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ative Study on Empowerment of Community Tourism in Ethnic Villages——A Case Study on Three Typical Tus Villiage in Qinghai Province

土族作为中国人口较少同时为青海省5个世居民族之一的少数民族，其独特的民居建筑、淳朴的风土人情成为青海的地域象征，土族村落也成为青海省最早参与旅游及参与效果较好的民族村落.鉴于85%的土族人口聚居于青海省民和、同仁、互助等县域，同时考虑村落选取的地域性、代表性、典型性特征，本研究最终选取青海省民和县喇家村、同仁县吾屯村、互助县小庄村为研究区域，于2017年6月至8月进行预调研，获取村落参与旅游基本情况.由于在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区参与的规模、内容、方式等有所不同，从单一的旅游经济活动到政治参与、环境保护和社区文化维护等多个方面，从居民个别参与到全民参与等不同程度的过程^[18]，因此，研究依据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特征及村落实际情况，将3个土族村落社区参与旅游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瓶颈阶段.

喇家村、吾屯村、小庄村地处青海的河湟谷地，属于农业区，以农耕文化为主，是土族聚居村落，同时也是土族文化比较典型的村落，主要保留有“纳顿节”“六月会”“土族婚礼”“盘绣”“轮子秋”等传统节日及文化. 3个土族村落社区在旅游发展的起始时间及参与旅游的户数、规模、方式方面存在差异.

喇家村共226户、982人，2000年初开始发展旅游，2017年人均收入为6 542元，农家乐20户，村民参与旅游无论从人数、规模、层次均处于起步阶段；吾屯村共678户、3 188人，位于“热贡艺术之乡”的核心区，2008年开始发展旅游，2017年人均收入为8 600元，全村95%以上的农户以唐卡的制作与售卖为主，近年来参与人数逐渐上升，但方式单一，处于发展阶段；小庄村全村161户、610人，属于国家5A级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景点之一，1996年开始发展旅游，2017年人均收入为12 752元，全村80%的村民以经营农家乐和家庭宾馆的形式参与旅游，近几年由于过渡商业化，土族文化异化现象较严重，土族村民参与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处于旅游转型升级的瓶颈期.

正式调研于2017年9月至12月进行，数据搜集范围包括各县旅游局、统计局、镇政府、景区管委会、民政局、村民等.鉴于村民对问卷理解的偏差所引起的问卷信度与效度差异，对吾屯村、喇家村村民采用访问者完成问卷的形式进行，对小庄村村民采用受访者完成问卷的形式进行，期间辅以观察法、滚雪球法对信息予以校对，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及可靠性.依据村落空间布局，在喇家村、吾屯村、小庄村挨户分别发放问卷100，120，90份，有效问卷分别为91，107，83份，有效率分别为91%，89.1%，92.2%.调查内容涵盖2部分：一是人口特征调查，二是增权指标的测量.考虑数据主客观性有所差异，对客观数据进行直接赋值，主观数据通过李克特(Liket)5点量表进行量化，用SPSS11.0软件对调查问卷测项进行统计，对异常数据进行适当矫正和删除，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样本均值替代法进行调整，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在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增权与提升、激发权能等概念近似，本研究认为“增权”是在内、外部力量干预下增强民族村落社区村民个人能力和权利认知，提升参与旅游权能的动态过程，因此以自增权—他增权作为民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的评价维度，通过专家评议法对民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的影响因素进行多轮筛选并划分出经济收益、政治参与、社会交往、心理认知、社区自治、政府服务、企业发展、非政府组织介入等增权因素，同时兼顾指标因子选取的典型性、系统性、动态性、可获得性原则，最终确立包含27个增权因子的指标体系.

在获取较为可靠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通过EXCEL工具测算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值(表 1).

增权状态评估结果由因子得分决定.鉴于不同阶段社区旅游增权的因子得分可能存在差异，同时得分的相对高低比绝对高低更具意义，因此选择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因子得分，为区分共性及特性因子提供依据的同时实现对因子的重要性判断.因子得分可以衡量某一指标在实际中对旅游增权状态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选择最劣值为参考序列，因此位于得分区间越高的因子，其增权因子状态越差，增权问题越凸显.

