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的教育与人才政策导向是教师荣光记忆与主人翁性格得以形成的时代背景。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接管了教育和科技工作，主持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恢复高考的基础上，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指导方针，逐步形成并发展了依靠科技和教育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教育事业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大前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帷幕，奏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曲。文章一经刊出，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关注并转载，迅速引发了全国性的热烈讨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及时地制止了思想路线中的个人崇拜倾向。虽说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解放开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思想解放的认识却还处于模糊状态，于内心深处萌生了更多的困惑：结束了“个人崇拜”之后，如何寻找新的精神寄托？灵魂何处安放？为了深化、巩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果，更好地应对过渡时期整个社会的新旧价值观更替，促进民众进一步认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树立符合时代特征的精神偶像成为思想解放工作落实的抓手。张海迪作为“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走进了人们的生活。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在五四青年节为张海迪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1980年代，在整个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中，在学习张海迪等一系列道德实践活动中，人们达成共识——“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一价值取向迅速凝聚成为向上、向善的时代精神力量，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个尊重”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扭转轻视知识、歧视人才趋向，恢复教育、促进发展的关键举措。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恢复知识分子名誉；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恢复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1]。作为回应，1977年9月，教育部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1982年，邓小平在论述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又强调，要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没有人才和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人才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2]9根据这一指示，围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宗旨，中共中央具体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照”的知识分子政策，从根本上突破了旧有体制的束缚，卸下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包袱。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国家在人才的培养、管理和激励等方面作了全面部署，切实把知识分子的定位从异己力量发展为依靠力量和中坚力量。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从我国的国力和现状出发，强调了知识分子及其创造性劳动在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决定作用，再次重申知识、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号召各级政府“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2]120-121。

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导向，尊师重教的社会舆论和文化氛围很快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对于教师而言，时代记忆的形成实际上是现实境遇、社会风尚和身份体验的交互作用，荣光与理想只是最终凝结的记忆符号，更多的珍贵体验则来自于诸多具体而真切的建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现实生活境遇的扭转主要是指创伤的抚慰和尊严的恢复，具体表现为通过改善教师群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我国当代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是以“文革”结束为背景的，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恢复”文革前的人才培养与管理方式，“批判”文革中的极端做法。改革开放后的高考恢复、职称改革等举措皆是一种深刻的政策变迁，体现了我们国家在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对于人才成长规律和知识创新的尊重。从“臭老九”“牛鬼蛇神”发展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中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形象发生了根本转变。

教师地位与声望的提升，是教师荣耀记忆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基础。文革结束后的十年，是我国教育的重塑期。拨乱反正的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了教育发展的困境。为了提升教师职业的晋升空间，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评选特级教师的设想。同年年底，教育部根据这一讲话精神颁发《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其中对特级教师评选的条件和待遇等多个方面作了详细说明。“截止到1982年1月底，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评选特级教师1 113名，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四。”^[3]同时，通过加发教龄补贴、工资调整、优秀教师表彰、成立奖励基金会、职称改革等措施切实提高了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据广东省的相关统计，“1981年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低于其他系统人员平均工资，基于这一事实，国家力主中小学教师全部升一级工资，部分骨干教师升两级，升级后全省教师月平均工资：中学60.73元，小学60元；1985年全国进行工资制度改革，重新核定提高工资，任教人员增发教龄津贴，改革后全省教师月平均工资：中学81元，小学75元；1988年国家给中小学教师评聘专业职务并提高工资标准10%，中小学教师按专业职务和原工资套入相应职务标准及级别后，全省教师月平均工资：中学105元，小学101元”^[4]。

