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被韩国媒体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7]，金庸先生仙逝之后，韩国媒体直言“江湖陨落一代豪侠，两国共忆一世英雄”，众多韩国网友纷纷表达悲痛和伤感。为缅怀一代大师，金庸去世后第二天，韩国CHING电视台紧急调整节目排单，临时安排播放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金庸在韩国的影响力为何如此之大？金庸小说为何受到如此追捧？这要从韩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以及传统武艺小说审美思维的延续性等方面切入以进行思考。

金庸小说的韩译肇始于1972年，《飞狐外传》被译为《武剑道》，由汉阳出版社和大兴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奇怪的是，原著者被标记为“卧龙生”，包括同年译介出版的《恶风剑》(原作《笑傲江湖》)，亦是同样情形。这反映出当时版权意识的薄弱，同时还与中国武侠小说在韩国的译介史密切相关。韩国对中国武侠小说译介接受的第二个时期“卧龙生时期”是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确立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卧龙生的作品极受欢迎，当时甚至出现了‘山寨版卧龙生小说’，即利用卧龙生的名气将其他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伪装成卧龙生的作品翻译引进到韩国”^[8]。金庸作品是在“卧龙生时期”之后被译介到韩国的，因此最初其作品也被署名为“卧龙生”。从1986年开始，金庸小说全面译介，首当其冲的即是《英雄门》系列，包括《英雄门1——蒙古之星》《英雄门2——英雄之星》《英雄门3——中原之星》共3部作品。

在韩国，《英雄门》是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金庸武侠小说。而遍查全部金庸小说，并未发现名为《英雄门》的作品，事实上，《英雄门》是“射雕三部曲”经过韩译之后的整合版，三部“英雄门”的原作分别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在韩国，人们认为“射雕三部曲”所涉历史背景与人物形象存在关联性，通常将其合并阅读。韩国于1987年7月1日加入《国际版权公约》，而《英雄门》的译介出版是在1986年，因此“高丽苑”在未获授权的前提下，将“射雕三部曲”改译为《英雄门》系列共3部18卷推向市场。由于市场反响过于火爆，当时韩国盗译金庸作品的出版社多达12家，其中不乏知名出版机构。2003年，金宁社才获得了金庸的正式授权，推出了全新精译本。

《英雄门》在韩国曾掀起了1980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阅读狂潮，据首尔钟路书店统计，1986年销量最多的外国翻译小说就是《英雄门》。由于当时版权体系不够完善，再加上译者署名多为笔名，同一作品几经翻译后又被冠以不同书名发售，因此，译本的总体销量较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英雄门》发行5个月之后的销量就达到了20余万册，至今已再版20次以上，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深。另据韩媒报道，《英雄门》的出版发售直接导致该年度全韩学生平均成绩下降0.5分^[9]。由于《英雄门》的巨大影响，甚至出现了“86世代”这一词语，专门指称曾经引领1986年《英雄门》阅读热潮的韩国受众，现在这一代人已成为韩国各行业、各阶层的中坚力量，对他们来说，金庸武侠小说为其提供了一个人生成长的精神空间。

得益于《英雄门》的巨大感召效应，金庸其他武侠小说陆续大量译介，1986—1989年短短三年间，全部金庸武侠小说均被翻译出版。且所有金庸小说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本。尤其是1994年出版的金庸译作达19种之多，包括3卷本的《金庸小说精华全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某个作家的作品全部被译介，可以说史无前例，在韩国文学翻译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如果说1986年是金庸小说在韩国译介的第一波段，那么2003年就是金庸小说译介的第二波段，这一时期以金宁社为主导。2003年，金宁社购买《英雄门》版权，重新推出24卷本的《英雄门》。译者是一个群体，署名为“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这是一个专为翻译和研究金庸小说而特别成立的学术组织。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成立于2002年，汇集了中国文化和金庸研究相关专家，目的在于准确评价和介绍金庸小说的价值，以金庸小说的翻译出版为契机，在翻译作品的同时，还负责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深入考证。依托于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以金宁社为出版主体，金庸小说开启了21世纪的全新翻译历程，“86世代”们在重温第一波段阅读感受的同时，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阅读体验，阅读情感认同历久弥坚。