1) 建立差异区间：Δ=|x₀-x_k| (其中x₀为比较序列，代表指标中的最小值).

2) 因子的无量纲化处理：$ {x'_{ij}} = \frac{{{x_{ij}}}}{{\bar x}} $.

3) 灰色关联度测算：$ {\zeta _k} = \frac{{\Delta \left( {\min } \right) + \Delta \left( {\max } \right)}}{{\Delta \left( k \right) + \rho \Delta \left( {\max } \right)}} $，其中ρ表示分辨系数，一般取值为0.5.

4) 因子得分：$ {P_j} = \sum\limits_j^n {{w_j}{\zeta _k}} $，其中w_j是各指标的权重.

5) 区间划分：依据P(max)-ρ(min)，[p_(min)，p_(min)+1/3Δ]的大小，将因子区间划分为[p_(min)+1/3Δ，p_(min)+2/3Δ]，[p_(min)+2/3Δ，p_(min)]，补充区间、改进区间、平衡区间，各区间因子特征及调整原则见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明(表 3)，3个村落样本特征存在共性及特性.性别方面均表现为男性占比较大，年龄19~59岁均占到80%以上.由于小庄村外地经营户比重较大，因此外地受访者为63.6%，本村受访者为36.4%，喇家村和吾屯村受访者均为本村人.学历方面表现为喇家村、小庄村初高中占比较大，吾屯村以小学为主；收入来源方面表现为喇家村以打工为主，种地、家庭旅馆等方式为辅，吾屯村以唐卡制作与售卖为主，种地为辅，小庄村则以经营农家乐、家庭旅馆为主，打工为辅.吾屯村大部分男性村民工作基本与父辈一致，均以唐卡制作为主，而女性则保持传统风俗，以照顾家庭和种地为主，喇家村和小庄村绝大部分男性村民改变父辈以种地为主的生计方式，转而以旅游、打工等非农生计方式为主，女性则给与辅助经营.旅游经营户数量依据不同阶段表现为从喇家村、吾屯村到小庄村的递增趋势.

3个土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评估结果见表 4.

从表 4可见，3个民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整体得分分别为0.795 8(喇家村)、0.645 3(吾屯村)、0.697 7(小庄村)，表明民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与所有因子构成的体系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增权状态存在差异.总得分表现为吾屯村落最低，说明增权状态较佳，从小庄村、喇家村落增权状态依次递减.自增权状态为从喇家村(0.6131)、小庄村(0.5293)到吾屯村(0.4778)村落的递增趋势，结合因素层得分发现，政治参与权能较低是3个村落的共性，而其他影响因素则不同程度存在差异.经济获益、社会交往权能依据不同阶段从喇家村、吾屯村到小庄村村落的递增趋势，心理认知、社区自治表现为从小庄村、喇家村到吾屯村递增.他增权差异并不明显，表现为政府服务对他增权影响最大，企业发展、非政府组织介入则影响程度相当.

整体评估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比较分析了处于不同阶段的土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状态，继而通过因子得分的区间划分和比较分析发现，不同阶段的土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因子状态存在共性及特性(表 5).

1) 共性比较分析

D14，D62因子位于[0.047 5-0.069 0)区间，表明社区旅游经济收益分配不公、旅游公共政策制定水平低是影响土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的动态共性关键因子.主要表现为多数村民由于缺乏经济、社会资本而处于弱势地位，旅游经济收益大部分流向少数社区精英，而政府作为社区参与旅游的外部推动力，对旅游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及实施表现为区域旅游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且缺乏多样性、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且缺乏人性化、体验化.

