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ative Point, Strategic Risk and Action Prospect of New Liberal Arts Talent Training Model Reform in China: A Cross-Case Study

新文科建设是“四新”建设的有机构成，后者提出的原初背景是为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作为新文科建设的行动轴心，不仅是提升我国文科专业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关键一招，也是落实《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强调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发挥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1]的核心任务。2018年以来，我国新文科建设政策逐渐从顶层设计转向落地实施，在《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强力号召下，各级各类高校积极响应，涌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改革创新举措。这些扎根高校基层的创新举措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本科教育为主试验田，具体呈现了新时代我国高等文科专业教育改革的丰富细节与实践前沿，不仅凝聚着高校新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有益经验，也隐含着新文科教育改革深化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是谋划未来我国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战略走向的重要观照。由此，从典型个案经验中提炼我国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实践切口与现实挑战，并探明其行动前景，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议题。

当前，学界对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时代背景。有论者指出，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四新”建设政策的有机构成，其根本任务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为造就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家队伍夯实后备基础^[3]。也有学者指出，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仅是一项教育政策任务，更是一场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新文化运动”^[4]，其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息息相关^[5]。二是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理念。有研究认为，新文科建设关涉高等教育融合范式转型^[6]，本质上是一场具有战略性、创新性、综合性和前瞻性^[7]的文科教育革命^[8]。知识跨界融合^[9]、素质能力复合^[10]、数字素养提升^[11]和信息技术耦合^[12]是这场教育革命的核心要义。作为系统变革过程，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有赖于知识供给、教学方式、育人平台的多要素协同^[13]。三是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路线。有研究表明，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以创造力提升为核心^[14]，兼顾培育广博融通的人文底蕴和复合精深的专业能力两条主线^[15]，以新文科专业升级为抓手^[16]，塑造混合教学模式^[17]，积极推进新文科课程群建设^[18]。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吸收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19]，兼顾卓越个体发展与人力资本增值。从课程、专业、实践三个层面出发，构建新文科人才培养的通识课程、学科专业和实践教学三大基座^[20]，借助新兴技术赋能传统文科教育范式升级，实现文科教学资源的全域整合与结构性均衡^[21]。

总的来看，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一方面，相关研究更多立足特定学科专业场域，较少基于教育学一般原理提炼基本模型，导致不同学科专业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缺乏横向对照；另一方面，囿于个案经验，较少对典型个案展开跨案例研究，难以准确把握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主流趋势。基于此，本研究从教育学一般原理出发，采用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及其行动前瞻等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为了使研究范围更明确，更符合新文科建设的原初背景与实践现实，本研究主要聚焦本科阶段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议题展开讨论。

目前，学界尚未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分析框架达成共识，但学者们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内涵与外延的探讨可以为本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事实上，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最重要、最具本土特色的概念之一，其确切定义较早见于刘明浚主编的《大学教育环境论要》，意指“在一定办学条件下，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选择或构思的教育、教学式样”^[22]。刘献君等认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涉及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育评价等多个要素，以及制定目标、培养过程实施、评价、改进培养等多个环节^[23]。董泽芳进一步提炼出人才培养理念、专业设置模式、课程设置方式、教学制度体系、教学组织形式、隐性课程形式、教学管理模式、教育评价方式等关键构件^[24]，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线分析提供了基本原型。基于此，本研究构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在这一框架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主要涉及前端、中端、后端三个层面的行动：前端行动指向人才培养理念革新及其对学科专业定位的传导性影响；中端行动既包括学科专业定位对课程体系与教学实施的整体形塑，也包括课程体系与教学实施之间的互动互构；后端行动则主要基于人才培养理念的内在规定，围绕教学效能与培养质量评价改进展开，是反映并落实人才培养理念的关键环节。总之，该框架兼顾理念与行动、整体与局部、要素与结构，聚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要点与关键范畴，能够为本研究提供一个层次分明、逻辑自洽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全国新文科”微信公众号典型案例专栏17个案例(见表 1)的跨案例研究。“全国新文科”系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该中心既是我国新文科建设工作的牵头机构，也是我国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权威智库，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依托山东大学于2020年成立。典型案例专栏是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精心打造的前沿案例集锦，荟萃了全国各级各类高校新文科建设的实践典型，是本研究探究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及其战略走向相关议题的核心素材。本研究采用跨案例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学界主要采取个案研究法挖掘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个体经验，相关发现和结论集中在“点”上，对具体经验的介绍性阐述较为丰富，超越个案的整体性“面”上认识则相对匮乏。跨案例研究作为个案研究的重要拓展，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对经验典型的概括性，并加深对事物或现象的理解和解释^[25]。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高校新文科建设不仅是特定学科专业的利益所在，其根本初心在于为大学育人事业添砖加瓦。因此，采用跨案例研究方法，从各级各类高校、各学科专业领域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典型案例中提炼基于教育学原理的一般模型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研究主要借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MAXQDA 2022对案例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分析。首先，按案例发布时间对案例文本资料进行升序编号，并依次导入。其次，基于研究分析框架，从前端、中端、后端三个阶段切入，以人才培养理念、学科专业定位、课程体系、教学实施与质量评价改进五个基本维度为编码框架，对样本案例文本数据展开多轮次跨案例交叉编码，持续比较、整合相关代码，直至类属饱和，最终挖掘出相关意义单元参考点共288个。接着，基于“语境关联、语义互动”的原则，借助MAXQDA 2022内置的MAXMaps工具对案例高校行动过程中的战略侧重参考点展开聚类分析(例如，“人才培养理念”语境中的“卓越”“领军”等参考点可按代码相似度聚类至“拔尖”参考点范畴)，并对相关参考点聚类的案例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最后，综观案例覆盖度超过50%的13组主流参考点聚类和案例覆盖度排名倒数的6组边缘参考点聚类，引出案例高校推进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面临的现实隐忧，并为下一步的行动前瞻提供决策依据。其中，参考点表示相关主题所涉代码的数量，统计单位为“个”；参考点占比表示该主题所涉参考点数占所有主题参考点数的比重，统计单位为“%”；案例覆盖度表示相关主题各组参考点聚类所涉案例数量占所有案例数量的比重，统计单位为“%”。