韩国长期以来接受中国文化的浸染和影响，是汉字文化圈成员的典型代表。“汉字文化圈包括汉字、儒学、律令和中国化的佛教等四项文化要素。”^[10]在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儒学和佛教文化东传韩国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朝鲜半岛一直笼罩在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之中。因此，相较于欧美等异质文化圈国家，韩国读者对于金庸武侠小说中展现的“文化人格”^[11]与“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12]的解读和阐释，就变得较为轻松和直接了。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儒家文化、《天龙八部》中的佛家文化、《倚天屠龙记》中的道家文化等，在近邻文化圈的历史积淀和思想传承作用下，韩国受众在阅读过程中可直接参悟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旨趣和深层内涵，这是西方读者所无法比拟的。

金庸善于将故事情节依托于历史现场，在历史中展现侠客精神和家国情怀，在小说中反复表现“反清复明”，这恰好与韩国人传统中的“尊周思明”思想存在跨越时空的心理契合。“尊周思明”是李氏朝鲜在面对明清易代的政治格局变动时所持有的文化心态，他们秉持华夷观念，认为清王朝并非中华正统，对其充满敌意和蔑视，称清朝为“夷虏”，称清帝为“胡皇”。在长期以来秉持的“华夷观念”受到冲击的同时，对宗主国明朝心怀感恩，甚至认为自身延续中华正统，自诩为“小中华”。这种思慕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心理甚至使李氏朝鲜产生了“明朝之后无中国”的感叹。以至于到了19世纪，在政治上臣服清朝百年之后，其文化心理上仍然保持着反清思想。“他们认为在东亚文化视野中，只有自己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甚至在明亡多年以后，在祭祀、书信、碑铭中暗用明朝正朔，以表达对明朝的追慕之情，后虽在清朝的压力之下，官方文书使用清正朔，但个人信函还是统一使用明代年号。”^[13]

“明王朝与近邻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系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儒家的礼治为义理基础，而以周朝的封建、朝贡制度为从属的规范与朝聘往来的模式。”^[14]李氏朝鲜政权的思明反清、尊王攘夷，外在表现为“尊周思明”。虽然这一历史时段距今已有600余年，但在韩国人的传统思维中还是保留着这一历史印痕。继承中华余脉的“小中华”思想至今还深深根植于韩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每年5月的第一个周日，首尔宗庙都会沿袭古朴礼仪，定期举行祭祀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传达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传统思想，从中可以窥见“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文化心态延绵至今的历时性影响。由此，除却精彩绝伦的武功刻画和凄美缠绵的爱情书写所带来的阅读精神愉悦，韩国读者通过阅读金庸武侠小说，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联想到历史上李氏朝鲜与明清之间的文化博弈过程，心灵深处的共鸣之感自然油然而生。

此外，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自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就一直为其所用，即使在1443年世宗大王发明韩文以后，直至今天，汉字仍然是韩国书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性文字。韩国人大多具有较强的汉文解读能力，“四书五经”在提高朝鲜半岛人民素养的同时，亦成为科举考试必读的儒家经典，汉字的广泛使用，使得中国诗文备受追捧。对于长期阅读“四大奇书”的韩国读者来说，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全新的小说类型，充满了好奇与新鲜。同时，在金庸作品的译介过程中，译者往往有意无意会保留一些中华文化色彩浓郁的词汇和典故，使韩国读者能够通过汉字准确解读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金庸小说中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和纷繁复杂的文史典故，均让西方译者普遍畏难，而在韩文译者手中却能相对容易进行语言转换，也能够相对轻松地被韩国读者解读和接受。如“六脉神剑”“五虎断门刀”“无量剑法”“罗汉刀法”“降魔禅杖”“童家流星锤法”“降龙十八掌”“一阳指”“伏虎拳”等功夫术语以及“越女采莲”“八阵图困陆逊”“烽火戏诸侯”“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等文史典故，在翻译过程中，均辅以繁体汉字标注，韩国读者通过汉字就能较为准确地进行解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相关“文化信息”的流失。

