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出版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的第二年。此书一经发行，便因大胆表述出与当时及以后流行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截然不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而使其作者声名大噪。全书分为“辩证的矛盾”与“人的生产”两部分。第一部分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列斐伏尔在此首先概要地论述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乃至康德的先验逻辑的批判与超越，并指出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内在分裂与封闭性。随后，他根据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态度转变，将马克思思想划分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两个阶段。在列斐伏尔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体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乃至《共产党宣言》也被划定在这一阶段之中；辩证唯物主义阶段则开始于马克思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资本论》写作之时。在前一阶段，马克思关切人的现实异化及其扬弃，将历史确立为实践的人通过自身创造自身的过程，也即经历异化并扬弃异化的过程，而一直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持敌视态度，虽然《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所否定的只是蒲鲁东庸俗化版本的黑格尔辩证逻辑。但正是在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探索现实的人最紧迫的问题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对经济范畴及其内在矛盾的阐述逐渐超出经验主义而呈现出辩证生成的样态。辩证逻辑就这样作为经济学叙述的辩证形式融合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导向了辩证唯物主义。列斐伏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断裂，而只有人道主义的不断深化。在第二部分“人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更是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系统阐述出在第一章中隐而未发的，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之存在论根基的“总体人”的辩证法。实践在此被明确确立为无限地生产出人与自然界之同一性，又不断制造出其间更深刻矛盾的开放的总体过程。其不仅指物质生产实践，更有日常生活艺术的创造性实践之义。决定论作为实践的产物因此内含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列斐伏尔承认社会决定论对人的现实支配力量，但又将其置于实践的具体总体之中，强调这种相对的客观性一经规定就要得到扬弃。这一方面要求一种从知性上升至理性的整体化思维，另一方面则要求以一种异质性、创造性的力量在实践上对其加以突破。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我们很容易就能将其归于人本主义辩证法的行列。这也是国内外学界对该文本的一个基本共识。如此一来，问题实际上就并不在于这部著作是否是一部人本主义辩证法著作，而是如何理解“人本主义辩证法”，这部著作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又在何种意义上溢出了“人本主义辩证法”，以及列斐伏尔为什么要走上这样一条理解路径。以上述问题为导向，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大致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是本体论或存在论、生存论视角的解读。这种读法主要关注列斐伏尔对人的生存结构的理解，因此也关联着列斐伏尔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对其存在主义理论特征的批判性视角。徐崇温认为，列斐伏尔致力于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解释。此外，过分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而遗忘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是对唯物主义的背离^[3]。李青宜持同样观点，认为列斐伏尔试图用存在主义这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补充”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4]。吴宁则提出，列斐伏尔对人的本质做出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论述，而“悬搁”了辩证法的本体论意义^[5]。其次是对其存在主义特征的“同情式”理解。衣俊卿等明确指出列斐伏尔所理解的异化根源于人的存在矛盾的辩证结构，而具有一种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生存论意义。但这更多是出于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偏爱与执持而表现出了与存在主义相似的特征。其异化理论渗透着对现代社会人的困境的理性审视，与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取向直接相关^[6]。张秀琴特别强调了列斐伏尔与其他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认为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开启了一种以具体代替一般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路径”^[7]。在国外学界，马克·波斯特同样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潮中对列斐伏尔的这一文本做过探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在哲学上是互补的，提出一种存在主义的意识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列斐伏尔说明了存在主义的绝望与焦虑概念如何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内在矛盾的正确描述^[8]。最后是存在主义论域以外的视角。刘怀玉指出，通过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三位一体，列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形成了一种“超越物质生产实践的、生命生活的总体性活动的本体论哲学”^[1]83，也就是一种“生命辩证法本体论”^[1]84，一种“反对工具理性主义的诗性创造本体论”^[1]85。刘冰菁则从《辩证唯物主义》中个体存在的普遍性结构出发，说明列斐伏尔与居伊·德波在日常生活革命主体问题上的分野^[9]。