案例文本数据的交叉编码结果(见表 2)显示，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结构体系优化、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是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的三个重要切口。其中，人才培养理念(参考点为74个，占比25.69%)的革新牵引文科专业(参考点为34个，占比11.81%)面向时代与社会的新需要实现再定位；知识跨界交叉作为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中心，为文科专业课程体系(参考点为65个，占比22.57%)优化开拓了新的增量空间；数字技术的多维介入则为文科专业教学(参考点为89个，占比30.90%)效能提升与质量改进(参考点为26个，占比9.03%)带来全新气象。

人才培养理念重塑文科专业定位(参考点为108个，占比37.5%)是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的逻辑起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发展最关键的内驱动力来自培养主体对特定学科专业人才规格的认识与理解，这种源自教育初心的观念性力量主要通过重塑文科专业定位的方式，从上游牵引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走向。

综观样本案例，培养“通—用”型卓越文科人才已然成为新文科人才培养理念的主流立场。其中，“通”意指知识广博、人文底蕴深厚，主张将通识教育理念融入专业教育(T09)，聚焦“重根、求理、力行、有我”的教育目标(T04)，着力培养会通古今、兼容中外的创新型文科庠序通才(T03)；“用”关涉理论知识的实践转化能力，将知识变现绩效作为衡量新文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尺度，侧重学以致用(T05)，应国家、社会、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急需(T14)；“卓越”则强调在“通”与“用”的平衡中，形成以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扎根本土文化土壤、适应全球社会发展的国际胜任力与综合性素养(T09、T11)。

在“通—用”型卓越文科人才培养理念的指导下，高校文科专业定位逐渐从“书斋”转向现实社会。一方面，积极对接人与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强调文科专业的复合性。各高校主动探索数字贸易、数字文旅、网络与新媒体、金融科技等新兴文科专业，积极建设智能会计、智慧财税等跨学科交叉专业(T08、T10)，因应配套卓越人才培养专项计划，通过设置复合学位项目，充分整合邻近专业教学资源，集中优势打造“跨学科—贯通式”人才培养平台，打通学科与本研教育分野，开设“计算金融”“世界史+外国语”等各类特色实验班，组建数学与经济学、法医学与法学等具有较高挑战度和创新性的双学位项目(T11)。概言之，基于“专业—平台—项目”协同联动，构建新文科人才培养特区。

另一方面，强化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和智库资政的实际能力，注重文科专业的实践与实用性内涵建设。积极补齐传统文科专业在思想、通识、实践教育方面的短板，充分彰显新文科交叉融合、需求导向与创新精神的本质特征(T12)，进一步聚焦区域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文科教研科研教学产业化(T13)。而在文科专业的具体设置上，亦更加重视平衡政治定位与育人活动的关系，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来培养新文科人才(T09)，把基于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发展现实与未来需要的立德树人目标放在新文科专业建设的核心位置。