在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武侠小说传入并流行于韩国之前，在朝鲜半岛上就已经有了长期受到大众喜爱的名为“武艺小说”的小说类型。这种小说一般都会刻画一个“义贼”的形象，如《洪吉童传》和《林巨正传》等，塑造了一个个“道义之贼”，以出神入化的武功惩治贪官污吏，救助陷入苦难的百姓，这样的主题与金庸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契合。相关研究表明，《洪吉童传》受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影响，其中出现的“遁甲法”“缩地法”“分身法”“乘云法”等道术与《西游记》之间，义贼们的侠义行为与《水浒传》之间，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洪吉童利用分身法欺骗八道监营的情节，与《三国演义》第68回左慈施展法术戏弄曹操如出一辙。《洪吉童传》的主人公洪吉童是李氏朝鲜世宗时期洪判书的侍女所生的庶子，他自幼习道术，武艺超群、变幻莫测，具有成为优秀人物的潜质。但因庶子的“贱生”身份，使他无法得到应有的呵护和关爱，甚至家人们也都害怕洪吉童非凡的武艺会成为将来的祸根，想雇佣刺客除掉洪吉童。洪吉童脱离危机之后离家出走，成为义贼头目，成立正义的秘密组织“活贫党”，以道术和武艺抢夺腐败官员们的不义之财，分给穷苦百姓。朝廷千方百计捉拿洪吉童却不能得逞，后来，洪吉童离开朝鲜本土，建立“栗岛国”，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洪吉童传》的美学构造和情节结构来看，属于英雄小说范畴，主人公具有高贵的血统，却具有不被认可的庶子身份，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摆脱和克服一切危机，同时也具备了“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主题构成。此外，《洪吉童传》也是一部典型的通俗小说，这不仅取决于其思想立意和问题意识，从语言载体上看，它是朝鲜半岛第一部纯韩文创作的小说。纵观朝鲜半岛语言演进史，在20世纪初之前，韩文一直被认为是妇女儿童使用的下等文字，汉字才代表着正式和高雅。因此，作者许筠开风气之先，以作品的通俗性为创作宗旨，使用纯韩文进行创作，其真正的意图在于确保最大程度的读者群体。

得益于对传统武艺小说的阅读基础和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心理的近邻性，当刻画高超武功和义侠行为的金庸武侠小说译介至韩国，韩国读者在心理接受层面毫无陌生感和抗拒感。尤其是在陌生而广阔的大陆上，围绕正邪人物展开的痛快淋漓的故事情节，足以深深吸引韩国读者，在满足阅读期待的同时，促发其领悟并尝试解读和阐释中国武侠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广泛译介与深度阅读的同时，韩国对金庸及其作品的阐释研究，也从多声部与多向度展开。研究内容方面，主要以文化内涵、人物形象、叙事学、价值判断等为主; 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方面，均依循传统的文学研究路径与方法。其中，禹康植的研究较为丰富和深入，如《金庸武侠小说中“江湖”的类型和特征》从“江湖”的定义出发，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江湖背景(名山、山洞、绝壁、幽谷)和江湖规范(义气、辈分、门规)进行了探究^[15]。《金庸武侠小说的死亡观研究》从“轻死重义”“正邪对立”“人生无常”等角度，对金庸武侠世界的死亡价值观进行了考察，认为不同死亡观的并存营构了金庸小说的独特面貌，其中不仅投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强调了重视人情、人性的人类生命尊严和个性的价值观念^[16]。关于人物形象研究，禹康植曾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作用》，从“父权的弱化与女性的作用”“女性领域的扩大与自身定位”“‘为国为民’的主题与女性”等视角切入，指出金庸武侠小说虽然把女性的形象和性格描述得丰富多彩，但是对民族和国家或者对江湖的纷争，女性能否展示出独立性的判断和行为，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17]。《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恶人形象研究》以“武侠小说与劝善惩恶”“恶人形象的分类”“恶人形象的意义”为主线，认为“恶人”并非凸显侠义精神的辅助性存在，而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江湖成员，如果说侠客是为了他人利益的“大义”而行走江湖，那么恶人就是为了一己之私的“小义”而混迹江湖，江湖是善恶的二元对立空间，金庸在江湖人物都具有人性弱点的前提下，描绘出了一个善恶界限模糊的江湖世界^[18]。

