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数据源，以主题中包含“民族”、篇名中同时包含“教育”和“政策”为检索条件，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国内外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经筛选，剔除重复文献和非研究性文献后，共得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相关文献657篇，并以Refworks和EndNote两种文献格式导出，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基础原始数据。

本文采用当前综述研究和文献计量学领域较为主流和常用的文献计量分析法，以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用客观数据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并以此为依据来描述、评价和预测整体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同时，借助社会学研究中近年使用频率较高的社会网络分析法，使用关键词共词矩阵分析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位置结构。主要采用的分析工具包括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可视化工具Netdraw、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文献统计及可视化研究工具在部分功能上有所重合，但内在设计理念和算法上存在部分差异。因此，在遵循优势互补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研究工具具体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SATI主要用于统计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年发文量、核心作者发文量、主要期刊发文量等统计数据，以及切割摘要分词碎片和绘制关键词共现矩阵；UCINET主要用于关键词整体网密度动态分析、共现矩阵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分析，以发掘数据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反映该研究领域中研究热点及其关联强度；Netdraw主要用于绘制关键词共现程度和聚类情况的共视图，其优势之处在于丰富的图形编辑功能；CiteSpace主要用于展现突变词的动态变化性，以此来判断和预测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新趋势。

学术成果产出是衡量某研究领域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对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2]。通过SATI提取EndNote文献格式原始数据中的年份字段，并进行频次统计，绘制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年发文量趋势图(如图 1)。

如图 1所示，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学界对民族教育政策相关问题探讨逐渐增多，尤其是在2002年7月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及《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颁布之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进入高度活跃期，并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当年达到高峰，当年产出57篇文献。同时，近十年的文献数量占总文献数的68.49%，年发文量均值为45篇，总体较为稳定，具体每年的发文数量围绕该数值小幅上下波动。

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莱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致力于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研究，他提出核心知识生产者分布方程：$ N=0.749 \sqrt{\mathrm{n}_{\max }}$。运用该方程可确定某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描述核心作者与全体作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在该方程中，N表示发文量的临界最大值，nmax是指成果最多研究者的发文数量。当研究者在某领域发文量大于N时，则可视其属于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在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为张学强，共发表 10篇文章。因此，将nmax=10代入到核心知识生产者分布方程中，计算得出临界值N=2.368，向上取整后确定临界值为3。运用SATI提取EndNote文献格式原始数据中的作者字段，并进行统计频次，截取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信息，绘制核心作者发文量统计表(如表 1)。由表 1可知，共计31位作者组成了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其中研究成果被引用的频次大于50次的作者有11位。王鉴在该领域公开发表9篇学术论文，被引354次，滕星在该领域发文3篇被引268次，王铁志、张善鑫、陈立鹏、严庆、敖俊梅、张学强、吴政富、徐杰舜、许可峰的文章被引频次均大于50次。发文量和被引频次足以证明以上作者在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发表的相关文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机构发文量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以机构为单位的凝聚子群在特定领域的研究实力及贡献。运用SATI对EndNote文献格式原始数据中的机构字段进行频次统计，并绘制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表(如表 2)。由表 2可见，高等院校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成果较多且影响力较高的主要活跃机构，尤其是师范院校和民族院校。综合考察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共现情况，可以判定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已基本建构出两个核心学术研究网络，分别以西北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依托。其中，西北师范大学总发文量为51篇，其中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发文39篇，集聚王鉴、张善鑫、张学强等核心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总发文量为40篇，其中教育学院发文18篇，集聚滕星、严庆、吴政富、徐杰舜等核心作者。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渠道尚未打通、研究合力尚未形成，各机构独立研究是基本常态。