对于教师而言，调资、补贴和休假等待遇的意义远大于形式。教师是一个自尊心相对较强的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对声望的追求超过了对物质的渴求。由于国家底子薄，1985年工资调整的幅度并不算大，1978-1992年，教师行业平均工资相对偏低^[5]。“1980年代，关于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为‘看得见’的经济项目投资，并互相攀比；而教育投资被称为是‘剩余财政’，有剩余才投给教育。”^[6]260-261尽管如此，教师薪资待遇调整的意义却不容小觑。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工资调整的初衷并不在于工资的实际涨幅是多少，而在于它给教师带来的慰藉和希望。特别是教龄补贴的具体规定中将特殊时期平反的教师、在职带薪下放的教师也列入计算范围等做法，让曾经饱受磨难的教师顿感释然。

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延续了建国初的济世爱国精神，把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心献力视为一种责任和荣耀。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背景下，教师职业尤其如此。国家层面在政策上大力加强对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引导。随着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走高，教师的社会声誉和形象也迅速向好。1985年初，设立教师节议案的通过，切实地推进了知识分子相关政策的落实，也从根本上激发了教师的主动性。教师节确立以后，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尊师重教”的号召，在春节和教师节期间对教师开展了“规格高，声势大”的慰问活动。一位当时在教育局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对第一次的教师春节慰问活动有着详细的日记记载，摘录如下：

1985年2月9日，星期六

我把组内工作计划完成，局里突然宣布要紧急动员，投入春节前慰问教师的活动。原来，局领导给市委汇报春节慰问教师的安排，市委有意见，认为原定的规模小了，规格低了，要升级，市里四大领导明日一齐出动，分作五个慰问团，到学校给老师们拜年……我只觉得党和政府如此看重教师，心里暧和，脚下又烤着炭火，周身热乎得很。

1985年2月10日，星期日

一个上午，我们慰问了书院中学、城乡街小学、和平街小学和市教研室的教师。市领导和学校老师热情握手，老师们笑颜逐开，这一个个场景，令我感动——我不愿去对比那并不遥远的过去，教师当“臭老九”时的情形。^[7]396-397

社会层面的环境支撑往往是通过显隐两个维度进行的。相对完善的培养和管理制度只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社会风气的积极变化，让教师群体从内心洋溢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力量。尊严与发展需求的满足，才是教师愿意并继续从教的根本动力。1980年，几位民办教师在地方教师代表会上的发言就很具有代表性，正如他们所说：

就我本人而言，我是有工作动力的，主要还是看到教师在从臭变香。

我觉得形势还是越来越好，领导对我们民办教师也是很关心的。“生意买卖眼前花”，只看眼前利益不行。在这个变动时期，也要看到教师的地位在提高。^[7]38

自1980年代开始，全国教育工会开展一系列“教师节”“庆教龄”“为人师表”等精神活动，大力表彰与激励奋斗在教育战线上的辛勤园丁。利用社会媒介的传播作用塑造教师时代形象，在报刊中广泛报道教师的典型事迹，通过艺术创作与宣传称颂教师的奉献精神，礼赞教师的歌曲、电影、小说大量涌现。这些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呼应，推动了“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形成，成为中小学教师光荣感和责任感的主要来源。

教师作为社会人，付出与奉献的同时渴望得到社会赞同，其对于职业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评价的影响。当他们获得良好声誉和褒奖时，工作过程中的知识与情感付出就变得虽苦尤乐，内心的满足与成就所带来的幸福体验是不能以利益得失来估量的。在社会交往理论中，“社会赞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报酬”^[8]。同时，教师职业的“情绪劳动”属性也决定了社会认同对于教师群体精神支持的重要价值。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的物质待遇并不突出，教师身份的荣光主要来源于内心的认同和归属体验。教师职业的获得感与成就感是一个明显的价值对比问题，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而得以建构。尊师重教的时代氛围、苦尽甘来的历史境遇、人人羡慕的职业身份、普遍赞颂的社会评价等，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教师认同体验产生的来源。

另外，师范院校招生热也是教师职业社会认同度较高的直接体现。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从教，“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师范教育政策分别在招生、培养过程和毕业分配环节予以适当倾斜，在客观上保证了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师范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母机”，对于农村生源的考生来说，考入中师就可以跃出“农门”，有幸成为“公家人”，这种身份的光环曾是农村初中毕业生及其家长的毕生追求，于是中考填报师范志愿是农村优秀生源的首选，曾一度流行所谓的“一流学生读中师，二流学生考高中”。进入1980年代，师范教育蓬勃发展，招生人数与在校学生数一路攀升，于1980年代末达到峰顶(见表 1)。