此外，在传统文化、叙事学和价值判断等方面，韩国学者也对金庸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安金英的《金庸〈笑傲江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论研究》从中国传统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论”切入，以《笑傲江湖》为例，从“叙事构造与阴阳论”“五行论与小说空间”“阴阳与五行的结合”等方面，对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深入探析。指出将宇宙理解为某个“运行体系”的阴阳五行论，是理解人体的医学根本原理，金庸小说将以超自然力量表现出来的武术秘诀与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学知识相关联，这种叙事结构告诉人们，哲学、医学、武术、人类生活、宇宙等处于某种有机体的关系之中^[19]。郑东补的《金庸的武侠世界》从“武”“侠”“情”和“江湖”的角度，对金庸的武侠世界进行了全面阐析，强调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20]。林春城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与金庸作品中人物的实用性》将金庸作品的盛行视为某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进行了文化层面的肯定，同时认为读者的目的不仅在于茶余饭后的消遣，也是将其作为学问研究的对象，呼吁“不应该把金庸的小说看作是单纯的消遣小说，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人的人性和心理的‘文化课题’”^[21]。刘京哲的博士学位论文《金庸武侠小说的“中国想象”研究》，将金庸的中国想象分为“江湖”和“侠”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历史、爱情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历史的反思和想象，“阳刚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想象，“侠”的变化过程，近代立场的江湖秩序和理念重构，“反侠”的出现与“中国之侠”的诞生等视角，对金庸小说中的“中国想象”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武侠小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行为，金庸小说展现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精髓，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认知和文化记忆^[22]。在价值判断层面，金庸武侠小说为中国人提供了能够代替近代以来饱受挫折的历史的自我想象，其文化价值和历史贡献，远远超越了人们目前对他的评价。

由于长期以来的雅俗论争和正反视角的存在，金庸小说在韩国也曾一度被排斥在学术层面的研究阐释对象之外，对金庸小说的“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23]在韩国同样存在。虽然只有全炯俊、禹康植、林春城、刘京哲等少数人对金庸武侠小说持肯定态度并将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但他们还是在传统渊源、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虚无色彩和反武侠特征等方面，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尤其是近年来涌现了一些超越雅俗既有视野的成果，从金庸武侠小说体裁特征涉入，转而超越文本而从社会学层面进行阐析，由此凸显武侠小说学术层面探究的真正面向，使金庸小说的研究焦点更为明晰。

在传统渊源方面，韩国学者认识到，虽然金庸武侠小说与传统侠义类小说存在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并不足以清晰阐明近代以来出现的武侠小说的类型特质，即无法超越对情节或人物的表层分析，进而阐释武侠小说创作和消费的构造，并分析与作品内容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存在的读者沉醉于武侠小说的原因。对此，全炯俊认为：“当今的武侠小说产生于20世纪。清末出现的新小说，伴随着20世纪初现代文学的登场而成为旧小说。因旧小说带有一定的近代性特质，在近代通俗小说形成过程中，诞生了现在的武侠小说。由此，严格来说，武侠小说明显属于近代性体裁。”^[24]33刘京哲强调应将金庸武侠小说与一般的侠义类叙事进行差别化阐释，应将其理解为在外部势力入侵的近代历史背景下，进入现代之后中国人所经历的自身体认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共同文化的怀旧心理所引起的中国想象。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武侠小说的登场与近代时空相关联，将与侠义类小说相区别的武侠小说作家和读者设定为“近代国家的国民”，即“侠义类叙事的读者是古代国家体系内的中国人，与此相反，武侠小说的读者则是近代国家机构中的中国人”^[22]。林春城认为，武侠小说作家们成功摄取了五四新文学的养分，武侠小说在五四新文学的攻势之下，成为失势的通俗文学的一部分，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武侠小说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同一性并相互渗透^[25]。他们认为武侠小说只是在外观上与传统叙事存在相似性，而在本质上却是全新而典型的现代意识的产物，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最能体现这一现代性特质。刘京哲认为，金庸小说作为中国人的想象性存在，居于武侠小说的核心位置，具有最广泛、最具魅力的效果，因此，金庸小说的中国想象性内容，最能够反映中国武侠小说的特点^[22]。这种观点与袁良骏从金庸作品中看出封建主义影子的见解相反，也有别于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中寻找传统文学品格的主张。

