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女性解放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清末民初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此时的知识界纷纷以积淀着传统儒家道德观念又受到了现代国家观念洗礼的“贤妻良母主义”作为女性的教育方针。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娜拉”的闪亮登场，“贤妻良母主义”遭遇了历史性挫折，而走出家庭、寻求自我独立价值的“娜拉式”女性成为时代的先锋和楷模。至此，隐含着传统观念的“贤妻良母”和张扬着现代精神的“娜拉”成为一对既互相对立又互为参照的概念。确切地说，代表着现代独立精神的“娜拉”的出现，虽令“贤妻良母主义”黯然失色，但并未使其销声匿迹，而是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隐性挑战者。相比于舶来品的现代“娜拉精神”，“贤妻良母主义”有着更为深远的本土血脉关联和男性市场，并借助于不同时代的传统复古风潮随时翻浪扬波，尤其是兴起于1930年代的“妇女回家论”及“贤妻良母”大讨论持续最长，影响最大。这场大讨论根本上导源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加重，首倡于德国的“妇女回家论”，随后也波及了战云密布、危机重重的中国，与国民政府对传统道德的提倡一拍即合，迅速得到保守知识界的应和与支持。一时之间，“妇女回家”和各种“贤妻良母主义”论调甚嚣尘上，构成了女性解放的一股复古逆流，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界的强烈批判。这场波及社会各界的大论争，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末。此次论争既裹挟着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危机又连带着中国抗战救亡的民族重任，既缠绕着国共两党的政治角力又夹杂着知识界左、中、右派的对垒，使问题显得尖锐和驳杂。

在当代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娜拉”因其与生俱来的现代风采而备受瞩目，而对于或显或隐地缠绕着传统道德基因的“贤妻良母”问题，目前学界关注则相对较少。在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上述二词条，至2021年8月最新数据显示，以“娜拉”为主题的研究有近1 600条，而以“贤妻良母”为主题的研究则只有近260条，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和抗战期间两个历史时段。清末民初是“贤妻良母”作为“现代概念”的“逆向”输入期。学界一般认为，“贤妻良母”虽积淀着传统儒家理念，但作为一个有序组合的确切名词，却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新发明，并在晚清“逆输入”到中国，对近代中国女学产生了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日本问题研究学者李卓在梳理“贤妻良母”如何成为现代日本女性观和教育方针后指出，中国近代虽然输入了日本的贤妻良母观念，但二者实际上又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和迟滞，导致“学与不学”成为中日“贤妻良母”的重要区别，中国的“贤妻良母”从来就没有获得知识和教育的内涵。同时，中日两国近代社会的不同性质又直接导致了中日两国“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导致了追求解放的女性与“贤妻良母”的对立，造就的女革命家远多于女教育家^[1]。杨联芬指出，“‘贤妻良母’这个复合词，最初在晚清出现时，作‘贤母良妻’”，她详细梳理了晚清思想知识界对“贤母良妻主义”的借鉴与超越，认为“贤母良妻”观念虽“保留了儒学经典中对于女性贞顺、慈淑、谦卑等品行的规定，却又增加了近代国家主义的意涵，成为晚清‘兴女学’的基本依据，曾极大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合法化，同时也被革命派视为旧伦理而不断遭到质疑。贤母良妻主义对于晚清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的意义，就在这种矛盾张力中实现”^[2]。对于几成学界共识的中国近代“贤妻良母”源于日本的说法，程郁提供了另一个源头，认为不能忽视近代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重要作用，美国传教士的“职业教育”与“贤妻良母教育”并行的女子教育理念，直接影响了梁启超、康有为等早年关于女学的主张^[3]。刘堃认同梁启超早期“强调女性的传统道德和新兴社会角色/责任为特色”的女学思想来自西方的传教士^[4]。