①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数据处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

在集体主义和现代化建设愿景的共同引导下，教师职业成为崇高、体面的符号，是知识分子普遍追求的自我实现方式。一方面通过知识传播、普及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人才，支援现代化建设。体制内的身份在发挥社会职能的同时，也象征着稳定和优越。特别是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来说，读师范院校进入体制的道路相对公平，而且免学费、包分配，毕业就可以端“铁饭碗”、吃“国家饭”，所以在当时与其说教师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身份的向往。虽然不排除个别人选择师范教育时在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奋斗的理想中夹杂着跳出农门的算计，但不管是哪种动因，皆可以印证教师身份从帽子到光环的翻转，“当老师光荣”成为1980年代教师职业明显的文化标识。

教师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激发了教师无限的责任和动力，依托当时的社会结构形塑了教师群体时代主人翁的性格特征。

“文革”结束之后，宽松的思想和氛围使教师压抑了很久的教育理想得以回归，极左时期的磨难经由思想的升华成为他们奋起的动力，形成了坚韧而温情的性格倾向。劫后余生的人往往会对生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他们人格中的豁达、坚定和坦荡比渊博的知识更能打动学生。作为学生的精神道德楷模，他们视域宽广、阅历丰富，对教育现实的理解独特，这些品质对1970年代以后的教师群体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延续并建构着关于教师的社会记忆。所以后来教师们口中所怀念的“那个时代”，不只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回忆，还有对建国初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怀想。毕竟1980年代教师身上的“克己奉献”“不计得失”“艰苦奋斗”等品质不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固然是一方面，但同样也受到了几代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传统在集体化余热中的代际延续。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每天戴着毛主席像章上课的教师，给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一位老师留下了珍贵的“师道”，他说：

我做事认真的习惯与我高中班主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班级的扫帚、水龙头等工具的损坏，都是他亲自修理。每件小事, 他都认真对待。对自己的形象也是不容半点马虎，每次上课, 都穿着整齐的中山装, 并戴一个毛主席像章。在我看来, 他就是真正共产党员的代表者, 有一种信仰的东西在他的身上熠熠生辉，让人印象深刻。

我觉得老师达到这个境界, 算是一种成功！因为你的言行已经渗透到学生的灵魂深处，有一种信仰性的东西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即使只有一个学生继承了这种精神, 那么这个学生又会影响另外一个学生, 甚至一批人。^[9]