知识交叉优化文科课程体系(参考点为65个，占比22.57%)是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的重要抓手。从样本案例来看，多元知识跨界交叉作为新文科课程体系优化的战略核心，其具体实践路线主要如下。

一是“向上交叉”优化，追求文科课程体系的卓越质量。样本案例高校着重围绕卓越人才发展的高层次需要，重新整合多元领域的知识模块。以卓越文科专业人才素质与能力发展要求为中心，在夯实新文科通识课程体系的基础之上，构建新文科跨学科知识图谱(T15)。推动专业核心课、通识核心课、新生研讨课、学科前沿课、竞赛指导课、本科荣誉课协同育人知识体系。打造以“超级课程”为典型的综合性、高挑战性新文科专业核心“金课群”(T02、T08)，探索设立跨学科本科学程项目，进一步拓展多学科选修课程模块的选择空间(T16)。

二是“向下交叉”优化，挖潜文科课程体系的在地属性。样本案例高校扎根在地社区与历史传统，着力于扩大文科专业知识与地方知识、民族文化的内在联动，通过丰富文科课程知识的在地文化属性，进一步强化新文科课程知识的专业属性、人文厚度与创新触角(T12)。同时，发挥高校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主体性优势，把传统文化研究的突出成果与新文科课程知识创新有效结合(T03)，有计划地举办大师班，开发传统经典研读课(T09)，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文化资源、文化记忆、文化根脉融入课程体系(T05)。此外，扭转传统文科知识生产与课程建构的“避世”倾向，强化校地合作，大力推进新文科产学研合作，与业界共同开发传统文化产品(T07)，在挖掘和重现中华物态文化的过程中反哺新文科专业课程的人文内涵，培育学生的文化责任感。

三是“向外交叉”优化，增强文科课程体系的外适能力。基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样本案例高校进一步强化多元知识的跨界协同，开辟“文文互鉴、文理交叉、文工融合、技术融入”的有效路径，推动“单学科知识传递”转向“多学科知识构建”，打造形式多样、敏捷灵动的跨学科“课程串”(T10)，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有机衔接(T08)。同时，聚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时代任务，将新文科课堂打造成培育时代新人、磨砺时代精神的主阵地，将“生命教育、道德教育、责任教育”融入文科专业教育，充分激发学生的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T11)，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T14)。此外，还着眼于国际化课程建设(T17)，帮助学生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拓展多元知识技能，以适应和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性挑战(T09)。

技术赋能文科教学效能升级(参考点为115个，占比39.93%)是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的战略重点。从样本案例来看，技术赋能高校文科专业教学效能升级的创新实践切口主要有三个。

一是技术赋能教学主体认知升级。文科专业的教学内容相对抽象，兼具时空跳跃性和文化内隐性，有效的文科专业教学离不开感性经验的积淀和基于感性认识的丰富联想与理性抽象。数字技术的介入使抽象、跳跃、内隐的文科知识的视觉化、情境化、交互化成为可能(T05、T13)。文科教学主体不仅能在更加沉浸的情境中把握文科知识的内涵与外延，还可以借信息技术使自己成为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等新文科领域的能动建构者。以古文字学教学为例，一些高校针对当前古文字学教学科研过程中图版对比、辨伪查重、释文隶写、释文核实、字样提取等耗时费力的工作痛点，引入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协同解决方案(T15)，不仅实现了古文字学教学研究的数字化、智能化，也有利于在三维场景中助力学生构建完整知识体系，进而提升其认知、释读与分析的能力(T02)。

二是技术赋能教学过程体验优化。数字技术融合催生了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与虚拟仿真平台等新文科教学平台，有效提升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体验感与获得感。不少案例高校通过建立沉浸式考古虚拟实验室、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仿真实验中心、中国古代文化体验与实验中心、数字人文与超媒体GIS实验室、艺术策展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新文科主题实验室(T03、T04、T09)，大力开展情境化混合教学，借助三维建模、虚拟现实和多媒体技术打造超越时空的交互式学习体验(T02)。可以说，技术的介入不仅压缩了传统文科专业的教学成本，还通过虚拟现实中心、实践教学中心和学生创新中心的集成(T04)赋能文科专业教学升级，营造了一个全程、全息、全效的数字人文空间(T05)。