二是方法论或认识论视角的解读。首先是以总体性方法为核心的读法。王吉胜认为，列斐伏尔以生产实践作为理解现实感性世界的坐标轴心，以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对立同一原则即总体性原则作为其一以贯之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其缺陷在于仅看到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而忽视了其本体论意义，因而将理论与方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割裂开来^[10]。孙承叔也强调列斐伏尔将总体性思维看作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认为包括列斐伏尔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提出了总体性辩证思维方法，但总体上还停留在结构层次的水平上，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高度^[11]。刘怀玉进一步指出，对列斐伏尔而言，总体性的方法是哲学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就是再现‘事物的整体’的思维过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性”^[1]95。鲁宝则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为《日常生活批判》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依据^[12]。在国外学界，马丁·杰伊指出，列斐伏尔在其理论生涯中从未放弃《辩证唯物主义》中开放的总体性的解放力量以及具有克服异化的规范性内涵的“总体人”概念^[13]。其次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解读。这种读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精神现象学》之外，更多地强调了《资本论》与《逻辑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并倾向于划清列斐伏尔与存在主义或某种本体论之间的界限。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辩证唯物主义》德译本跋中强调，列斐伏尔使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作用成为可能。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存在哲学，而是概念哲学。因为只有科学地使用概念，才能揭示社会客观性的幻象特征^[14]。《辩证唯物主义》英译本序作者斯蒂芬·吉普伏同样强调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依赖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并指出列斐伏尔对艺术的理解表明了其与超现实主义及尼采的思想关联^[15]。以上解读虽然强调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但并未具体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对辩证逻辑的改造。克里斯蒂安·施密特指出，不同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二元辩证法，列斐伏尔发展出一种具有原创性的“三维辩证法”。虽然他认为列斐伏尔只是在后期作品中才明确定义了这种三维辩证法，但也援引了《辩证唯物主义》对辩证逻辑的论述作为其观点的佐证^[16]。

上述研究显示出，人本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是列斐伏尔针对苏联模式的自然物质本体论及与之相伴而来的经济决定论纠偏式的提法，其意义却不仅止于此。它更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一次具有独创性与丰富意义的重新反思。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中文全译本的译者，笔者在深入解读此书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观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法为核心的具有三重性内涵的丰富思想体系。这样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论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理论呈现的尝试，对于揭示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观的完整面貌与独特意旨，以及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题的丰富内涵，当不无裨益。

列斐伏尔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以前的历史唯物主义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抱有一种“极大的蔑视”^[17]67。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尽管“涉及一种特定的辩证法：不同阶级之间、所有权与剥削之间的矛盾与这种矛盾的扬弃”^[17]69。但这只是在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启发下，将实践上被给定的东西以经验主义的方式阐述出来，而与黑格尔辩证逻辑那种从概念上得到表述的生成结构毫无关联。只是在辩证唯物主义阶段，辩证逻辑才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叙述中浮现出来。又或者说，只是当辩证逻辑被重新吸纳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时，辩证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这样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标志的辩证逻辑当然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逻辑，实际上也已经与马克思《资本论》所呈现出的逻辑体系有所不同，而是包含了列斐伏尔自己对辩证逻辑的独特理解与进一步改造。

在黑格尔那里，逻辑是概念的自身运动。这种概念并非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它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分化自己，产生差异与对立，又能使差异与对立统一起来，也就是一个自己使自己运动，自己规定自己的无限丰富的过程^[18]46。概念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三个不可分离的因素，它们“表现为有机体自我生长的有差异的同一”^[19]。普遍性是概念的自身同一性，是“一种健动的创造力量，因而它要自己不断产生差异，不断规定自己”^[18]62；由普遍性的自身否定性发展出来的差异性即概念的特殊性，特殊性因此是普遍性的否定，又已经隐含在普遍性之中；概念的个体性则是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它统一起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回复到概念的自身同一性，也就是回到普遍性。“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与其中任何一个三一体中的三个范畴，都可以看作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18]66辩证逻辑也就正是这样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发展的范畴体系，其中最简单、最抽象的第一个范畴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发展为一个较复杂、较具体的范畴，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最复杂、最具体的范畴^{[18]3，61-69}。