教师的言传身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教师，虽然饱经风雨，受尽磨难，但他们心中的革命信念却无比坚定，很多知识分子在平反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感谢党和国家的信任。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情感经过压抑与等待，在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中得以表达，“终于有机会为国家做点事情”。党的平反与补偿政策给予了他们理解和安慰，让他们走出绝望，如获新生。知识分子倍受重视的价值导向，又让他们看到希望，意气风发。就像一个长期行走于沙漠中的人，突然发现了水源，那种心情自然是欢欣而雀跃的，其中有对党和国家的感念、对政策的认同、对未来的希望。在教学实践中，这些复杂的心态和体验都化作了奋斗与前进的动力，朴素而持久。下面这则教育事迹就是那一代教师的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邵致新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多年的高中语文教学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语文学科的诸多问题：不仅知识点庞杂，而且没有统一目标及达标要求，导致教师在教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加重了师生的认知负担。为了纠正这一弊端，1981年，趁着送走高三毕业班的间隙，已经74岁高龄的他主动请缨到初中去搞语文达标教学改革试验。试验工作艰辛复杂非常，不但要编制初中阶段各册、各单元各项基础知识的目标及达标要求，还要编制具体的教学计划、各单元及期终测试题和答案。经过长达三年的艰苦跋涉，1984年初三达标班验收时，44名学生全部达标，并取得平均93.5的好成绩。^[10]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邵致新老师这副自勉的对联，表达了一代教师时不我待的斗志，也展现了辛勤耕耘的决心。1980年代的教师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甘为孺子牛的信念，他们不图名、不为利，立足教育与学生发展，主动钻研，义务补课，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改革开放初期，有限的教育投入成为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广大的教师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坚实的劳作和乐观的态度，用自己微薄的身躯，筑起了教育的根基。“到1988年底，全国中小学尚缺校舍7 200万平方米；还有3 900万平方米的危房，教室倒塌致使学生死伤的事件时有发生。此外，按教学大纲要求基本配齐教学仪器的中小学不足10%。”^[6]260很多农村学校连基本的教具，如卡片、挂图都没有，更谈不上理化学科的实验仪器和设备了。面对“没房子，差教室，缺设备”的条件，农村地区猪棚、食堂改教室十分常见，师生共同劳动建校的经历，如筑围墙、砌花坛都是常有的劳作，通过种菜园、勤工俭学等方式做到自给自足的学校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平凡又伟大的教师，用实际行动承担起“勤俭建国”“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带动、鼓舞、影响着身边的人，用坚韧与奋斗把希望之光代代相传。光虽微茫，但贵在久长。

教育是一项极具传递性的事业，教师的举止是学生最有效的榜样，同时学生的言行更是教师形象最真实的映照。1980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下一代青少年的影响，正是通过教师的身体力行传承下来的。学生身上的奋斗、奉献、乐观与责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师长身上看到、学到的，这得益于教师对学生的“践行式培养”。在一次次的教育改革与实践中，教师通过以身作则给学生创设了1980年代最好的道德教育课程。1985年，在检查中学工作过程中，一位地方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条件艰苦的山区学校学生进行谈心，当询问学生是否觉得苦时，有学生如是说：“条件的确艰苦，不过改革也有个过程，我们也不能等到条件好了再学习”^[7]426。小小年纪能说出这样的话语，着实令人动容，其中也体现了师生共同参与劳动建校对学生所产生的教育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奋斗在各行各业的人们既充满工作热情，也对生活有着美好向往。这种理想和憧憬在“知识热”的背景下，以“文学热”和“哲学热”等形式表达出来。在教育战线上，有热爱文学的教师们聚在一起，在自主教研的同时，创办社团和刊物。1980年代，由于国家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教师工资并不算高，并且要一边教书育人，参与社会劳动；一边丰富文化生活，完成自我提升。虽然教师们的时间和物质条件都极为有限，但精神生活却因奋斗和激情而染上了理想的光芒，照亮了周遭世界，不仅给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为自身的崇高形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及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生活，有乡村教师这样回忆：

初入教学岗位，正逢语文教学改革。在当时的农村地区，中学生写作的教与学都十分吃力，我从教学现实出发，写了篇文章，从写作心理的视角探讨了“农村中学生写作问题”，正好县教研室主任到学校调研，听了我的课，看了我的文章，不仅在《教研信息》上宣传推广，还推荐我参加市中语会年会。这对于我这样的杏坛新人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促使我在教研的路上愈走愈远，教育科研也从此成了我专业和生命成长的一种方式。没人要求，一切靠自觉。我不仅发起成立了“幽微社”的民间组织(五六个志同道合者，每周一个话题，在简陋的宿舍里意兴盎然)；还创办了东南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并自办《东南语文》会刊。每学期组织一次语文教研活动专题，通过同课异构等方式进行研讨。与此同时，我力倡教学研究要“走得出去”，向名校、名师学习，将语文骨干教师成规模地带到南师大附中听课。^[11]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热”，犹如长期的黑暗中突然照进一束光，即使微弱如熹微的晨光，也足以让人雀跃，幸福指数攀升。在求知若渴的时期，教师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超过物质利益，凭借自主学习的愿望和动力完成了教研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高度统一。虽然从很多数据中能了解到，由于受多重因素影响，当时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并不理想，但勤能补拙，教师群体自主钻研、热爱学习的态度形构了其光辉形象的底色，反映了峥嵘岁月一代教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教育是一种传承，既要传递知识，更要承续文化，教师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已是不言而喻。教师的社会性格凝结着教师全部的生活方式和教学信念，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作为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影响着教育实践，影响着教育成效。当然，时代记忆与社会性格的形塑必须要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理解才有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对于教师群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转型与重塑工作紧张、严肃却不乏温情，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兼顾合法与合理的基础上，重点关照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职业心态。