相较于“贤妻良母”的溯源研究，学界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大论争关注较多，相关研究主要来自历史学领域，其中又以妇运史和中共党史为主。早在1990年代，吕美颐便概括评析了抗战时期有关“贤妻良母”的论争，尤其是中共重要领导人邓颖超、周恩来及进步知识界对“妇女回家论”和“新贤良主义”等复古逆流的抨击^[5]。相关论题在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细化。同样从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夏蓉在梳理30年代的“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论争时，对男、女两性的观点进行比照分析，指出主张妇女回家的多为男性，反对妇女回家的多为女性，反映了两性看待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根本分歧^[6]。与上述研究构成时间序列的是何黎萍对1940年代抗战相持阶段再度兴起的“妇女回家”论战的剖析，认为这场论战“既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生理决定论和传统性别分工制度，也表现出当时进步人士(包括妇女)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会学性别观念的先进性”^[7]。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秦宁波专门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论争中的重要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8]。在论战中，三方四派的各界人士以报刊为主阵地展开论争，其中又以代表左翼进步界的《妇女生活》和提出“新贤良主义”的《妇女共鸣》最为重要，从媒介尤其是女性主义媒介角度进一步梳理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同样受到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关注。刘人锋缕析了《妇女生活》办刊始末以及在整个三四十年代“妇女回家”逆流中所起到的强力批判作用，称其为“国统区妇女抗战之声”^[9]。冯剑侠从“女性主义媒介”视角剖析了参与30年代“新贤良主义”大论争的三份妇女杂志《妇女共鸣》《女声》《妇女生活》各自不同的表述：《妇女共鸣》提出了基于男女平等的“贤良”主张，受到了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的《女声》和《妇女生活》女编辑们的共同反对，针锋相对地提出“做‘社会人’，反对一切形式的‘贤妻良母’”。“女报人”之间的这场论争，“正是一个理解现代中国妇女报刊，女性报人与社会性别话语之间关系的代表性文本”^[10]。

对于这场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的“贤妻良母”大论争，史学界及政治学界的研究者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理，对国共两党及左、中、右派人士的论争，都已阐释得较完整清晰了，但对文学的参与度则明显关注不够。虽然有些研究也谈及论争中的一些著名作家，如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冰心等支持“贤妻良母主义”的保守观念，周瘦鹃、郭沫若、柳亚子等力图兼顾女性独立与两性平等的观点^[11]。但从本质上讲，这些作家的言论亦属于知识界的言论，而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写照，尤其是作为抗战救亡中重要的号召性力量和组织性力量，是如何回应这场大讨论的呢？又是如何塑造民族救亡所需的“贤妻”与“良母”的呢？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从抗战时期的原始文献中提取大量不为学界所关注的文学文本，探讨抗战文学对“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的身心重塑，以及抗战女性在国家民族和家庭的双重责任担当中所遭遇的困境，借此深度探寻中国女性的现代解放道路问题。

