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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抓手,还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基础.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县域作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再次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部署要求,自此,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县域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阵地[1]. 由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可知,要素流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各类资源逐步向乡村下沉与延伸,县城不仅是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末梢载体,还是连接乡村与城市发展的关键纽带,更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本研究以县域为研究主体,不仅能丰富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内容,还能为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找准着力点,进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新型城镇化发展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重心[2],而相关研究表明,城乡居民之间以及进城农民工与城镇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中国整体不均衡中的比例超过40%[3],若缩减差距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共同富裕中的“同步”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反之,共同富裕目标则无从谈起. 因此,现阶段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是缓解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缩减差距的目标,也即做好蛋糕分配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大蛋糕,实现总体收入水平的有效提升[4].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涵盖路径探析及作用效果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从理论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要求及使命[5-6],并针对“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产业支撑不足、城乡融合一体化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7-8],基于要素转换视角、市场分工等视角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9];部分学者基于耦合理论、空间理论探究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10-11]、农业现代化[12]等多个方面之间的耦合关系. 其二,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果研究,首先对于经济发展方面,部分学者分析发现,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促进的作用效果[13],但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弱,提出城镇化对经济的作用效果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14];其次,对于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病”会不断凸显,进而会对优化产业机构产生抑制作用[15-16];最后,对于绿色经济效率[17]、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18-19]以及农业绿色发展[20]等方面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针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效用的研究却较少. 大量学者基于定性视角深入剖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1],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22]、以振兴乡村为载体[23],促进资源在城乡间流动,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孙学涛等将共同富裕指标测度为城乡收入差距、医疗教育差距等多个方面[24],而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实现其他物质富裕中最为核心且基础的要素,更是畅通“双循环”体系的关键节点. 因此,本文基于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两个视角检验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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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关键在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即在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同步”富裕. 从城镇化进程来看,城镇化建设是人口与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也产生了“农村小城镇”以及“人口城镇化”等概念,城镇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应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基础,因地制宜补齐县域发展短板问题,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等基础设施建设. 从功能定位来看,县域是我国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实现要素资源在城乡流动的重要纽带与载体,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城乡要素的互动与发展的共融,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趋势,畅通要素和消费品下乡渠道,激发县域内乡村发展活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实现目标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够促进资源在城乡和区域间的流动,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同步”富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缩小城乡差距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破除了资源在城乡间流动的壁垒,通过城乡统筹、产业互动、优势互补等途径促进资源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城乡关系,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乡间的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配置,也能助力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在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定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 实现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流动. 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知,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要素流动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25],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通过从事二、三产业工作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要显著高于一般的务农收入[26],这也为农业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就业驱动力.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会提升城市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和经济辐射能力,促进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27],重塑城乡发展格局,农业从业人员通过流动方式向县城或者临近城市流动,带动农业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
2) 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 依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在不同市场中资源要素的配置会影响其相对市场价格,即通过使用相对低成本的要素来取代相对稀缺的资源. 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在成为第一产业中相对稀缺要素的同时,会提升其相对价格,即农业劳动力相对价格呈现走高趋势,则诱发使用农业机械来代替劳动力,实现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 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伴随政策指引及导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助推资源向高回报的地区流动[28],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社会资本、现代科技、现代管理理念等不断进入农业农村市场,通过推动农业产业集聚、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粗放型发展模式,最终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利用各地区要素资源禀赋优势,从而实现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29],多措并举,在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如下图 1所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可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假设2: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劳动力转移、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等方式,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实现共同富裕.
异质性视角下的作用效果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地理及资源就曾作为影响生产和贸易的重要变量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土地及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投入是导致商品在不同区域、国家产生价格差异的重要因素. 随后一些学者将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包括海拔、坡度等自然地理要素环境[30],也包括交通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31]. 部分“地理决定论”的经济学家主张,地理因素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对经济活动和生产水平均具有较大影响[32],由于不同地理区位县域的功能定位不同,使得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有所差异,进而会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效果.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家庭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中分享制度红利的能力存在差异,包括但不限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土地资源等诸多方面,不仅会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是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如图 1所示. 因此基于异质性视角下,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理区位中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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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河南省城镇常住人口5 579万,城镇化率为56.45%,较上年增长1.02%,且作为人口大省、产粮大省,农业人口比例大,城乡发展矛盾突出,为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河南省近年来围绕以产业集群建设为依托,逐步完善现代城镇化发展体系,在保障发挥粮食主产区功能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文以河南省105个县(市)2013-2020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收入视角剖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助力效果,其中数据主要来源于EPS(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库中河南省县域研究模块,其余数据来源于河南省和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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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共同富裕指数(Copro)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数是由各县(市)不同年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步指数(Syn)与整体收入水平的富裕指数(Aff)进行熵权法所得,而同步指数是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富裕指数是由城乡居民收入之和进行测算,具体如下文共同富裕水平测度部分所示.
2) 解释变量.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选取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Urban)作为文中解释变量[33],即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具体如表 1所示.