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中的范畴同样呈现出一个从抽象上升至具体的过程，虽然这里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转化过程并不与黑格尔那里全然一致。在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论中，第一、二项相互反对又相互依存，第三项是二者的统一，是其矛盾的解决与扬弃。第三项在自身层级上又自我否定产生出新的矛盾，进而又生发出作为其解决的新的第三项……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就这样不断向前推进。而在马克思这里，第三项成为第一、二项间不可解决的矛盾的延续、转化与掩盖。《资本论》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20]197，也就是最简单、最抽象矛盾的资本主义商品二重性为逻辑开端，后续范畴较之具有更为丰富具体的内容，体现出的却并非这一矛盾的解决，而是其保留与延续，是通过不断深化、转换矛盾而掩盖矛盾。商品二重性即商品的内在矛盾在于，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法同时在这个商品自身之中得到表现。只有在一个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相互交换的行为中，内在于每一个商品的二重特征才表现出来。也就是商品的自身矛盾、内在关系只有通过其对另一个商品的外部关系，才能得以显现。以经济范畴运动的第一个历程即从商品二重性到货币的演进为例，与货币对立的商品现在看起来只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纯粹表现。但另一方面，每个商品相对于货币又只表现为交换价值，货币则“作为使用价值的一般形式与任何商品相对立”^[20]236。因此，货币的出现并未解决内在于商品的矛盾，而只是使其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从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资本论》逻辑体系中的范畴就这样挟带着最初的矛盾向前推进，不断为这对矛盾提供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在其逻辑进展的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危机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早已以萌芽的形式隐藏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内在二重性之中。

然而在列斐伏尔这里，商品二重性还是《资本论》的逻辑开端，后续范畴却显现为“基本经济范畴——交换价值——得到发展，并通过内部运动引起新的规定：抽象劳动、货币、资本。每一复杂规定都由先前规定辩证地显现出来”^[17]83。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所理解的商品二重性并非商品对自身的关系、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而是交换过程中一个商品对另一个商品的关系、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21]。第一、二项之间的矛盾由此不再是对立统一的内在关系，但也绝不仅仅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列斐伏尔实际上引入了一种差异，从而使矛盾不再具有某种将一直得到保存的确定性结构，而成为一种开放的差异性斗争。这一点将在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存在论内涵之中更清晰地显露。在这里列斐伏尔认为，第三项既然可以是交换价值这一项的再生产，那么同样也可以是使用价值的再生产，甚至于可以是其他在第一、二项中根本看不到的东西的涌现。换言之，第三项不再是前两项矛盾的解决与扬弃、延续与深化，而是对原有矛盾的突破与溢出，相对于前两项而言成为一种差异与开端。这种差异辩证法在列斐伏尔后期作品中逐渐发展为一种“三维辩证法”，即第三项不再作为第一、二项的合题而存在，而是与另外两项具有完全等同的地位，“三个环节彼此之间交互、冲突、联合式地存在”^[16]。它“涉及诗意和欲望……创造性和诗意的行动”^[16]，实际上“打开了变易的范围——充满可能性、不确定性和机会”^[16]，揭示出“在历史时间中，存在着许多深深的裂缝、惊奇和无法逾越的沟隙，存在着很多这种(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无法理解的分叉点、反转点和迂回”^[16]。

由此，列斐伏尔将黑格尔那里“抽象自我展开为具体”以及马克思“抽象延续深化至具体”的逻辑进展，置换为一种“抽象差异性生成具体”的开放过程。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学内容之所以如此转变，正与列斐伏尔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内容的独特理解息息相关。

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概念”建立在《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之上，是已达到思维与存在、知识与知识的对象的完全统一的绝对知识，也就既是思维中普遍必然的因素，又是对象或存在的本质^[19]。作为“思维与对象、直觉、观察、经验的直接关系的规定”^[17]75的范畴因此不过是由概念而来，凭借概念得到其真理，认识则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进正对应着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认识过程^[18]48-52。也正是为了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性，使思维与存在的一切内容必然地、各居其位地统一于精神的总体运动、哲学家黑格尔的完满体系之中，黑格尔确立起严密的矛盾-统一结构，使矛盾及其扬弃具有了超验性，成为一种逻辑本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经济范畴及其逻辑演进则不再来源于纯粹思维，不再作为自身运动的概念的附庸而获得其真理性，而是来源于思维与内容的关系，来源于思维对既定现实内容的分析(与综合)——具有优先地位的始终是内容。范畴是具体存在的无限特殊性的缩写，从抽象范畴到具体范畴的逻辑演进则来自对现实感性材料的不断分析与综合。商品二重性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而得到的科学抽象^[22]，但这对矛盾的抽象规定并不能自发地演化出后续范畴。只有综合以对后续范畴所对应的具体现实条件的分析，才能确立起抽象范畴与具体范畴间的内在关联与逻辑演进^[20]234-235。在马克思这里，绝非现实内容中的矛盾在思维中得到解决，而是只能以思维去探究现实运动面对这一矛盾时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的过程，在思维中重现矛盾的现实发展。反映资本主义内在运动的逻辑体系与黑格尔概念的自身运动所呈现出的同构性，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黑格尔辩证逻辑的现实根源，另一方面也表明，资本主义的复杂经济现实无法直接得到认识，只有依靠范畴的辩证运动才能对其加以把握。