在现代性与国家意识方面，韩国学界将金庸武侠小说视为现代意识的产物，金庸作品凸显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国家形象和主体意识。因此，金庸武侠小说超越了单纯的趣味性的文艺文本，转而成为凝聚华人世界向心力和国家想象的媒介。“从1950年代开始在报纸连载，无数的中国人为之狂热并不断被改变为影视剧，不由得令人推想中国人正是通过金庸，实现了心理上的契合和统一。”^[26]韩国学者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为理论参照，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形塑了中国人以现代中国为蓝本的“想象共同体”。在近代因外来势力侵略而使传统共同体和政治向心力瓦解崩塌的时代状况下，武侠小说以其独特的“想象”，成为中国人重构自身认同的媒介体。金庸武侠小说在二战后列强殖民侵占终结、新的政治凝聚力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以香港为时空背景登上文坛，其意义尤为特别。在多元文化混杂的香港，金庸武侠小说引发华人后裔们追溯大一统的文化记忆，并试图将这种记忆最终再现为现实。事实上，金庸小说也恰好契合了包括大陆民众在内的这种潜在的期许和意图。虽然韩国学者们将金庸小说界定为“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行为”，但这与以历史为素材的现代话语逻辑所展现的诸般样相并无二致。“从定型化形态的历史叙述，到以历史为素材的诸多文学艺术形式，在其标举的客观事实的内里，均隐含着有意或无意的欲望为载体的想象。”^[27]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自然与其文本的特殊性密不可分，但其中所借用的历史素材也是一个不可无视的重要依托。

如何理解金庸武侠小说中呈现的怀疑论色彩和虚无主义以及“反武侠”特征，这是金庸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如《笑傲江湖》中江湖的传统秩序和价值遭到嘲弄，《鹿鼎记》中既有武侠人物类型的瓦解，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韩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样化解读。全炯俊将其阐释为金庸所追求的武侠世界渐趋崩溃或解体的曲折过程。“既完全不会武功，又无视传统礼教的韦小宝一经登场，就意味着传统武侠小说类型的解体，由此金庸无法继续创作而最终宣布绝笔。”^[24]86-87刘京哲用“反侠”概念阐析与其他武侠人物迥然有别的韦小宝，认为金庸为了解决仅依靠现有人物类型无法解决的问题(如金庸所直面的历史书写困境)，通过完全不同的类型人物，凸显“反侠”思想。刘京哲认为金庸所面临的困境，缘起于从“想象的历史”到“现实的历史”回归过程中所直面的现实壁障。虽然金庸通过人物和江湖的时空交错，尝试重构历史，但现实没有任何改变，其作品中的虚无色彩就是现实挫折的反映。与此同时，他指出除了《鹿鼎记》之外，其他作品都缺乏对中国的乐观情感和建设性想象，且金庸小说的结局一般都是用侠客远离江湖来代替大团圆结局。在《鹿鼎记》中，金庸改变以汉族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将韦小宝塑造成“反侠”和“国民之侠”的形象，从而解决其创作困境。

韩国学者的观点在拓宽金庸小说的研究广度和阐释深度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但仅着眼于武侠小说类型的盛衰和金庸对现实问题的应对策略，在结合金庸创作的内外环境、时间节点和心理机制以及阐明“反武侠”特质的因果关系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局限。