三是技术赋能教学管理效益提升。在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Outcomes-Based Education，OBE)理念驱动下(T03、T06、T08、T10、T13)，许多高校都选择以现代信息技术来应对文科专业教学成效评价这一老大难问题，其能够让文科专业教学活动和行为所产生的量化与质性数据得到更加充分的挖掘和分析，从而打开文科专业教学的课程参与度与知识吸收转化度评定“黑箱”(T09)。这种基于大数据的教学效能监测机制，不仅使OBE理念在文科专业教学场域的实现成为可能(T03、T08)，还能够通过多种类、多场景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全流程监控，给文科专业教学主体提供实时响应和反馈(T05)，从而为新文科专业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及其改进提供决策支持。

在新文科建设政策加持下，各高校因应盘活资源、部署战略重点，积极推进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如表 3所示：拔尖(覆盖度为64.74%)、复合(覆盖度为58.82%)、创新(覆盖度为52.94%)、应用(覆盖度为52.94%)作为各高校新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理念的四梁八柱，持续牵引着新文科专业面向人才素质结构“交叉化”(覆盖度为70.59%)、面向人力资本价值“适用化”(覆盖度为52.94%)的发展趋势；模块化课程(覆盖度为58.82%)、荣誉课程(覆盖度为52.94%)与通识课程(覆盖度为52.94%)成为多元知识跨界交叉优化新文科课程体系的关键途径与试点重心；数字技术的介入(覆盖度为64.71%)使文科培养特区(覆盖度为76.47%)与实践教学场域(覆盖度为70.59%)成为新文科教学迭代的肥沃土壤，并为文科教学产出(覆盖度为64.71%)水平提升带来广阔前景。然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科教育创新运动背后，也存在着学科特质淡化、知识价值稀释和教育技术替代等风险，给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一系列隐忧。

以拔尖、复合、创新、应用为核心主张的“通—用”型卓越文科人才培养理念廓清了新文科人才培养的目标画像，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专业的内在塑造(覆盖度为11.76%)，存在着淡化学科特质、引发文科专业导向漂移的战略隐忧，从而阻碍了基于文科自主创新的新兴专业发展(覆盖度为17.56%)。

一方面，文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格通俗化，淡化了文科专业人才的学科特质。“通—用”型卓越文科人才培养理念从内在要求文科专业学生拥有更加广博的知识面，具备更加实用的技能，且能够在工作世界中将专业所学快速变现。这从根本上形构了一种更加通俗化的文科专业人才规格。在“通”的维度上，强调汇通智识之才；在“俗”的维度上，则要求摒弃“清谈”，贴近生产一线与大众生活。从适用性的意义上讲，通俗化文科专业人才规格在回应现实需求方面极具优势，但也存在着无法忽视的风险：过度强调文科专业人才的局内参与者角色，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局外观察者角色。但若缺失超脱的反身性观察者视角，陷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局内人视界，便不可谓专业。与此同时，通俗化文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所蕴含的多元理想如何与工作世界发生真实联系这一关键问题，并不能在五花八门的外部诉求中达成清晰共识。如此，通俗化文科专业人才规格所呈现的新文科人才画像本身就云里雾里，这导致实践中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看似热闹，却仍未走出经验半径。事实上，新文科人才绝非无不精通的“万事通”，而是基于深厚专业功底与浓厚学术志趣，能在复杂情境中化用专业知识、展现专业素养的触类旁通之才。而强化新文科专业人才在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穿梭”能力并不意味着对学科文化特质的消解，因为知识应用本身就是“穿梭”能力的内核，而知识又必须通过制度化的习惯、做法与学科加以培育。特定科学文化的出现使专业和外行得以区分，这也让肇始于德国的现代大学不仅成为一种管理客观知识的方式，更是一种培养特定类型学生的途径^[26]。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文科专业教育不是过度专业，而是还不够专业。