3) 控制变量.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Lnloan,万元)、年末县域内居民存款余额(Lndeposit,万元)、财政预算收入(Lnbudget,万元)、固定资产投资(Lninvest,万元)、工业增加值增速(Inducr,%)、地区生产总值(Lngdp,万元),具体如表 1所示.
4) 中介变量.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可加速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优化资源配置. 因此本文从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水平两个视角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其中劳动力转移主要是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情况(Lab;万人),以人均机械总动力(Mechan,千瓦)代表农业生产水平,具体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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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只有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同频共振、相得益彰,才能有效缓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物质基础是丰富精神生活的重心,而收入水平是决定物质基础的核心,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分配资源,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也即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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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实际情况,本文尝试从收入视角剖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总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两个方面的影响,计算出共同富裕指数.
富裕指数(Aff):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之和. 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在经济有效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完全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34].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效推动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没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则共同富裕则犹如无源之水. 因此,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有效提升.
同步指数(Syn):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之差.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主导,现阶段城乡与农村居民之间依旧存在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现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仅仅要提升全体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福利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使城乡居民能够共享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果,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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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前文的逻辑分析,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借鉴学者关于共同富裕指标的构建方法[35],基于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视角分别构建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再通过熵权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数[36],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仅列示了河南省105个县(市)2013-2020年的共同富裕指数. 从表 2可以看出,河南省共同富裕平均指数相对较低,均值为0.455,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还亟需探索发力. 从时间维度来看,河南省共同富裕指数均值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在2020年部分县(市)的共同富裕指数达到了0.920,但部分地区指数仅为0.370,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不同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指数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更直观地分析河南省105个县(市)的共同富裕指数分布,利用ArcGIS软件将上述县域2013年、2016年及2020年共同富裕指数分别做出空间图示,并根据特征将计算结果划分为5个不同的集合水平,并以此用由浅及深的色块加以呈现,河南省105个县(市)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格局演化如图 2所示,其中各地级市及辖区未在统计范围,故在图 2中以无数据代表. 总体而言,河南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与此同时也呈现集聚分布,以豫北地区为代表的高指数分布态势,相对而言豫西、豫南和豫东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相对较弱,具体如图 2所示.
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将河南省105个县(市)2013年和2020年的城镇化率、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进行空间列示(如图 3所示). 对比发现:2020年的城镇化率和富裕指数相较2013年均有所上升,而同步指数有所下降,也即伴随时间的推移,河南省105个县(市)在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得到了有效缓解. 2020年河南省105个县(市)平均城镇化率为52.52%,较2013年的36.06%增加了16.46%. 与此同时,2020年的平均富裕指数为0.43,是2013年平均富裕指数的3.6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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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讨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以及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的影响[37],具体如下所示:
其中:Coproij、Affij和Synij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第j年的共同富裕指数、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Urbanij分别代表不同县域不同年份的城镇化率;Controlij分别代表相应的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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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助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路径,通过中介效应加以分析,具体如下所示:
其中:Medij表示中介变量,c1i代表总效应,c2i×c3i代表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c4i为直接效应,则各中介变量的替代效应为c2i×c3i/c1i.
2.1. 研究区域
2.2. 变量选取
2.3. 共同富裕指数测度
2.3.1. 逻辑分析
2.3.2. 测度结果
2.4. 研究方法
2.4.1. 线性回归分析
2.4.2. 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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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性回归结果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作用效果为0.221 0,且结果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从指标构成来看,对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的作用效果分别为0.272 0和-0.052 0,且结果也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河南省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来,伴随各县(市)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不仅能有效提升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还能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则假设1得以验证,具体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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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分别通过剔除部分样本以及变量替换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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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个县(市)中包含25个县级市,由于隶属层级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差异,为进一步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剔除25个县级市后对剩余样本2013-2020年的相关数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在剔除部分样本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为0.141 0,同样对于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的作用效果分别为0.303 0和-0.162 0,且结果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表 4所示),也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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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更是经济发展的城镇化,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经济城镇化水平(也即第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之和占地区GDP的比例)作为上述自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其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 通过回归结果分析发现,经济发展的城镇化水平依旧可以促进收入视角下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作用效果为0.174 0;对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的作用效果分别为0.215 0和-0.042 0,也再次验证了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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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不仅能有效提升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还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进而助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为进一步剖析其作用路径,后续将通过中介效应分别从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水平两个视角加以分析,以期为后续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提升其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助力效用找准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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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列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整体作用效果为0.221,而通过表 6的回归结果分析发现,在控制相关中介变量的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直接效用为0.122 0;与此同时,对于富裕指数和同步指数的直接效用分别为0.210 0和-0.027 0,且结果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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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