在肇端于1930年代的“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主义”论争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官方文人和相当一部分保守知识分子始终站在传统道德的复古立场上，主张妇女回家，提倡“贤妻良母”，并以政策、方针、宣言、讲话的官方和准官方形式，对女性解放构成阻遏和压制性力量。比如：1934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 1939年，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话，提出要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传统五伦建设国民道德; 1940年，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制定了《非法妇运防止办法》，拟淘汰女职员，消灭妇女职业，迫使妇女回家去; 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妇女运动干部讨论会，再次将三民主义确立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最高指导方针，干部讨论会提出把有爱国热忱、真能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之优秀妇女统统吸收进国民党，并制定了奖励生育决议案。面对这些复古主义逆流，以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及左翼进步知识界始终坚持批判性立场，呼吁妇女走出家庭，把女性自身的解放和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抗战的全面爆发和全民抗战的迫切需求，更为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进步知识界(女界)，一方面不断驳斥国民党官方及保守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妇女回家论”“贤妻良母论”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主张，诸如“新贤妻良母论”^[12]、“贤夫良父”^[13]、“贤夫贤妻”^[14]等; 另一方面积极主张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到抗战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实现女性自身的解放：“寇已深入了，占中华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妇女同胞联合起来！四万万同胞联合起来！完成我们民族解放的任务，脱离半殖民地的奴隶生活，努力改革社会，使成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共过‘人’的生活！”^[15]进步女界在提倡广大女性要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同时，进一步鼓励女性接受战时技能培训，走出家门直接为抗战工作，以满足全面抗战的实际需要。一时间，女战士、女游击队员、女医护、战地服务团等应运而生，中国女性成为抗日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与此同时，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进步女界也对广大家庭妇女提出了新的“道德规范”和新的“贤良”要求。沈兹九呼吁中国妇女要从旧的“三从四德”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抗战时期的“二从八德”。“二从”即“从国家”“从民族”。“八德”则源于“三民主义”：“一，忠孝——要效忠于国家，以拥护国家之独立为神圣的责任，尽大孝于民族，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以维护民族的生存。二，仁爱——要对同胞仁慈博爱，不自相残杀，不坐视同胞的被凌辱残害，而有同仇敌忾的勇气。三，信义——作事负责尽责，不欺骗，不二心，不动摇，养成见义赴难，坚强团结之精神，使敌人无隙可乘。四，和平——对内和衷共济，对外共同奋斗，决不能像汪精卫陈璧君之流，屈辱求和，而要勇于抵抗暴敌，为永久的和平而斗争。”^[16]沈兹九提出的“二从八德”与其说是专门针对战时女性的要求，不如说是针对抗战时期全体中国国民所提出的责任与要求。1940年前后，在国民党及其保守知识界再度扬起的妇女回家声浪中，端木露西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蔚蓝中一点黯澹》，继续提倡妇女应回到家庭，安于治理一个小家庭，并有权利享受家庭幸福^[17]。此种看似男女平等的论调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应和。邓颖超以批判端木露西的妇女回家论调为切入口，明确提出抗战时期的女性新责任：“我们是以整个民族抗战利益出发的，是以从为求得妇女解放的基础出发，使妇女首先由小我的家庭走上大我的国家社会去，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其目的是推进抗战的动员，加强抗战的力量，是求得达到妇女解放基本利益的一个步骤。”^[18]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整个进步知识界在抗战时期所提倡、所呼吁的，即是“从国家”“从民族”的“国家的良母”和“民族的贤妻”。