决定教师日常教学行为和实践体验的，不仅有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等显性的导向机制，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实践体验所带来的自我意识、社会评价、职业认同等这些隐性的支持系统。教师在教育场域中的最终表现，往往是显性的导向机制与隐性的支持系统的综合作用与结果。本文基于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小学教师群体时代记忆的考察发现，1980年代教师群体形成的不图经济报酬、思想进步而纯粹、倾心奉献却不觉辛苦等风貌，是他们主人翁精神的具体展现，这种理想主义性格的形成是在国家、社会与教师个体的交互建构中完成的。改革开放初期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功可以概括为：在宏观上立足系统的政策导向和社会支撑，培育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加强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于细微处改善教师的生活境遇，强化“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景，全方位激发教师的从教热情与动机。

经济与技术的显性视角可以促进发展和建设，但不能触及根本，最重要的是具备战略眼光将显性的政策举措与隐性的支持系统作整体统筹。立足时代背景，依托社会结构，既要创设条件，也要因势利导。影响教师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综合统一于生活的张力及其互动关系当中，如何理顺达致平衡，需要各个方面的结构性调适与配合。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工作起步于并不富裕的物质基础之上，以有限的师资，不仅撑起了教育普及与提高的重担，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唤醒了教师面向未来的生命热情和职业幸福。正是凭借着希望、尊重、认可等生命体验，这些教师在彷徨之后奋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代人”的风姿——“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其中的关键路径是通过显性的导向机制，如政策、制度等，创设了从社会媒体到民间舆论的隐性支持体系，全方位满足了教师孜孜以求的尊严需求，让教师重获认同与成就体验。经由显性政策举措与隐性支持系统的交织，提供了教师社会性格的生长力量。心态与体验作为教师社会性格形成的重要中介，在社会主流价值、国家政策导向与教师自我意识、教学信念之间架起了联结的桥梁，衡量并检验着教师队伍建设中显性机制与隐性文化的适配水平。如果既存的时代风气与社会结构，不能提供并引发教师正向的社会心态与身份体验，那么大多数教师的个人奋斗和努力皆会被消磨内耗，长此以往，将对教师群体的发展产生消极意义，影响着教师队伍的精神风貌。

教师队伍建设应优化顶层设计，考虑教师的精神与文化需求，在完善显性的培养与管理工作的同时，重视各个环节隐性支持系统的配套，体现建设过程的文化与人文价值，以合力形成教师正向的心态与体验，进而促进教师社会性格培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以历史关照当下，目前教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有待加强，应克服相对重视显性机制作用，却在隐性的支持方面跟进不够的倾向。虽然已经意识到树立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关注教师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但在落实过程中往往因缺乏系统、有序的配套措施而陷入补救式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对于微观问题的技术化理解，也是造成教师队伍建设高耗低效局面的又一症结。如把教师群体中出现的教学动力匮乏、从业热情不高、道德滑坡等问题归结为教师收入或素质偏低所致，因而在解决的办法上也往往从“看得见”的薪资待遇、专业技能等角度入手，改革的结果自然也不尽如人意。提升教师的经济地位、技能水平固然重要，但也要意识到物质激励或者技术更新并非万能，要想让显性的投入获得预期的成效，则需要价值取向、公共舆论、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协同。基于系统设计，对教师真实的身份体验予以深度理解，打通显性机制与隐性支持的最后关联，形成合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