关键词是研究者凝练的最能映现论文核心内容和重要概念的词语。通过统计关键词词频，可以将浩如烟海的文献转化为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尤其是对高频关键词的梳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对该话题的关注程度，表征该研究领域的热点所在。运用SATI对EndNote文献格式原始数据中的关键词字段进行频次统计，同时合并其中词义相近项，以保证关键词之间充分互斥。运用我国学者孙清兰根据齐普夫界定公式得出的估算高频词和低频词临界值界定公式$ D=\sqrt{n}$ (D表示高频词与低频词的临界值，n表示相异词的总数)^[3]，可确定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文献中1 041个独立关键词的高频与低频的临界阈值为33，即出现频次为33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可被视作高频关键词(如表 3)。“少数民族”“民族教育”“教育政策”“民族地区”“权利主体”“民族政策”“教育公平”和“优惠政策”共计八个关键词的出现频次高于32次，初步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者站在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教育发展的宏观视域下，探讨民族教育政策相关话题，尤其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一系列专门针对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反映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与民族教育立法研究紧密联系，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民族教育研究和民族教育事业发展。

1.关键词整体网的密度分析

坚持“结构主义”视角的社会学家倡导“社会结构”影响“能动作用”，即社会网络整体会表现出某些特定的结构，而这些结构对其中的行动者产生影响^[4]。整体网的密度就是反应其结构的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密度值越大，表明网络中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越为紧密，整体网对其中每个个体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大。关键词之间没有明显的方向指向，因此关键词网络是一个无向关系网，假定其中有m个关键词、n对实际关联关系，此时网络中包含的关系总数在理论上的极大值应为m(m-1)/2，关键词整体网密度等于实际关联关系数除以理论关系最大值，即n/m(m-1)/2。将从SATI软件中得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矩阵放置于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中，用以计算关键词整体网的密度，具体结果如表 4。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关键词整体网络密度，可以得出研究热点的动态变化趋势。如表 4所示，以10年为阈值，关键词整体网络密度值经历了由大变小、再变大的波动过程。结合相异关键词总数的变化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前期探索阶段的研究热点相对集中，而后进入快速发展期，虽然研究范围没有扩大，但研究者开始重点关注不同的研究话题；时至近十年的蓬勃发展期，研究领域扩大、视角拓宽，不同主题的关联性更强，学者对于核心问题和热点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或许采用的方法、视角以及微观层面具体切入点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都在共同关注民族教育政策和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2.关键词度数中心度

度数、中间和接近中心度是社会网络研究中常用的表示中心度的指标，用来解释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其中，度数中心度可以分为绝对度数和相对度数中心度，二者适用的前提条件存在差异。由于关键词社会网络图是无向图，因此在用关键词说明研究热点时，主要比较绝对度数中心度(Degree)的值，其具体含义是直接与该关键词相连的其他关键词的个数。当某个关键词的绝对度数中心度较高时，可以视其基本位于整体网络的关键位置。把从SATI导出的关键词共现矩阵网络代入UCINET，经计算得出度数中心度表(如表 5)。

由表 5可知，“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权利主体”“民族政策”“优惠政策”“高等教育”“教育公平”和“双语教育”等关键词的度数中心度值较高，说明在该研究领域中，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研究、民族教育政策与立法研究、民族教育优惠政策与高等教育阶段相关政策研究占主要地位。同时，通过比较表 3和表 5可以看出，虽然词频排序与度数中心度排序不完全一致，但高频关键词往往度数中心度也比较高，二者存在一致性，说明在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和关键词中心度对研究热点的反映程度较为可信。

3.关键词接近中心度

根据弗里德曼等学者的观点可知，如果社会网络中的某点与它之外所有点的距离值均非常小，则该点具有的接近中心度较高，是整体网络核心之一。同理，当某个关键词的接近中心度越小，可以证明该词处于该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运用UCINET软件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经计算得出接近中心度表(如表 6)。前文中提到出现频次较高的“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优惠政策”“民族政策”“权利主体”“双语教育”等词位列接近中心度表的顶部，说明这些词不仅出现次数较多，且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也非常紧密，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以上基于网络关系数据计算出的关键词中心度，其计算思路和结果排除了评价者的主观因素，即对关键词的重要性和研究热点的总结，不因综述研究者的经验和心理倾向而转移，因此具有更高可靠性。