与之相呼应，现实生活中也涌现出了这样的榜样人物，《妇女生活》杂志中就报道了《大时代中的太太》——段静英女士。段女士是浙江行政专员兼游击司令赵龙文将军的夫人，她放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伤兵医院服务。为了给战士筹备药品蚊帐等急需物资，她不顾生命危险，利用太太的身份穿越日军封锁线，为游击队募捐并运送物资，堪称抗战年代“太太”的楷模^[19]。同一期《妇女生活》还报道了“模范母亲”的事迹：一位在战乱中逃亡到北碚的老太太，大儿子在抗战中阵亡，又亲自送二儿子入伍参加了志愿军，她自己艰难度日，还坚持把鸡蛋送给医院的伤兵，并给前线的战士们做鞋子，来表达自己支持抗战的心情^[20]。这样的母亲才是战争年代所需要的“真实的贤妻良母”^[21]。在解放区，除了妇女组织女兵团或自卫队直接参战外，妻子和母亲们还自觉送夫、送子参军上战场，有报道称，“在一次参军运动中，山东十个县和冀中七个县就有五千二百多名妇女亲自把儿子、丈夫送上前线”^[22]。在伟大的抗日救亡洪流中，女性——母亲和妻子，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有形、无形的战场中，奉献着自己的夫与子，也奉献着自己，成为新时代的“贤妻”和“良母”。

抗战救亡所提倡的“从国家”“从民族”的新贤妻良母主张，在文学书写中进一步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示。此时的抗战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母送子、妻送夫上前线的故事。封禾子的短篇小说《母性的典型》刻画了一位老母亲，丈夫在兵变中身亡，她含辛茹苦地把遗腹子抚养到16岁，在儿子的恳求中含泪又把儿子送上战场，从此再也没有得到儿子的消息。为了等待儿子归来，这位60岁的母亲捧着一堆碎片似的心，去给人家做仆妇，赚取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在焦虑与思念中，她觉得儿子的身影就出现在她面前，还有成千上万个和自己儿子一样健壮的青年，正在“从国家”“从民族”浴血奋战，这给了她希望和安慰。小说自始至终都以“她”来指称这位无名无姓的母亲，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妇女的无名无姓是附庸、服从的象征，而封禾子笔下无名无姓的“她”则是“大时代中典型的母亲”的象征^[23]，“她”是“母亲”的总称，是中国千千万万像“她”这样没有留下具体姓名却又为国家民族做出奉献的母亲们的典型代表。同样，曹禺创作于1940年的抗战四幕话剧《蜕变》，主人公丁大夫也是这类“从国家”“从民族”的“贤妻良母”典型。抗战伊始，她就立刻依她所信仰的，“从国家”“从民族”毅然放弃了在上海做一名医生的舒适生活，兴奋地投入了伤兵医院的工作。她17岁的独子也在抗战之后立刻参加了战地服务团。与封禾子笔下属于底层劳动阶层的母亲相比，丁大夫更是新中国所需要的“新女性”，像丁大夫这样“无数个不知名默默地在前后方工作，为争取祖国的光明与自由而奔走流血汗的新女性，不知凡几，丁大夫就是从她们个性上撷取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我们希望更多的丁大夫，正在生长培育着，她们结成抗建工作中一个伟大的力量！”^[24]蓝马的短篇小说《马秋音》中的马秋音，是抗战年代“从国家”“从民族”的“贤妻良母”的又一践行者。她一面鼓励丈夫要不吝惜生命而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一面也为了自己能够投身到抗战事业中而毅然把孩子留给母亲抚养。同时，她更以时代的要求为至高的道德准则与逃避抗战责任的唐氏夫妇划清界限，并指责唐太太在劝说、鼓励丈夫参战一事上没有尽到一个“贤妻”的责任：“一个军官临阵畏缩，怕危险，这在他的太太是一件可羞可耻的事……军官的太太所做的则应是给丈夫加强勇气，推动他仍然步上战线，并且更英勇的作战，完成他的保国卫民的任务。”^[25]当“为妻为母”的固有家庭责任与抗战时代“从国家”“从民族”的更高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新时代的女性无疑会以民族大义为重，甚至为此不惜抛弃丈夫和孩子，这种脱离了小我的母性正是战时所需要的妇女：“那种母性很重的，专以管家育儿家庭事务为中心的良妻贤母们，并不是时代所需要的妇女……目前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妇女，无疑的，是与上列妇女型相反，而是能够担负时代任务，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妇女。”^[26]封禾子笔下的典型母亲“她”、蓝马笔下的马秋音、曹禺笔下的丁大夫都是抗战时期“从国家”“从民族”的“新贤妻良母”典型，都是摆脱了旧式女性弱点的女性，有着战士一般的体格和意志。在这类正面宣扬妇女抗战救亡话语的作品中，丈夫往往成为“缺席”“无声”“被动”甚至“反面”的存在。封禾子笔下的“她”与曹禺笔下的丁大夫都是寡居状态，甚至丁大夫儿子的姓氏也与母亲相同。马秋音的丈夫始终是一个需要被妻子鼓励的对象。这种叙事策略使得投身抗战工作或支持抗战的妻子、母亲们能够轻松地跨越“夫权”，在“从国家，从民族”的至高追求中获得主体性和道德至高性。