另一方面，文科专业建设的去专业化，侵蚀了文科专业在现行评价制度中本就脆弱的专业门槛与学科心智。从样本案例高校的改革战略部署来看，文科由“专学”向“通学”转型的趋势显著，高校文科专业被工作世界的多元困顿解构为问题域。然而，专业存在的意义往往也受到学科知识体系及其学术文化的内在规定的影响。专业不仅要为社会职业发展奠基，也兼具发展学科知识与学科文化的功能，后者从根本上决定了文科专业人才的学科心智。霍华德·加德纳指出，学科心智是未来社会人才最应具备的五种关键心智类型之一，其不仅指精通一门学科或多门学科，还包括通过有纪律的方式持之以恒地实践。换言之，知识的大量占有并不与专业能力等同，通过持续的专业实践完善自我是掌握一种学科心智的不二法门^[27]。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文科专业应兼具专业知识门槛与专业文化涵养，而不是知识碎片大杂烩。新文科专业建设并非文科专业对自身学科特质的内在否定与漂移，而是对传统文科教育低专业门槛现象的全面反思。如何提升文科专业在回应现实世界时所应持有的学科心智与专业洞见是这场反思行动的重点。可以说，学科不仅塑造了专业的知识属性，也奠定了专业的文化底色。学科文化正是通过一门专业基于其内在学科特质的德性转化来实现对受教育个体性情的文化涵养，并使其养成兼具人文温度与社会关怀的专业精神。由此，我们不能因工作世界的复杂问题不能被某一专业所完全回应，就随意打破这一专业合法存在的现实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识别现实复杂问题的内在需求，并根据这种需求自身的结构来精准对应和有效调动不同专业知识之间的协同行动，而这种协同首先离不开专业知识与专业文化的内在协同。

多元知识的跨界交叉能够为文科课程体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但长期卷入硬科学标准占据主导话语的知识竞合游戏，也使文科课程体系产生了削足适履地依附强势知识规范以获得自我认同的危险。如此，丢却专业特色的文科专业知识体系不仅难以在国际对话(覆盖度为11.76%)中找到自己的坐标，也无法在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时代获得在线转化(覆盖度为11.76%)并得以泛在传播的优势。这不仅稀释了文科专业知识的育人价值，也弱化了文科专业知识参与专业课程建构的本体地位。

一方面，文科专业知识的常识化，稀释了文科专业知识立德树人的独特价值。与硬科学知识不同，文科是一种与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日常紧密相连的知识门类。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人生意义、社会价值、人际交往等问题，这些无一不在文科知识范围之内。但也正因文科知识与日常经验水乳相融，人们往往无法抽离地客观看待文科知识的本体价值。在我们的固有理解中，能称之为知识的必然是高度抽象、超越日常琐碎的一般性科学认识。而文科知识是如此贴近生活，以至于让人们产生只要认知生活并思考体会就能够接近和把握它的错觉。而当一个人自以为了解文科知识的全部真相时，其就极易产生目空一切的行动倾向。由此，文科专业知识就会被自然稀释为碎片化的生活常识，与科学渐行渐远。事实上，文科专业知识不仅阐述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特定个体如何构造意义，而且能指引人们借由理解这些意义，达成对一般社会秩序、历史变迁或心理机能运作的领悟^[28]。因此，文科专业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明辨人类经验质感的远大目标。对文科专业人才而言，掌握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除了解答个体困惑之外，还需关注个体所内嵌的社会结构生态，并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然而，常识化的文科知识往往停留在经验形态，不仅滞后于迈向分科的原理形态知识，更与基于信息技术平台而形成的交叠形态知识^[29]相距甚远。如此，不仅背离了大学传习与创新高深学问的初衷，也难以形成系统的、有效的教育传递路径，使广大文科专业学生不仅无法在知识装备过程中获得如“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那样的成就感，反而陷入“好像什么都学，又似乎什么都没学”的空虚之境。

另一方面，文科专业课程的通识化，弱化了文科专业知识参与专业课程建构的本体地位。文科专业课程通识化是指高校将文科专业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内容，供不同专业学生选修。这虽然可以提高文科专业课程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但也存在两个隐忧。一是文科专业课程往往被简化为通用知识或基础知识，使其剥离了其所属的学科背景和专业语境。这虽然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习难度，但也可能导致学生对文科知识缺乏具身体悟与批判性思考。二是把作为软科学的文科专业知识笼统置于“装饰性”知识范畴，弱化了文科专业知识参与专业课程建构的本体地位。一门知识合法参与专业课程构建的核心在于传递专业洞见，并奠基不同专业的准入门槛。人们的教育理想对知识的态度总是在“有用的”知识和“装饰的”知识之间权衡，硬科学常常被视作有用性知识，而软科学常被视为装饰性知识，充当大学综合教育的体面，发挥着“无用之用”。但人们也忽略了，所谓“有用的”知识不仅关涉个人特定的职业技能，还包含着一般理解力^[30]。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知识不仅具有同等价值，二者的内在联动甚至还是提升国民福祉的关键。《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指出，不能以牺牲人文社会科学为代价来发展硬科学，因为“科学不能依靠自身单独存在”^[31]。事实上，文科专业课程通识化也反映出时下学校教育系统对培育“超级个体”的狂热追求。正如一些论者所批评的，通识课程的初心在于训练学生最基本的阅读、思考、分析和表达技能，让受教育者回归到“人之为人”的根本基础，其既不意在训练学生的任何专业技能，也无法跨越各种以“学科”为单位的现代专业知识范畴，去培养什么“通才”^[32]。