摘要是以提供文献重要内容为目的的短文，拥有与正文同等的信息量，涵盖研究结果和结论，可用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文献的主要内容分析。较之于摘要，关键词用于分析研究热点更精准、聚焦，但其用作内容分析所提供的信息有限。因此，运用SATI软件中的中文分词功能，将657篇文献的摘要依据一定的规范重新组合后转化为中文分词碎片，并按照频次排序。根据前文提到的高频词和低频词临界值界定公式，计算出5 767个相异摘要分词的高频和低频临界值为77，即出现77次及以上的摘要分词为高频词(如表 7)。

观察高频次分词可以发现，摘要中不仅包含高频关键词所提供的信息，还呈现了更多研究内容，如“问题”“发展”“实现”等具有目的性的词语出现，反映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内容具有实践取向，旨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推动民族教育发展；“价值”“取向”“多元”“平等”等与价值判断相关的词语出现，反映政策价值取向是该研究领域中重要内容之一；“过程”“制定”“执行”“实施”等政策相关术语出现，反映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内容涉及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但政策的“评估”未出现在高频分词之列。

聚类是将物理或抽象的对象集合分成多个组的过程，所生成的聚类簇内部各个元素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簇之间则具有较高的相异度^[5]。共词聚类分析是把有密切联系的关键词进行分类，其生成的基础是可作为知识单元进行运算的词条共现矩阵。运用SATI提取EndNote文献原始数据中的关键词字段，用频次排序前30位的关键词建构规模为30*30的共词矩阵，将该矩阵导入netdraw软件，使用Subgroups(子群)下的factions(派系)功能进行聚类计算，Groups Desired Number(分组期望值)由2递增，每次增幅为1个单位，当分组期望值增加至5时，fitness(适合性)值为238，不小于分组期望为4时的fitness(适合性)值，因此将阈值4视为最合适的聚类划分值。

如图 2所示，聚类共现图可同时用于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叠加图谱分析。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四个聚类用不同图形加以区分，反映了研究内容的集中趋势；图形面积越大表示该词与其他词共现的频次越高，越是聚类重点。聚类一可以归纳为民族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包含10个关键词，如政策的价值取向；聚类二涉及民族教育具体政策实践研究，包含7个关键词，如民族教育优惠政策、民族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高等教育层面和基础教育层面的民族教育政策等；聚类三包含7个关键词，主要涉及立足于政策受益主体发展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聚类四包含4个关键词，主要涉及立足于民族发展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为呈现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内容的具体面貌，在综合上述高频摘要分词和聚类结果的基础上，全文阅读各聚类簇中的高被引文献，将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民族教育政策基础理论研究。这一研究内容贯穿了民族教育研究和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始终，涉及政策的内涵、性质、价值、内容、原则和方法等，为制定与完善民族教育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不同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印刻了彼时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但其本质特征与根本价值取向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如，王鉴指出民族教育政策既具有一般教育政策的基本属性，也因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自然因素、历史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文化因素而具有一定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把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同民族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结合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实际来制定相应的政策^[6]。民族教育政策同时兼顾平等与优先发展的价值取向，其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成员公平地享受教育权利^[7]，对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认同感、传承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作用。

二是民族教育政策过程研究。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实际对政策的不断完善提出较高要求，因此制定、实施和评价等过程的完整性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其中，政策实施与执行研究和实际结合最为紧密，诸多学者展开实证研究以反映政策执行现状，调查“两免一补”、双语教育、新课程改革、布局调整、寄宿制、师资队伍建设、对口支援和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等焦点政策的执行情况^[8]，总结归纳政策执行与目标出现偏差的成因，可为政策的完善与修改提供有效参考。相对而言，民族教育政策评估研究后发于政策制定与实施现状研究，尤其是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建构研究较为稀缺。有学者建构了客观效果、主观福祉、伦理价值三个维度下的三级指标体系^[9]，并将该体系用于评价政策执行效果，得出民族教育有关政策的执行成效显著，既定目标基本达成，政策被理解和接受程度较高等结论^[10]。