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不仅需要女性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更需要女性有强健的体魄。如安娥所呼吁的那样，中国需要的是身心都武装起来的妇女：“中国妇女已经武装起来了，她们真勇的站在救亡的第一线上。这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吓得发抖，这更使汉奸恐日病者，败北主义者心慌！她们别离了父母兄妹丈夫和儿女，和民族的仇敌死拼，她们要用飞热的鲜血，洗去中华古国的巨伤。”^[27]为此，赵清阁认为战时女性应该有“克服女性及母性的必要”：“在这个时代，女子欲同男子一样地服务社会，献身国家，则必不能采纳一向女子的‘柔情’，‘软弱’之特点; 而需要克服女性与克服母性，锻炼成刚毅，强壮，果敢的健美”，因为“我们是中国国民，是即将灭亡的中国国民，我们应该行使国民职权，应该把全副精力贡献于社会的进展，实际参与救亡工作”^[28]。赵清阁的主张在抗战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依抗战救亡之需所塑造的“新贤妻良母”不但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责任心，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甘愿奉献儿子、丈夫和自己，还展现出与“战斗”相匹配的强悍“体魄”，尽量摒除不利于抗战的“女性化”因素而凸显“男性化”气质，甚至达到男性“力量”的标准。例如马秋音，身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女性，性格爽直，不盲从附和，理智胜过情感，还有着一副未经“女性化”修饰而如“男性般”健壮的躯体：“高长而壮健，近乎赤色的皮肤，……就是这样的一个‘前进派的女性’，假使还要找这‘前进派的女性’的特质的话，那就是不涂粉抹脂，脚上不是高跟鞋子”，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乐于通过奉献身体重新建构国家民族解放事业与女性生存之间的意义。在她写给丈夫的信中说：“一个渺小的身子，在这大的动乱时代里去磨练，或者会能使它变成结实，坚强，而能像一个人样的站立在这世界上吧！……对于自己的身子，我是并不像对于那你用血汗，绞脑汁挣回来的钱那样吝啬呢！……我是决不甘心就让自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沙漠里的一粒沙子，不足轻重的生存在这个多难的国度里的……总有一天，我相信我会将我的整个的身子，像你一样的：贡献给国家！”^[25]《蜕变》中的丁大夫从外貌到身体，无不显露出“男性化”的特征：“丁大夫看去只像三十刚开外，其实她已经是个十七岁孩子的母亲了。她不加修饰……走路做事非常敏捷有力。她的脸有些男相，轮廓明显，皮色看去异样洁净。薄唇角微微下垂，眼睛大而锐利，满面是刚健率直的气概。在愤怒时，有威可畏。她的身体较普通女子略高，十分健壮。”更为重要的是，在她健康的体魄下，有着果敢、坚毅、良善的灵魂，有着“她的职业所具有的仁侠精神的习性”^[29]。以马秋音、丁大夫为代表，这些投身抗战的女性，从内到外，从心到身所具备的“男性化”气质，是抗战救亡话语对妇女的一种暗示性要求：只有充满力量的体魄和灵魂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

走出家庭为抗战服务的妇女还必须要有行动的自由，不为家庭，不为儿女情长所拖累，为此，她们必须“去妻性”“去母性”而不能为妻子、母亲的身份与情感所牵绊。马秋音、丁大夫虽然身为母亲和妻子，但她们都有不受束缚的行动自由。马秋音的丈夫从军，她五岁的孩子交给父母抚养。丁大夫的丈夫早年在她们同去留学的时候就病死了，医院的事业占据了她全部的心灵。儿子丁昌在开战之后立刻加入了战地服务团，丁大夫已了无牵挂。相反，那些国家民族意识淡薄或是无法克服“女性气质”、无法割舍丈夫或者孩子的妻子、母亲们自然不符合“二从八德”的新贤妻良母标准，就成了反面典型。王冰洋的短篇小说《妻孥》就塑造了一位既缺乏国家民族意识又缺乏行动能力而只会拖累丈夫革命工作的“妻孥”。“我”是一名游击队工作人员，“我”的妻子静从事妇女工作。在“我”的眼中，横岭关第三大队指导员芳年二十五六上下，身材魁梧，正处于从事革命工作的黄金年龄。但是，芳年的工作却被他思想落后、裹着小脚的妻子所拖累。为了解决芳年的困境，静努力启蒙教化他的妻子，但效果并不甚理想。随着“我”、静、芳年工作的调动，芳年的妻子终于愿意丢下孩子随军工作，但又因为她的身体缺陷——缠足而无法实现。她成了“分不开，放不下，带着走麻烦”的妻孥。在“我”看来，妻子静才是最适合革命工作的理想伴侣：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没有孩子束缚行动的自由，有着随军征战的健康体魄^[30]。这才是抗战环境中理想的、标准的“新贤妻良母”。