D21，D22，D23，D24，D43，D54，D61，D71，D82因子位于[0.025 9-0.047 4)区间，表明政策知晓度、旅游发展民意采纳等9个因子是制约旅游增权的动态共性重要因子.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村民普遍被外部力量忽视或排斥，旅游政策信息不透明，规划未将村落主体纳入其中，为村民提供的参与旅游教育与培训的频率较低且内容缺乏针对性，这些使村民的政策知晓权、政治话语权、意见表决权、决策管理权被搁置，尽管少数社区精英通过职业层次的垂直流动来改变其社会地位，在社区享有话语权和决策权，但是旅游相关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匮乏，组织协调村民有序参与旅游的能力欠缺.作为增权的外部推动力量，地方政府过度重视政绩中的旅游经济指标，难以摆正自身服务与引导角色，通过旅游发展激发村民内在潜能的举措明显不足，同时企业过渡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在提供村民就业方面并未发挥效力.非政府组织尽管具有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对村民进行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等多重作用，但却因为官方化、缺乏规范化、投资规模小、资本整合能力差、缺乏创新等因素而举步维艰.

D31，D32，D63，D72，D81因子位于[0.004 4-0.025 8)区间，表明民族文化认同程度、参与旅游自信心等5个因子对增权状态影响良好，属于共性一般因子.就村民而言，参与旅游自信心处于居中状态，表现为村民一方面存有对旅游经济发展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旅游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讲参与旅游自信心并未受挫.在较为稳定的地域空间环境下，村民对村落所承载的空间生活记忆总有留恋，这种潜移默化的“乡愁”情结使民族文化认同感早已内化于心，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程度较好.就外部力量而言，政府在社区服务保障方面积极实行精准扶贫的“结对帮扶”政策，社区保障覆盖率达到90%左右，同时企业对景区生态环境也给与投入，目前尚未出现对景区生态环境有破坏的迹象.而土族文化保护的民间组织的不断涌现，为村民提供培训与教育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到一定作用，也为社区旅游发展注入活力.

2) 特性比较分析

结合3个村落增权因子得分及村落实际情况发现，自增权层面的经济获益、心理认知、社会交往、社区自治因素下的部分因子状态存在差异.

位于经济获益权能维度下的旅游经营户占比(D13)、人均年收入(D12)、家庭收入满意度(D15)均呈现出从喇家村到吾屯村，再到小庄村的递增趋势(表 4)，而家庭旅游就业比例(D11)则表现为从吾屯村到喇家村再到小庄村的递增趋势.出现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近年喇家村改变以往农耕的生计方式，打工成为维持生活的主要途径，人均年收入约为6 542元，处于3个村落的最低水平，村民对家庭收入普遍不满.同时，作为典型的政府扶持、主导的民族旅游村落，参与旅游的主要是中年夫妇，年轻人大都外出就业，目前村民对旅游发展提高收入水平有所质疑，参与旅游未形成规模，因此家庭旅游就业比例较低，旅游经营户占比仅为8.7%.吾屯村95%的家庭主要依靠19~44岁的男性以绘画唐卡维持生计，因此家庭旅游就业比例最低，但村民通过销售唐卡艺术品为其带来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人均年收入约8 600元，旅游经营户占比为29.8%，而小庄村则在多年较为成熟的旅游发展中，参与旅游的经营户不断增加，餐饮接待实力不断提升，有些农户同时还提供婚庆服务及出售土族盘绣等手工艺品，创收方式较为多元，人均年收入达到12 752元，家庭收入满意度较高，旅游经营户占比高达80%以上，2016年小庄村旅游收入达到835万元，占全村收入的76.6%.

位于心理认知因素下的社区归属感(D33)表现为从小庄村到喇家村再到吾屯村的递增趋势.小庄村村民多元化的生计方式使其家庭收入得到较大改善，但外地人随意介入、本村人随意退出的无规范化、无约束性的经营秩序，使村民关系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物是人非的村落形态难以留住村民的一抹乡愁，因此社区归属感较差；喇家村村民迫于家庭经济压力，生活缺乏稳定感，但考虑到对村落老人及小孩的照顾，大部分被访者依然希望留在村落，通过旅游实现兼顾经济收入与照顾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因此社区归属感状态一般；吾屯村村民之间被非正式的村规民约及宗教信仰共同约束，村落主人翁意识和凝聚力较强，因此社区归属感良好.