三是具体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国家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影响较大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包括双语教育政策、高考加分及普通高校民族班和预科班政策、内地民族班政策、对口支援政策、“两免一补”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寄宿制、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等^[11]。其中，关于双语教育政策，有学者指出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可以帮助无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以融入现代社会群体，同时促使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借助国家通用语加深民族间交流互动，是推进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12]；转变双语教育研究范式，关注双语教学研究，是提高双语教育质量的前提；变革民族教育学校体系、创新双语教育机制，是完善双语教育的路径；丰富课程资源、提高双语师资水平，是双语教育质量的保障^[13]。“互联网+”时代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迫切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利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网络资源促进青少年发展，二是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各民族语言^[14]。关于民族教育招生政策，学者围绕理论基础、现实依据、运行原则和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充分探讨。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生招生照顾政策以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民族区域社会发展为逻辑基点^[15]，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其特殊性在于政策受益主体的资格严格限定为少数民族身份、政策致力于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人才以及招生形式与普招有所不同^[16]。当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共识度有待进一步增强，二是招生政策如何有效应对和解决来自教育实践的种种问题和困境^[17]。关于内地民族班政策，学者认为内地民族班招生制度通过惠及更多少数民族学生来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了招生制度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双重需求的转型^[18]。在具体实施和推进这一特殊办学方式过程中，采用的政策工具不断变化和发展，综合运用命令、激励、能力建设、系统变革和劝告等方式，体现了国家治理水平不断提高^[19]。

四是民族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教育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联彰显了开放特性，为民族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提供了生长空间。通览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学术成果，国际比较研究具有相当的文献占有量，研究者重视对象间可比性的论证和核心概念的辨析，旨在通过总结他国不足与经验来为完善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提供借鉴。其中，有关美国民族教育政策或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文献数量较多，冯广兰、王鉴、胡红杏和刘宝存等学者探究美国民族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发展历程；李东材、王兆璟和易晓琳等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和照顾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此外，学界对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民族教育政策和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研究也颇多，旨在通过分析他国经验，为发展与完善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突现词(burst detection)，或称膨胀词，是指通过突现检测模型计算出的短时间内增长速度突然加快的关键词集合。通过观察突变词动态变化性，可以对某领域在特定时间条件限制下的研究前沿话题进行判断和预测。利用Citespace软件中的突现词检测技术考察近五年词频变动趋势，定义检测模型γ值为0.1，得出近五年突变率较高的四个关键词(如图 3)。

观察近五年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突现词检测结果发现，“优惠政策”“教育优先发展”“民族招生政策”和“研究生教育”四个关键词在2014年和2015年突变率较高，说明与其相关的文献数量骤增，可被视作近期研究前沿。“优惠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与“民族招生政策”和“研究生教育”两词同期突现，与民族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政策的大力实施以及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有着必然联系，少数民族研究生群体与其教育质量逐渐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民族教育优惠政策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国家针对高层次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而制定了“少数民族考生政策”“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等研究生教育民族招生政策^[20]。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研究生数量逐渐增加，招生、培养、就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现^[21]，对高层次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围绕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生招生政策中存在的惠及对象不够精准、逆向歧视、招生专业安排与民族区域发展需求脱节、监督反馈机制欠缺等问题，许多学者展开深入探讨，这也是近年关于少数民族研究生教育研究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在民族教育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与民族政策中的民族经济政策、民族文化政策、语言文字政策和宗教政策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政策体系，为提升学生科学文化素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也已从初步探索期进入蓬勃发展期，成为独立、开放且结构紧密的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较高的核心作者群和机构群，并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研成果，有力地推动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研究内容集中在民族教育政策基础理论研究、民族教育政策过程研究、具体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研究和民族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四个方面。政策的价值取向、优惠政策和针对不同教育阶段的民族教育政策等话题，始终是该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近年民族教育招生政策和研究生教育相关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大力实施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有着必然联系。

未来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方向应紧扣新时代民族教育的基本矛盾，着力解决民族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民族教育的基本矛盾也已发生变化，转化为少数民族学生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资源需要和民族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少数民族学生知识与技能不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师资不足与剩余并存等等。以上矛盾和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仅需要科学制定与有效实施相关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者应以全面提升民族教育质量、大力培养优秀人才为着眼点，以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政策和实践问题为着力点，寻找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发展新路径，引领研究新热潮。同时，切实提高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从跨学科和多学科视角加深对民族教育政策的理解，增强科学研究为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的理论性、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