金庸武侠小说在韩国引起阅读狂潮之后，也在本土武侠小说的创作、传统武艺小说的新变、武侠诗歌的发展、武侠漫画的延拓和武侠游戏的开发等方面，对韩国武侠文化精神体系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本土武侠小说的创作，事实上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的创作始终笼罩在模仿的阴影之中，韩国最早的仿作武侠小说，是金光洲于1972年3月16日在《中央日报》开始连载的《贵公子》。此后，金义民的《续八万四千剑法》《混天日月掌》、苏龙的《武林秘学》《旋风魔帝》等陆续出现。从1981年开始，韩国武侠小说作家大量涌现，根据《韩国出版年鉴(1981)》的统计，当年登上文坛的武侠作家就达到了20人。金龙出版社培养的作家有司马达、剑弓人、夜雪绿等，其中司马达和剑弓人曾主导了1980年代的韩国武侠文坛。他们创作的武侠小说，在内容上与金庸武侠小说高度相似，作品背景大都设定为中国，小说人物也是以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华山派、昆仑派、崆峒派、逍遥派、天山派、神农帮的武侠人物为主，对武功的描写也是金庸小说的惯常手法。当然也不能因此就断言，吸收了金庸创作手法和武侠精髓的韩国原创武侠小说，就完全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复制品。其中也不乏拥有新的美学构造、凸显问题意识的创新之作。如剑弓人的《中原日志》，讲述一个孤儿从中国辗转来到日本，在成长过程中，听闻其义父在中原大地遭到杀害，旋即返回中国展开复仇活动的故事。作品使用“武历”年号，借助日记形式呈现主人公的一系列义侠行为，在作品构造上彰显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进入19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余波依然持续。此时，中国武侠小说已进入“后金庸”时代，其时代特征体现为“武侠小说伦理内涵的改变”和“武侠小说文体属性的扩大”^[28]; 而在韩国，则是“反武侠”之风深刻影响了韩国原创武侠小说的走向，开始脱离类型化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框架，相较于荒唐无稽的情节和近乎完美的主人公，更加侧重于平凡人物和日常现实故事，这构成了韩国原创武侠小说的第二阶段，以左柏、龙大云等为代表。与第一阶段的剑弓人、夜雪绿等作家相比，第二阶段在美学追求方面呈现了新的变化。司马达、刘青林共著的《大道无门》与李正宰的《大权武林》以韩国政治史为素材，司马达、剑弓人共著的《武林经营》则讲述了韩国企业扩张的内幕，这些小说在武侠素材的扩展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在此过程中，有一批作家在吸收金庸武侠小说美学特征和创作技法的基础上，继续沿着韩国传统武艺小说如《洪吉童传》《林巨正传》等的道路向前迈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竝总，金庸《英雄门》推出之后不久，他就创作了《刀与露》和《大剑子》两部作品。《刀与露》卷首《作者的话》说：“我带着使命感和自豪感创作了本小说，通过主人公王康，我要创造出一种比日本武士的大和魂和中国武功拳法更真实的韩国武艺文化，向全世界介绍和推广埋没于儒教传统的韩国武艺。此外，为了确证韩国武艺的优秀性，通过被挟持到明朝的女主人公雪花与少林寺拳法的对决，展示我们传统武术的优越性。”^[29]《刀与露》的历史背景设定于李氏朝鲜初期，男主角王康是前朝高丽重臣之子，女主角韩雪花也是前朝后裔，二人联合处置害死父亲、背叛高丽的一众人等，最后相爱结合。表面看来，《刀与露》还是未能脱离复仇情节加爱情母题的窠臼，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使用了“腰击势”“鸡口手”等韩国固有的武术技法，而中国武侠小说中的神奇武术、非凡武功和绚烂的战斗场面难觅其踪。通过讲述“武士的道德”，突出武侠人物的精神修养，而非单纯通过刀光剑影的罗列式描写刺激读者的感官。从这个层面看，在金庸作品传入并广泛阅读之后，韩国武侠作家们产生了重构本土武侠文化体系的自觉意识。但此时的韩国武侠小说并未成长到能够独当一面的程度，《刀与露》也存在一些无法超越的缺憾和局限，如主要人物王康个性不够鲜明，“韩国武艺优于中国拳法”的论证也显得过于简单粗糙。尽管如此，在金庸小说的影响下，《刀与露》不失为以韩国武艺文化特色构建本土武侠文化的宝贵尝试。

《大剑子》也是作者金竝总在“展现韩国传统武艺的独立性和优秀性”的创作意图之下诞生的。时代背景、作品构成与《刀与露》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主人公王天的复仇故事没有贯穿始终，他最终领悟到复仇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因而决定将传统武艺流传后世。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尝试阐明武艺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和利欲服务，其本身包含着一种崇高的文化精神，强调武林人士为了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在主旨立意方面比《刀与露》更进一步，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想。在《作者的话》中，金竝总强调：“在旺盛的肉体与崇高的精神合二为一达到最高境界之时，‘艺’便成为‘道’，缺乏哲学的武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30]金竝总武艺小说的创作意图与其所追求的武侠世界正在于此，这正是他继承金庸武侠精神之后所彰显的韩国武侠文化的特色和魅力。