位于社会交往权能因素下的区位优势度(D41)呈现出从喇家村到吾屯村再到小庄村的递增趋势，而业缘性交往比例(D42)、代际流动率(D44)则呈现出从吾屯村到喇家村再到小庄村的递增趋势.喇家村游客可进入性较差，所在地域旅游资源难以整合，景区及景点之间的联合和带动作用难以得到发挥，因此旅游区位优势度较差；吾屯村在政府投资下交通得到改善，可进入性得到提升，旅游资源的异质性及禀赋性使其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但资源组合较为单一，因此区位条件一般；小庄村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条件下，经济、社会、人才等方面优势明显，游客可进入性较高，区位优势度较佳.在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业缘性交往比率、代际流动率并未呈现出与区位优势度相对应的发展趋势；吾屯村落至今依然保持着唐卡子承父业的传统，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画方式及基于地缘、血缘性交往的生活习惯使其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活空间，业缘性交往比率、代际流动率水平低，而喇家村村民尽管民风民俗保存良好，但迫于维持家庭生计，外出打工取代了在家务农，村民的业缘交往空间得到扩展的同时代际流动水平有所上升，小庄村则在多元化的生计方式下代际流动比率、业缘性交往比率较高.

位于社区自治权能因素下的村落环境保护程度(D52)呈现由喇家村到吾屯村再到小庄村的递增趋势.民族文化保护(D51)、制度完善程度(D53)均表现为由小庄村到喇家村再到吾屯村的递增趋势.小庄村在村委会及相关政府部门的督促与引导下，村民环保意识不仅内化于心且深化于行，村落整体环境整齐有条；吾屯村村民虽然环保意识较强，村落环境也得到改善，但环保设施的匮乏使其环境保护规模与力度不足；喇家村村民环保自觉意识较差，且缺乏环保基本设施，村落环境依然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就民族文化保护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来讲，吾屯村在宗教的内化行为约束及村规民约的群体自我管理规范下凝聚力较强，村民自发集资2 000多万修建唐卡创作中心，促进村民更广泛地参与旅游并推动了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而喇家村、小庄村落正因为参与行为缺乏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秩序规范，因此在旅游发展中出现了喇家村民族文化保护动力不足、小庄村民族文化保护盲目性的泛化参与.

1) 3个土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状态并非理想且有所差异，主要表现为处于发展阶段的吾屯村社区旅游增权状态良好，瓶颈阶段的小庄村次之，参与起步阶段的喇家村旅游增权状态较差.对比自增权因素层发现，喇家村、吾屯村2村主要受经济收益、社会交往、政治参与权能因素影响，小庄村除了在政治参与、社会交往存在问题之外，社区自治也是其关键影响因素.而他增权的增权状态差异并不明显，表现为政府服务对他增权影响最大，企业发展、非政府组织介入对他增权推力不足，且影响程度相当.

2) 结合指标因子得分发现，3个土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状态影响因子存在共性与特性，且呈动态演化特征.影响3个土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状态的关键共性因子是自增权社区层面的旅游经济分配公平性(D14)和他增权政府层面的旅游公共政策制定水平(D62)，而造成3个土族村落存在阶段性差异的关键特性因子是代际流动比率(D44)、社区归属感程度(D33)、民族文化保护程度(D51)，且这3个关键因子依据社区参与旅游阶段差异均表现出从吾屯村到喇家村再到小庄村村落的递增趋势，而其他因子也表现出一定的动态演化特征.

民族村落社区作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要从自增权、他增权2个方面增强权能.一方面社区内部要建立和完善参与旅游的行为准则，从民族认同、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承、道德伦理等方面规范社区参与旅游秩序，在利益分配、资源共享、社区互助等方面体现公平，激发社区内部参与旅游的主动性；同时政府作为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外动力，要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避免政府职能和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现象，优化旅游发展宏观环境及旅游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引导并鼓励企业和非正式组织介入社区，参与旅游权能提升的过程，促进政府自身角色定位日趋科学与合理；社区与政府要建立密切联系，共同实现民族村落社区旅游的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