的特征，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地区因素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当农民子女克服家庭收入因素的藩篱时，比拼所在区域是其教育获得高低的最重要竞争点。

农民子女的教育获得在区际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况，要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的资源约束来解释。东、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差异而出现教育资源依次由高到低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学校数量的差别、师资和教育条件的差异以及教育经费的差距等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东部农村地区教师资源丰富、学校数量充足、教学条件先进，与西部农村地区优秀教师难以引进和留住、学校分散稀少、教学环境艰苦等形成鲜明对比。教育资源的高低不同从入学机会就可以导致教育获得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丰富，就近入学政策基本可以保障入学机会均等^[25]。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差异大。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为了追求较好的教育资源，村里的孩子去乡里上学，乡里的孩子去县城上学，县城的孩子去市里上学。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办学质量相对低一些的村小或教学点。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西部农村农民子女进入县城中学的名额特别有限，选择乡镇高中教育则考上公立本科高校的可能性较小，一些家庭因为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让孩子终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教育泰尔系数得以下降^[26]。但是地区间的资源约束并没有打破。对于西部农村家庭，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可以让子女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教育资源不均衡使得弱势地区农村家庭既要克服城乡差距，又要克服不同地区的农村差距，如果要获得和东部同等收入阶层相同的教育获得，可能需要更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扶持。

农民子女教育获得因为家庭收入差距和地区资源约束而产生差异，是经济基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映射在农村教育领域的一种表现。在家庭收入和地区资源约束下，教育偏好产生教育机会差异，健康因素产生能力素质差异，父母教育观念和父母职业产生教育经济支持差异，地区因素产生教育资源差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号脉开方，其中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健全学生教育资助制度是缓释收入差距影响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配方。

首先，推进低收入家庭精准扶贫是为农村教育发展补血。父母“干什么”作为生计方式决定子女教育获得的经济根基。(1)瞄准低收入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2)强化政策扶持，积极开发岗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3)改进帮扶方式方法，实施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鼓励低收入家庭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这些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可以拓宽农村居民就业渠道，增强农村低收入家庭经济造血功能。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可以突破家庭经济约束导致的教育机会障碍，提高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水平。同时父母“干什么”决定父母“怎么看”子女成长健康、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收入的增加可以产生积极的健康投资行为和教育投资偏好。因此，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提高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补血良方。

其次，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是为农村教育发展补气。地区经济条件通过资源配置能力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结果。经济发展滞后、教育资源匮乏是农村教育体虚的主要原因。(1)加大力度支持中、西部发展，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增加地区经济支撑教育发展的骨气。(2)统筹配置教育资源，教育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向乡村倾斜，提高农村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和课程建设水平，是激励农村教育发展的士气。(3)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机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保证家门口有好学校，是增加农村教育发展的底气。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地区教育资源，保障农民子女享受优质的教育机会，是解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必然要求。

最后，健全公共教育支出和学生资助制度是为低收入农村家庭教育降压。(1)巩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入学率，降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保障适龄教育的农民子女可以完成义务教育。(2)选择性实施农村高中阶段免费教育，降低高中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使绝大多数农民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3)加快农村特殊教育发展，保障特殊教育的经费投入，将需要的人群纳入特殊教育体系，保证农村特殊人群接受教育。(4)健全低收入家庭农民子女的资助制度，提供更加积极和具体的贷款、补助、奖学金等项目，保障农民子女在所有阶段教育中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5)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提高在校学生的身体素质，降低健康困扰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降低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让农村教育发展带给乡村发展更多的人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