这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马克思这里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过程。逻辑学意义上“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联，即第三项是对前两项矛盾的延续、深化与掩盖，实际上揭示出，商品内在矛盾在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法得到解决，而是愈演愈烈，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的危机。只有依靠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这种危机。这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是发展生产力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它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会遇到一种限制。马克思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特征的^[23]。

而到了列斐伏尔这里，经济范畴依旧是对现实具体内容的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揭露与叙述的对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要达到的“具体”，却已经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比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趋势，列斐伏尔的关注点更多地在于拜物教的发生机制。这正如他将异化理论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而有意无意地略过了作为历史内在发展动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事实上，他对作为科学认识起点的“抽象”也已经有了不同的理解。不是使用价值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为交换价值的价值的矛盾^[21]，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通过与其他商品的外在关系才能得到表现与转化，而是“质”的使用价值与“量”的交换价值的矛盾，是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前提存在，说明交换价值虽然表现为一种客观性，却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个人活动生产并再生产这一范畴(交换价值)，但它却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是与个人的偶然性相对的一种必然。”^[17]79作为交换价值的再生产的每一个范畴也都一一“对应着经济客观性的一个新的阶段，对应着一个更现实也更明显的客观性：由于更残酷地支配活生生的人而更现实，由于把人的活生生的关系掩盖在拜物教的展开之下而更虚假”^[17]83。在列斐伏尔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给出了异化的表象，即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被自己的产物所支配，服从于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总体性；辩证唯物主义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内在运动的叙述，进一步揭示出现实异化的发生机制，说明经济客体并非某种神秘的绝对客观性，而同时也是人的力量的表现，是一种作为主体性与客观性之辩证统一的历史性产物。如果停留于这种客观性表象，将其视作绝对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拜物教的迷雾之中。

需要澄清的是，尽管列斐伏尔在这里引入了一种主客体辩证法来分析商品二重性，他对现实异化即拜物教的揭露却并非仅仅从这种客观性表象“回到”其主体性来源，而是从这种片面因而抽象的表象“上升到”具体之中，也就是将其融入其所处的开放的社会历史总体进程之中。这正是对其辩证逻辑中差异性因素的呼应。第一、二项之间并不具有某种将一直得到保存的确定性的关系结构，也就意味着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并非前者外化为后者的恒定的单向关系，问题因此不能被简单归结于主体性这一项。对列斐伏尔而言，无论是停留于经济客体之客观性表象，还是停留于这种表象背后蕴含的主体性因素，都是一种拜物教。只有不断将被孤立出来的主体性或客观性融入双方相互作用的差异性总体之中，才是对拜物教的揭露与克服。

由此，列斐伏尔所理解的异化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剥削，而成为一种以绝对或永恒表象掩盖了自身相对于社会历史总体的暂时性与抽象性的现实力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方法进而也被列斐伏尔拓展至适用于整个社会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被进一步延伸至从局部推进到整体、从知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哲学的基本活动始终是对整体的重建”^[17]113，知性作为“分离与定义的理智活动……清晰的、个体的与瞬间的功能”^[17]112-113，只是思维的最初阶段。一方面，思维不可能直接达到对现实具体的总体把握，而必须以对现实的知性认识为条件；另一方面，脱离总体而就孤立对象自身达到的认识又总是陷于片面而无法揭露其本质，拜物教便是由此而来。