新兴技术的异军突起既给传统文科专业教育带来危机，也为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提供契机。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空前便利，“技术恐慌”逐渐转向“技术崇拜”，基于技术深度融合的教法迭代备受瞩目，而需要付出更多耐心的教材建设(覆盖度为17.65%)则遭到冷落。人们乐于将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视为美好教育的未来所在，并自愿交出全副身心与信任，让技术充分参与，甚至替代教育活动的某些环节，但是对技术伦理规范(覆盖度为17.65%)没有予以更多关注，这就带来了文科教学互动程式化、教学互动成效外显化等风险。

一方面，文科教学互动程式化剥离了教学主体间内在的教育关联，引发文科教育教学空心化风险。首先，现代信息技术往往把文科教学互动过程纳入标准算法框架加以透视，极易弱化教学互动的灵活性。文科教学互动强调深度对话、人文洞察与学术思辨，涉及主体意志、群己关系、文化语境等多个维度。而在算法情境中，师生交流往往受限于既定话题、固定的测试与讨论区，难以根据实地情境灵活调整，师生之间难以形成实质对话与情感反馈，破坏了文科教学互动的人文属性。其次，技术勃兴驱动了基于海量知识碎片的学习革命，弱化了学校教育的整全性影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互动将技术利器推上“神坛”，教学过程所内隐的师承纽带日渐式微。由此，教育被改写为教学与学习，学校被定位为学习的场所，教学被视为学习辅助技术，教师从“讲台上的智者”变成“学习的辅助者”，甚至是“后排的同伴”^[33]。如此，文科教学互动过程极易简化为信息传输和知识获取。事实上，面对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教师教学角色的弱化反而让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学习自由的学生们变得更加手足无措。最后，文科教学关涉价值认知及其实践，是融合知识与德性的教育，其主要通过师生之间的真实互动与代际共鸣来培育学生一般意义上的性情和具有人文厚度的专业学养。怀特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重申大学存在的根本是让年轻人与年长者通力协作，进而把知识与生命活力联系起来^[34]。而技术替代语境下的虚拟仿真互动不仅会降低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和亲密度，还会影响教育关系的稳定维持，从而折损教育主体交往的质量和深度，引发文科教学空心化风险。

另一方面，文科教学互动成效外显化简化了教学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忽略了教育交往的内隐细节。其一，数字技术倾向于以解构转译的底层逻辑来理解复杂社会现象，对教育细节的捕捉往往依赖于数据的显现，而文科教学互动成效的关键更多时候并不在于分数、等级或排名。因此，在文科教学质量评价过程中，越是通过技术工具对教学结果进行精确量化，其结论就可能离真相越远。但在数字化评价的指挥棒下，文科教学主体为迎合基于技术标准的绩效捕捉机制，往往更加侧重形式上的教学表现。如此，真实感性的文科教学过程也会被异化为数字编码的抽象图景。其二，技术介入为建设一套基于精益治理的文科教学质量文化体系提供可能，不仅更加强调成果产出的教育理念，还能通过大数据监测将绩效压力分别传导给教学主体，教学主体双方独立履行教与学的责任与义务，并为各自的绩效负责，而教育关系中的情感共鸣则退居其次。长此以往，绩效制度的解构化考察倾向就会内化于师生交往的日常互动之中，从而损害教育生活的质感。其三，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迭代，人们或欣喜其给文科教育焕新带来的广阔前景，或忧心于其对文科教育传统根基的冲击，但都忽视了对数字技术介入限度展开伦理反思。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期待，更多在于它能够提升教学体验，促进教学主体的认知升级。但问题的关键是，技术或许可以改进文科教学，但未必就能改善文科教育。而横亘在教学改进与教育改善之间的鸿沟就在于，人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时，能否自觉培养技术批判的意识与能力，使自己能自由穿梭于信息汪洋而不致淹没其中。

我国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兴未艾、未来可期。面对学科特质淡化、知识价值稀释和教育技术替代等现实隐忧，各高校应遵循以我为主、外宽内深、融会贯通三个基本原则，进一步坚持文科专业育人特色、挖潜文科知识育人价值、促进数字人文教学相长。