除了“缠足”这一外加的身体负累，妇女固有的女性生理特征也往往成为阻碍，诸如怀孕、生育、哺育都成为与抗战工作相矛盾、相抵触的存在。韦昌英的短篇小说《割弃》中的女游击队员，就因为需要哺育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险些被游击队长割弃，为了与游击队一起转移，女游击队员只好忍痛割弃嗷嗷待哺的孩子。小说同样是以“我”——一位有着丰富游击队工作经验的男性视角展开。“我”见证了女游击队员与游击队队长对峙以及她丢弃孩子的整个艰难过程，内心忧伤地感慨“这是一段叫人发颤的人类的悲剧”^[31]。自然，《妻孥》《割弃》中的叙事者“我”，都是在游击队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男性工作者，他们不但是事件的见证者，更是妇女抗战工作者资质的主要评判者与挑选者。割弃嗷嗷待哺的幼子对于母亲而言固然是一种残酷、悲怆的行为，但这正是战争环境下所需要的坚毅与果断，而这种象征“力量”的男性心理素质也正是抗战救亡话语对妇女的要求。

文学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时代价值的阐释者和宣教者，更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者和思索者，当其深入到生活内部，书写其矛盾复杂而非整齐划一的现实状况时，又往往成为现实的质疑者和解构者。抗战救亡话语中妇女“从国家”“从民族”的“新贤良”品质固然得到了文学的大力宣扬，但一些身为妻子、母亲的女作家也从切身体验出发，揭示了女性自身的生理和情感需求与时代话语之间的龃龉，以及由此造成的身心困境，进而把女性解放推向了更为具体、更为实际的层面，并向国家、社会发出了妇女解放的进一步吁求。

丁玲在抗战期间就曾呼吁人们多去包容、理解女性：“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32]葛琴的短篇小说《出奔》中的妇女工作队队长许真嫂，有投身抗战工作的热情，但也有丈夫被征入伍前的矛盾和贡献丈夫后的痛苦，从她这里真切地呈现了抗战救亡话语对妇女“贤良”的需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33]。妇女工作队为配合征兵工作组织公演“牛二虎当兵”的新剧，现实生活中则是妻子舍不得丈夫、母亲舍不得儿子，她们连夜帮助男壮丁出逃。妇女队长许真嫂是一位思想进步的乡间妇女，当妇女工作者李小姐来乡间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妇女工作时，许真嫂提供了许多支持。李小姐需要“做事一点也不女人气”的妇女，妇女队长许真嫂无疑要做“表率”。许真嫂在百般矛盾痛苦中贡献了丈夫，许真被征入伍之后，婆婆不断地咒骂她，而她自己只能在黑夜中痛苦地奔跑。作为妻子的情感和身份与抗战救亡话语下的“贤良”吁求之间发生着龃龉。许真嫂虽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出于抗战大义献出了自己的丈夫。葛琴的另一部短篇小说《生命》中的女英雄戚瑛，在战地生活中自觉践行抗战救亡话语对女性身体的要求：为了行动的自由而竭力控制生育，以此杜绝随之而来的哺育养育等一系列问题对工作造成的干扰。为此，她尝试用各种方法避孕，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怀孕了。生育为这位出色的战地女英雄带来了现实中的冷遇，救济院在“抗战”口号下无视她的一切求助。当她独自生完孩子后，只能想方设法“解决”掉自己新生的婴儿。她完全清楚在战时环境下孩童艰难的处境：“她看见许多丢弃在山野上给野狗们啃啮的婴孩尸体，她也听见敌人大扫荡来的时候那些婴孩们啼哭的声音。”^[34]如果没有孩子的羁绊，她可以自由地重回战场战斗。但是，戚瑛的母性情感最终让她终于重新接纳了这个新生命，认同了“母亲”的身份和角色。戚瑛对“母亲”身份的接纳意味着她甘愿为了孩子失去“从国家”“从民族”的行动自由。抗战救亡要求女性舍弃一切的硬性要求，在妇女“母性”的本能与角色中遭遇了困境。

养育孩子成了抗战时期妇女获取行动自由、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的主要阻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民族的救亡事业所要求的“从国家”“从民族”的贤良标准与妇女的妻职、母职发生了冲突。事实上，许多结婚生育的妇女在养育孩子和抗战事业的双重压力下已经陷入身心困境。正如丁玲在延安解放区所见到的情形：“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惟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32]茅盾的女儿沈霞在延安期间为了能够跟上挺进东北的部队而决定去做流产手术，遭到丈夫反对，她说：“现在是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做人工流产手术，还是以后用七个多月的时间怀孩子，然后还要再带孩子，究竟哪个对工作影响大？我看长痛不如短痛，这样我就可以及时跟队伍去东北，可以马上投入工作。”