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可促进资源流动,而带动劳动力转移是最为突出的表现. 通过表 6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回归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转移,其作用效果为-30.201,且结果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来看,依据中介效应理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中介作用为0.088 0,对于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57 0和-0.016 0,也即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会使得农业劳动力通过非农化的身份转变,实现收入的稳步提升. 如105个县(市)2020年的第一产业从业者人数为1 996.98万人,较2013年减少258.09万人.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加上农业产业附加值低,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城镇便利的就业机会引诱农业劳动力发生转移,一方面通过向城镇流动追求新的利益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职业身份转换从事二、三产业工作,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利好指引. 多措并举,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会带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寻求新的利益增长渠道,最终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 农业生产水平的中介效应
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又一红利,通过实现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与优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生产发展,而人均机械动力是度量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 为进一步衡量农业生产水平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对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中介效用,进行了下述分析,具体如表 6所示. 通过农业生产水平的回归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能有效提升人均机械动力,其作用效果为0.907 0,且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通过下述回归结果发现:农业生产水平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中介变量作用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介效应为0.011 0,对于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收入差距的中介效用分别为0.005 0和-0.008 0,且结果在p=0.05或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可能的原因是,在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伴随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会使得农业机械的相对价格较低,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农民更会倾向采取相对价格较低的农业机械来代替人工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如105个县(市)2020年人均机械总动力为256.54千瓦,较2013年增长了14.90%.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整体作用效果为0.221(如图 4所示),其中直接效应占比为55.20%,中介效应占比为44.80%;中介效应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水平的相对贡献分别为88.89%和11.11%. 说明在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过程中,对于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效果略大于间接作用效果,从具体构成来看,城镇化发展对于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收入差距的中介效用贡献分别为22.79%和48.07%,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重要传导机制,则假设2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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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能够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城乡协调发展,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不同群体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获利能力有限,则为进一步剖析对不同群体的作用效果,进行了25%、50%、75%和90%的分位数回归,具体如表 7所示.
总体来看,在不同的分位数回归情况下,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均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伴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也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但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却呈现递减态势. 具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富裕指数的作用效果,伴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呈现递增的态势,从25%分位数的0.244 0增长到90%分位数的0.428 0,且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但对于同步指数而言,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作用效果却逐步减弱,如从25%分位数的-0.089 0到90%分位数的-0.051 0,且显著性水平也由p=0.01变化为不显著. 表明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对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却有限.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不同家庭拥有不同的初始资源禀赋,在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城镇居民从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获取相应的制度红利,而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家庭获取发展红利的能力有限,并且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作用效果愈加衰减,因此在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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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区域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剖析在不同地理区域中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将河南省105个县(市)划分为丘陵地区(25个)、山区(16个)及平原地区(64个),并分别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
通过分析发现,地理位置因素在新型城镇化对于共同富裕指数、富裕指数及同步指数作用效果的差异性较大,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现象. 具体而言,在平原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效果要显著优于其他两种地理区位,如城镇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平原地区及丘陵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作用效果分别为0.297 0和0.269 0,且均在p=0.0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山区的作用效果仅为0.029 0,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样对于富裕指数的作用效果也呈现同样的变化态势;但对于同步指数而言,城镇化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效果伴随地理区位因素而变化,其在平原地区和山区的作用效果分别为-0.082 0和-0.010 0;与此同时,伴随城镇化的推进,会进一步扩大丘陵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其作用效果为0.063 0,且在p=0.05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可能的原因是:在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平原地区具有更好的适宜性,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等途径实现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而对于山区而言,城镇化推进受阻,进而使得制度红利难以有效释放.
3.1. 基准回归结果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剔除部分样本检验
3.2.2. 变量替换检验
3.3. 作用路径分析
3.3.1. 新型城镇化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直接效应
3.3.2. 要素配置在新型城镇化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
3.4. 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分析
3.4.1. 资源禀赋差异视角下的分组回归
3.4.2. 地理区域影响下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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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通过熵值法赋值收入视角下的共同富裕指数,随后又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模型,推演了“新型城镇化—要素配置—共同富裕”的内在传导机制,最后利用河南省105个县(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其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
1) 新型城镇化在提升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基础上,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体富裕的目标,通过变量替换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有效.
2) 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助力效果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加以实现,通过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具体而言,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效果分别为0.122和0.099,这也为后续更好地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找准着力点.
3) 作用效果的异质性分析:首先基于分位数回归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作用效果伴随分位数的增加而愈加显著,但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伴随同步指数的增加而衰减;然后基于县域地理位置因素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能够显著提升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但对于缩小丘陵地区和山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却有限.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 持续、稳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推进新型城镇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通过上述分析再次验证了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立足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县域为发展载体,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为重要抓手,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而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 要立足重点、突破难点,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助力效用. 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物,农村人口向县城集中,县城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虽然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传导机制,但伴随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会进一步加剧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如何协调处理农村人口转移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是践行以人为本的重要凸显. 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村劳动力通过就近就业等举措实现收入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要实现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切实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3) 关注不同群体、地区实施效果的差异性,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与基础,只有实现农村居民及城市居民均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因此,在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一方面要对农村居民实施赋能举措,提高农村资源相对匮乏家庭的资源禀赋,重点防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地理位置区域的县域实施差异化的推进举措,在实现平原地区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要把握好山区及丘陵地区的推进力度,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