一是要坚持“以我为主”，重塑学科心智，夯实文科专业教育底色。首先，应贯彻“文科+”的专业建设与专业教育思路，建立新文科专业建设与改革循证案例库^[35]，完善新文科专业设置与发展规范，兼顾新文科专业教育的知识复合性与文科主体性，避免因过度追求形式交叉而冲淡文科特质、丢却文科立场。其次，应强化新文科专业人才的文史哲基本知识素养和读写说基本功底训练，通过读书沙龙、阅读写作课、论辩研讨会等形式提高学科经典研读在新文科专业教育中的比重，充分凸显新文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文科属性。最后，应补齐传统文科专业实践与学科文化建设短板，强化新文科创新创业教育，大力发展应用型文科专业，同时还要将学科责任与德性教育融入新文科专业伦理教育的方方面面，切实把强化学科归属、提升学科自觉、履行专业承诺作为新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环节的重点。

二是要坚持“为我所用”，强化竞合韧性，提升文科横向对话底气。一方面，提高战略站位，将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机放置于“四新”建设的政策语境中加以重新定位，充分吸收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教育改革的有益成果，强化“四新”教育创新改革实践的内在联动，在持续性、常态化的“四新”教育改革竞合对话中磨砺新文科教育的韧性与适应性。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校校、校企、校地、国际合作框架整合文科专业建设与专业教育资源，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文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听证制度。同时，充分发挥全国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资源杠杆作用，挖潜区域新文科教育改革的政策红利，创新新文科专业办学与成果共享的体制机制，探索打造一支具备跨校、跨界、跨国、跨文化对话能力的高水平新文科专业教育教学团队。

三是要坚持“以文化人”，体现人本个性，厚植文科育人传统底蕴。一方面，强调“人文立教”，凸显新文科专业教育的人文属性，强化新文科专业教师队伍的师风师德建设，提升新文科专业教师化育学生性情与道德自觉的能力与本领，将人文学养与仁爱之心作为新文科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探索设立新文科先锋教师工作室与新文科专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充分激发一线教师参与新文科专业教育改革创新实践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注重“以人为本”，稳步推进新文科专业教育个性化改革，探索中国特色书院制度赋能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路径，建立健全完全导修模式，重塑文科专业教育从师问道的育人传统。有条件的学校还应积极探索新文科“荣誉学院”建设，开展新文科“荣誉专业”试点，设立人文社会科学传承人专项计划，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与志趣的前提下，探索基于自主学习、自觉反思、自我完善的新文科拔尖人才培养机制。

一方面，凸显“外宽”延展取向，持续强化文科课程知识的育人张力。一是要以提振新文科教育的专业优势为核心，以提升新文科专业人才的适应力、批判思维、同理心或社交洞察力^[36]为教育旨趣，兼顾文化、历史、思想与学理，建设跨界交叉的融合型新文科专业课程矩阵，充分发挥新生适应导入课程、专业与通识核心课程、学科前沿荣誉课程、竞赛实践课程和在线开放课程等不同类型课程的协同育人合力。二是要提升新文科专业课程的国际化水平，将全球变革与人类命运议题^[37]前置于新文科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中，积极与国际组织、国外高校磋商建立国际化课程联合开发与讲授的合作机制，将国际时事与全球形势专题纳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因应配套“主题性海外游学”“模拟联合国”“非正式多边会谈”“国际竞合沙盘”等课程平台与资源。通过拓宽知识视野，提升新文科专业人才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胜任力。三是要强化新文科专业课程体系的“亲社会性”，积极倡导实地调研，提高社会调查、田野作业等研究方法类课程的建设水平，并通过设立基金专项等方式加大课程支持力度。同时，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设计)与校外采风、田野调查的课程作业相结合，深化学生对新文科专业知识内涵的理解和运用，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相协调，提高学生的研究与社会服务能力，让学生在实践调查中把新文科专业知识内化于心，沉淀为个体生命哲学，外化于行，落实为公共生活智慧。