反过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知性上升至理性以重建整体的过程，也正是从揭露拜物教的客观性与永恒性幻象的意义上来说的。我们只能将这种相对于社会历史总体而言只是片面、局部的内容融入更广泛的联系之中，在更广泛的总体之中把握这种暂时、抽象的东西。我们只能不断地重建总体又打破、扬弃这总体，进而不断建立起更广泛的总体，而永远不可能把握住一个绝对的总体。总体一经建立，就要被扬弃。因此，尽管保留了总体性，对列斐伏尔来说，现实与思维之间却存在着一种无法彻底消解的非同一性，现实永远有着思维所无法把握的剩余，这正是其辩证逻辑之差异性的认识论根基。这种非同一性使列斐伏尔在认识论上接近于阿多诺“不断突破思维的局限，无限地接近客体”^[24]的否定辩证法，而与卢卡奇“用实践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分离，用‘历史’消解两者之间的僵硬对立”^[24]的历史辩证法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是由于这种非同一性，“至多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没有被经验所反驳”^[25]，认识论意义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所能达到的比起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也就更多的是对拜物教的不断揭露，以及由此实现的对周围世界的解放性的理解。

由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再是马克思那里适用于资本主义必然的历史特殊性的科学认识过程，而成为揭露更广泛意义上的现实异化的批判方法，乃至不断从知性上升到理性以理解与把握总体内容的思维演进。由于这种异化范围的拓宽，其现实扬弃也不再依赖于某个历史性、一次性的事件，而诉诸一种“永恒轮回”^[1]107的日常生活艺术的实践。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观的存在论根基在此已经呼之欲出，必须得到揭示了。

列斐伏尔所理解的异化的发生机制已经明晰，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任务也由此显现。但对异化的认识不能在现实中消除异化，作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力量，异化的克服也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目标正是对实践、对现实生活内容的理性表达，与之相关地还有将当下实践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连贯的和自由的社会实践。其理论目标与实践目标——知识与创造性活动——不可分割。”^[17]100实践是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它并非一种已完成的存在，而是一方面面向自然界开放，一方面面向人开放；一方面解决着人与自然界间的矛盾，一方面又制造着二者间更加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改变着自然界，一方面也改变着人。对人与自然界只能通过实践来理解，因为二者只是通过实践及其产物才彼此相连，进入到一个开放的辩证总体之中，进而形成了历史。实践因此既可以说是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延续，确立起现实内容的可理解性；又可以说是黑格尔概念的转置，作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的总体过程成为真正具体的普遍性。

实践的产物以及产物的巩固所形成的决定论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以客观性的面貌出现了。但它们同样既有客观性的一面又有主体性的一面，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即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具体，又由于从世界的模糊表象中分离出来，具有确定的外形而抽象。因为抽象正意味着分离、拆卸，意味着从具象中抽离而出。抽象也因此不仅是知性思维的功能，更是实践的功能。通过物质决定论这种体现着人的力量的客观性，实践的人将作为自己生存条件的自然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了塑造自己的世界并战胜自然界，必须生产出多种形式的决定论。但这种多样性只是相对的，实践不断克服这种多样性，不断生产出其间的辩证统一，形成物质决定论的总和-整体，即已掌控的领域。这一领域因此体现着人的权威，是“自然界中的人”^[17]132。又由于已掌控的领域之外总是存在着广阔的尚未得到掌握的领域，实践也就不断朝着这种神秘内容开放，向着尚未人化的自然与尚未自然化的人开放，物质决定论的整体即已掌握的领域也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开放的总体过程。

然而，一旦产物客观性的一面掩盖了其主体性的一面，异化就发生了。作为实践产物的社会决定论虽然具有与物质决定论同等的现实性，却像尚未被掌握的领域一样，作为一种统治着人的客观力量运行。人也尚未对这种产物形成自觉的意识，它因此作为“人中的自然界”^[17]135存在着。社会决定论正是一种现实的异化力量，脱离实践的具体总体而停留于对其客观性表象的知性认识，则正是拜物教。只有使这一暂时的相对的客观性重新回到实践的具体总体之中，才能使异化得到扬弃。这在思维上意味着从知性上升到理性，以揭示这种客观表象的相对性与暂时性，达到对具体总体的理解；在实践上则意味着有意识地组织起自己的力量，将其融入实践的具体总体之中。也就是要求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诗意的艺术实践。在列斐伏尔这里，实践不仅是物质生产实践，更是日常生活艺术的实践，艺术“包含着一种趋向总体行动的努力……是一种摆脱了异化特征的生产性劳动形式，是产物与生产者、个人与社会、自然存在与人类的统一”^[17]152-153。其辩证逻辑中的差异性在此也终于明晰出来，它最终落脚于一种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的无数个瞬间突破具体的抽象之统治，获得创造性解放的异质性力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由此成为一种通过人的诗性的、艺术的日常生活实践去达到真正具体丰富的人类现实的实践解放道路。