武侠诗是另外一种表达武侠文化精神的文学体裁，韩国武侠诗也深受中国武侠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金庸及其作品传入之后。韩国现代武侠诗肇始于诗人庾河，他的首部诗集《武林日记》收录了九篇诗作。实际上，庾河本人不仅阅读了大量金庸武侠小说，还曾尝试仿写。由此，他的武侠诗作中金庸武侠小说语汇俯拾即是，如“霹雳掌”“太极剑”“逍遥拳”“铁砂掌”“含沙射影”“化骨绵掌”“武林盟主”等。庾河并未止步于武侠小说语言的借用，而是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来表现现实，如“催泪掌风”“名词剑法”“武林高校”“武侠放送”等。读庾河的武侠诗，会有与阅读一般武侠小说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换言之，我们嗜读武侠小说的原因之一是能够间接体验异域世界，但庾河的武侠诗却借武侠小说的语法对社会现实进行艺术化改造，注重的是对具体社会现实的控诉和影射。通过他的武侠诗，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武侠小说中的武林毫无二致，他正是利用武侠小说的叙事语法影射现实，读后令人陷入沉思，因此他的武侠诗可视为受金庸武侠小说影响而创作的咏史诗或讽喻诗^[31]。他沉浸于金庸武侠小说之余，将金庸武侠语言重组为另一种文学体裁以反省现实。在“高雅艺术”之一的诗歌中，融入通俗文学性质的武侠元素，可视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通俗化的某种表现，同时也是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武侠文化对韩国现代诗歌产生影响的最佳例证之一。

金庸武侠小说对1980年代韩国漫画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韩国读者不满足于单一文本形式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被改编为漫画在韩国流传。此后，以“武侠”为主题内容的“武侠漫画”开始大量涌现。据统计，1999年武侠漫画曾达到整个漫画市场份额的80%^[32]。这一方面固然与韩国当时武侠创作潮流的暂时退潮不无关联，另一方面也是受到金庸小说漫画改编的推动。1980年代后期，为了吸引读者，韩国原创武侠小说在内容方面变得荒唐无稽，残忍、夸张、色情描写等低级趣味成为创作导向，感动读者的力量渐趋式微。在此状况下，司马达、徐孝源等开始转向漫画创作，为武侠漫画提供故事素材。同时，即使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反映社会现实，某些作家也会不自觉地借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或情节，将武侠小说的构造与劝善惩恶的主题相结合。朴峰成的漫画成名作《神的儿子》即是此类作品，他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叙事进行重新改造，为读者们刻画现代版的英雄人物，在此过程中，他借用读者已经熟知的武侠模式，配合阅读介质的变化，赋予读者新颖独特的阅读体验。

武侠游戏的开发方面，金庸武侠小说也首当其冲，对韩国武侠游戏甚至整个游戏市场影响深远。对韩国人来说，最熟悉的金庸武侠游戏莫过于《倚天屠龙记》，在1994年由智冠科技开发之后，被译成韩语在韩国流行，张无忌的成长之路吸引了无数韩国游戏玩家。此游戏将张无忌的少年和成年改编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学习武功的冒险经历，后半部是在迷路和陷阱中击退敌人的角色扮演。1996年，聚合了14部金庸武侠小说人物的《金庸群侠传》问世，旋即传入韩国，玩家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自由切换，相较于《倚天屠龙记》，情节更为简洁紧凑。此后，《武林群侠传》《侠客风云传》《侠客风云传前传》《河洛群侠传》等金庸原著改编的游戏一脉相承、陆续推出，直到如今还广受追捧。

金庸先生仙逝之后，韩国媒体曾以“江湖巨星湮灭”为题，表达对金庸先生逝世的惋惜和哀痛。从1972年的首次译介到1986年“射雕三部曲”《英雄门》引领的阅读风潮，从多向度的文本阐释到阅读情感的价值认同，从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的创作到武侠诗歌、漫画和游戏的火爆，都能够明显看到金庸小说的深刻印痕。在对金庸小说阅读、评价和认同的基础上，韩国将金庸武侠文化精髓完美嫁接到本国武侠文化精神体系的构建中。甚至在现代小说中，也能够发现金庸武侠小说的延续性影响，如金洪信《人间市场》中具有侠义精神的热血青年张聪灿，黄晳暎长篇历史小说《张吉山》中的“绿林党”等，都融入了金庸小说的诸多武侠元素。

“金庸小说在海外畅销所形成的文化景观，体现了不同‘层级’的文化魅力。”^[5]金庸武侠小说饱含丰厚的中华文化意蕴，在不同层级的文化元素使韩国读者阅读期待得到满足的同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精神文化内核的认同。事实上，韩国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阅读市场的火爆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在此之前，韩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精英文学，以金庸为代表的中国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或小说史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助推了韩国的通俗文学研究。在学术研究基础上衍生的价值认同，又反作用于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的创作、传统武艺小说的新变、武侠诗歌的发展、武侠漫画的延拓和武侠游戏的开发，从而全面助推了韩国武侠文化精神体系的创新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