另一方面，遵循“内深”发展逻辑，夯实文科课程知识的学理厚度。一是要积极推动新文科“科教融合”的基础工程建设，重视文科基础研究对新文科课程知识内容与结构更新的反哺作用，强化文科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实验室”功能。扎根中国实践，提高文化自觉，综合应用“发明”与“发现”两种概念生产方式^[38]，以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与术语体系创新推动新文科课程教学体系焕新。同时，加强新文科基层课程教研组织建设，进一步提高新文科课程开发与设计团队的学理素养与科研能力。二是强化对新文科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学术史梳理，深挖课堂知识与学科经典著作的内在关联，夯实新文科知识模块与课程资源的逻辑性、系统性、学理性与思想性，通过翻转课堂、小班研讨、混合式教学等方式，促进生生、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提升新文科课程教学的质量与深度。同时，还应积极试点开放跨年级选修或本研混修课程，探索长周期贯通式培养模式，强化新文科人才培养闭环的内在连续性。三是凸显学科专业课程知识的德性价值，聚焦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辨与审美立场培育。新文科专业教育不是以专业知识堆砌“单向度的人”的教育，而是极具人文温度、彰显人性光芒、回归人的教育。由此，应以驱动学生自我效能为轴心，以涵养公共德性、提升学术思辨与审美能力为目标，提供多元化的课程选择与学习路径，探索建立自由辅修、选修制度，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文科专业魅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终身成长。

其一，强化教育情感联系，在教育技术深度融合中升华教学互动艺术。近几十年来，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大势所趋、成效显著，但人们也长期笼罩在技术控制的恐惧之中。事实上，教育与技术并非不能共处，其关键在于明确分工以加强协作，尤其是要彰扬人与机器的根本不同。正如汤姆·弗莱彻所言：“我们需要与科技合作，利用我们的相对优势。与机器共处的关键不是变得更像机器，而是变得更加人性化。”^[39]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只要教育主体之间的教学互动不丢却真实的情感联系，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文科专业教育作为一门唤醒人性的艺术就永远不会被技术所替代。对此，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以增进情感互动为主线，通过元宇宙、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设新文科主题实验室和新型教学平台，探索游戏化泛在教学互动空间，合理利用数字技术强化新文科课堂内外的教育关联，在技术能限之外充分发挥人类对教育活动的想象力和能动性。

其二，注重师生双向赋能，在持续对话中破除教学主体代际信息茧房。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本意在于将教学主体双方从低效、琐碎和片面的对话中解放出来，并通过技术辅助提高对话的深度和精度，从而破除教学主体之间的代际信息茧房，在教育数字化场域中达成双向赋能、教学相长的效果。对此，一方面，应全面提升新文科教师团队的数字素养，增强数字化教育与数字伦理责任意识，发展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积极开展数字化教学应用实践，重点强化新文科专业教师选用数字技术手段开展教育资源开发与管理、学情状态分析，以及数字化教学活动设计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将数字技术与新文科专业教学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图像处理、地理信息系统等数字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进一步提升学生在新文科数字教学环境中的自主学习与对话能力，强化对学生信息筛检鉴别与知识模块管理能力的培养。

其三，完善教学改进闭环，在自觉反思中重塑教学质量数据服务功能。数字技术的数据挖掘能力为新文科教学质量数字化评价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此，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建设基于大数据的新文科教学质量监测系统，建立健全学生学习体验与能力发展电子追踪档案，兼顾量化数据与质性数据、过程数据与结果数据、基点数据与增值数据、关键数据与综合数据、个体发展数据与团队协作数据。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新文科教学质量数据的可视化、研究解释与应用的能力，提升教学质量数据对学生发展态势的真实反映程度，以及为后续教学过程的改进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要完善新文科教育质量评价改进的数字伦理审查制度，建立健全新文科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构建的元评估框架，强化新文科教育教学数据治理。同时，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主体的数字责任意识和数字道德素养，在高度自觉与伦理反思中妥善应对人机信任危机^[40]。

新文科是传统文科砥砺创新的时代走向，传统文科是新文科发轫成长的历史基点。在新文科建设政策的大力驱动下，我国高等文科专业教育焕发生机，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而在深化改革的创新实践中，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新文科人才培养理念重塑了传统文科专业定位，也伴随着学科特质淡化的隐忧；新文科知识交叉优化了传统文科课程体系，也隐藏着知识价值稀释的风险；新文科数字技术推动了传统文科教学效能升级，也带来了教育技术替代、教学互动化约的危机。面向未来，坚持文科专业育人特色、挖潜文科知识育人价值、促进数字人文教学相长成为我国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转危为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

科技迭代，未来已来。身处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的时代风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思人的生存境况与教育的可能作为。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承载着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是一场回应时代之问、未来之思的教育探索。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整装待发，奔赴这场充满勇气和想象的漫漫征程。而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兴未艾，我们也应该对这些走在实践前列的“时代先锋”多一点鼓励、耐心和包容，不仅要给足物质和政策支持，也要给足制度和精神支持，为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持续深化营造一个和谐、开放、包容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