由此，马克思那里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客观社会历史被改造为一种既是重复又是差异，既是异化又充满着创造性解放瞬间的永恒轮回的历史。异化的克服也不再是黑格尔那里纯粹思维的自我回归，或是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而是依赖于一种开放的总体实践，一种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小事情的革命。我们也终于看到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看似带有过于浓厚主观色彩的解释其最终用意之所在。事实上，列斐伏尔并非没有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非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而毋宁说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所预想的社会革命不再迫近。“经济危机不但表达出受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支配的社会的内在矛盾，还表达出这一社会的内在统一。它粗暴、自发地恢复了社会的平衡。它代表了与这一体系相适应的‘环境的力量’。”^[17]87“人类尚未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世界历史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胜利。”^[26]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因此一方面是在资本主义现实条件的变迁下探寻不同解放道路的一种积极尝试，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为其后期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的幸存与空间的生产做出了铺垫^[27]。

《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列斐伏尔此前与诺伯特·古特曼共同编译的三个文集^①，合著的一部批判日常生活异化的专著^[28]，以及他独著的一部研究尼采哲学的著作^[29]的理论结晶。1934年出版的《马克思著作选》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的首个外文译本，1938年出版的《黑格尔著作选》收录了《逻辑学》的首个法文节译本和《精神现象学》，同年出版的《列宁论黑格尔辩证法笔记》则是列宁《哲学笔记》的首个法文节译本。这三个颇具开创意义的文集构成了列斐伏尔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更为法国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关键性的思想资源。1936年出版的《被神秘化的意识》以批判被神秘化的现实、复兴辩证唯物主义为目标，有着“法国版《历史与阶级意识》”之美誉^[30]68。1939年出版的《尼采》一书则将尼采的“超人”与马克思“去异化的人”相连，将一种创造与改变的意志引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堪称《辩证唯物主义》“总体人”辩证法的直接思想温床^[30]75。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是列斐伏尔用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列宁《黑格尔笔记》深思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产物，也是对青年卢卡奇所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解道路的法国化延伸。

① LEFEBVRE H，GUTERMAN N.Morceaux choisis de Karl Marx[M].Paris：NRF，1934；Cahiers de Lénine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M].Paris：Gallimard，1938；Morceaux choisis de Hegel[M].Paris：Gallimard，1938.列斐伏尔分别为三个文集撰写了高质量的长篇导言。列斐伏尔著作年表参见：SHIELDS R.Lefebvre，love and struggle：spatial dialectic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190-204.

通过系统考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理论呈现，列斐伏尔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为批判矛头，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条件的变迁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的这种人本主义阐释之独特性也向我们展现出来。其虽将人置于核心地位，但并非探讨抽象的人的本质，而是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关系作为辩证法的载体；虽讲总体人，但并不局限于主客体二元辩证法，而是以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赋予人的辩证生成以显著的差异性与开放性；虽强调差异，但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无限延异，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任务是要避免人类思维重新陷入混乱与片面。因此，比起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传统，这部著作似乎呈现出更多与新人本主义相似的特征^[31]。

当然，我们可以说列斐伏尔停留于交换与流通领域理解拜物教，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总过程之中，因而未能触及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根本^[32]。但也不可否认，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他将异化批判扩展到马克思并未给予充分关注的微观日常生活领域，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说列斐伏尔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没有深入到内在矛盾的层面，但同样不可否认，通过对矛盾与第三项关系的重新理解，列斐伏尔开辟了一条新的突破资产阶级霸权的实践道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个案”研究实际上揭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不同的阐释路径。如列斐伏尔所说：“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表述，其表述之间并非互不相容、相互冲突，而是可能被融合进一个开放的总体，永远处于被扬弃的进程之中，如此以为具体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答。”^[17]99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印证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活力，对其理论“做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挖掘其生成的特定社会场域，还原其所针对的矛盾和问题”^[33]正是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的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路径，更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深刻内涵与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