^[35]年轻的沈霞因为流产手术感染而不幸去世。有些女性甚至为了获得行动自由而寻求一种根本解决之法，过着一种“去情绝欲”的独身生活。路丁的短篇小说《白珊的泪》中的年轻母亲白珊，在大后方为国家民族解放事业而努力工作，但是，养育孩子、家务劳动却大大损耗了她的工作效率。孩子的羁绊与全身心工作的渴望深深折磨着白珊。作者忍不住赞扬中国母亲们在战时兼顾孩子与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精神：“哎！母亲的爱够多么伟大。她不惜任何牺牲，不怕任何艰苦，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她的丝毫啊！”反讽的是，白珊所表现出坚毅精神已承受不住这困苦的持续刺激，她将结婚生育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错误并决定牺牲孩子以换取自己的行动自由与工作进步：“在这动乱的时代，为什么要结婚呢？都是结婚给我带来苦恼的啊！……孩子、工作、生活，这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解决呢？……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为了自己进步的障碍，还是牺牲孩子吧？没有孩子在面前，我将感到多么方便，真的确是孩子加给我的重担……但是，我能离开孩子吗？他是我生命的安慰啊！”^[36]最终，为了获取更大的行动自由，能够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白珊选择将孩子寄养在一个村庄里，而送别孩子让白珊痛苦得肝肠寸断。抗战期间，有千千万万像白珊一样因为孩子牵累无法获得行动自由、全身心投入抗战而陷入身心困境的女性。有些女性为了无所牵挂地工作，宁愿选择“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但这毕竟是妇女为对抗结婚生育而不得不选择的极端生活方式。对于许多妇女而言，结婚生育是无可避免的，因而解决孩子对妇女工作者行动自由的牵制成为急迫的问题。草明的短篇小说《一席酒》中的妇女工作者，一位27岁的柳小姐，为了心无旁骛地从事抗战工作而选择了“独身主义”的生活^[37]，她的选择固然极端，但由此也可窥见抗战时期进步女性的生存状况。

抗战对女性的需求和女性对抗战的投入与妻职、母职之间的矛盾，引导着女性解放的进一步要求，她们向国家和社会发出了呼吁。赵清阁作为一位抗战时期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和文学创作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孩子拖累的“自由女性”，她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女性到了生孩子的时候，便什么都无暇顾及，整个时间和精力全消耗在孩子身上了。为此，她替广大女性呼吁：“孩子们交给社会去公育。国家多设托儿所，幼稚园。”^[28]相较于赵清阁而言，女作家谢冰莹在战地服务中对于妇女为妻为母与抗战服务之间的矛盾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家庭里最繁琐的工作是下厨房，带孩子，多少有学问有能力的女性，都被囚禁在家庭里，如果想雇奶妈又感经济力量不够，不雇吧，事实上孩子没有人照管，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此做母亲的只好牺牲工作，来哺养孩子，这在国家的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说来说去，不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才能使托儿所实现，有钱的多捐些钱(或者直接由政府直接拨款创办)，有力的多出些力，就很容易把一件事办成功。”^[38]谢冰莹的这一呼吁在战时妇女中得到了广泛响应。1941年“三八”节，大后方重庆六十余个妇女团体、一万多名妇女在纪念大会上向政府提出设立免费托儿所，解决养育儿童对妇女工作带来的限制^[39]。实际上，在战争期间，中国许多结婚生育的工作妇女背负了双重的重担，一方面是为国家为民族恪尽“贤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在家庭里做好“贤妻良母”，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多年以后，谢冰莹回忆起抗战时期妇女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好职业与家庭所付出的巨大艰辛时，慨叹说：“那时候的家庭妇女，有很多身兼职业妇女的，她们的忙碌与辛劳可想而知……她们是这样朴素，晚上在暗淡的灯光下为儿女缝袜底，补衣裳，为丈夫和孩子洗衣、叠被，准备明天的早点、午餐。”“战时的妇女没有一点虚荣心，她们坚守家庭主妇或职业妇女的岗位，忠心耿耿地为家庭为社会尽一己之力，努力工作，忍受一切战时的艰苦。在她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牺牲一切，争取抗战胜利。’”^[40]战时中国妇女们是一群伟大的女性，于国于家，她们都恪尽了“贤良”的责任，她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语境下，更是被“推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制高点上”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41]。

中国现代女性的觉醒与解放征程，与近代以来整个国家民族的觉醒和解放进程相互裹挟、彼此缠绕，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既获得了解放的动力，也进入了另一个再造过程，最能体现女性解放与家国话语这种动态关系的莫过于“贤妻良母”观念。晚清以降，关于“贤妻良母”的声浪此起彼伏，虽然不同知识阶层、党派乃至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甚至赋予其至高至重的家国民族意义，但从精神实质上讲，以“贤”“良”为旨归，无论是冠以“新”还是“超”，也无论是冠以“国家”还是“民族”，都难以摆脱“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基因，甚至有意与之达成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近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变相的“贤妻良母”主义提倡都会引起激烈争论，遭到进步思想界的质疑，尤其是招致进步女界的抵抗，并非这些女性要彻底放弃“妻”与“母”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而是已经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对于再度沉沦到地表之下的忧惧与警觉。而在这一艰难的奋斗过程中，她们的异性支持者往往少之又少，即便是像林语堂、老舍、沈从文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家，都无不显露出传统与保守的一面，对“贤妻良母”式女性青睐有加，而对“娜拉式”女性则表现出足够的不屑与嘲讽，这足以说明整个男性(包括部分女性)社会对于“安分守己”的女性的拥护与期待。“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产物，具有民族独特性和历史延续性”^[42]，“家庭”作为文化的产物已经被视为自然的产物甚至成为女性自身，“走出家庭”还是“安于家庭”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巨大难题。“全民抗战”的号召固然使“家”的边界进一步模糊，代之以“国族”的边界，但实际上却使中国女性面临着双重的解放重任，一是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解放，二是自我的独立与解放，两个目标虽有一致性，但并非完全重合。前者虽然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但却是一个笼罩性的历史宏大任务，“国破”与“家亡”的现实困境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抹平性别的“全民动员”，全部以“战士”的身份走向有形或者无形的战场。相比较而言，女性的独立与解放，女性向父权社会、男权社会争取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平等权利，则是一个更为漫长的革命。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无疑给女性的独立和解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但并不等于女性独立与解放的全部实现。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中，女性经历了比男性更为严酷的生育、生产、性与儿童养育方面的困境，面临着更为鲜明的性别难题。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得到缓解，但并未消失，或者说，曾经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群体性政治实践中被模糊的“性别”与“个人”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依旧暧昧不清，而女性作为“第二性”在政治、经济、教育、职业乃至婚姻家庭等方面争取平等权利的奋斗，依旧任重而道远。因此，如何坚守在地表之上并以一种真正的主体性去书写和表达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被自然化、合法化、制度化的压抑或者压迫，仍然是今天言说不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