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古代就有“太学”“国子监”“书院”等不同形式的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但显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晚清以降，西方列强的坚甲利炮击碎了“天朝大国”闭关锁国的大梦。大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开始，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在各个层面循序渐进地学习西方。19世纪末，北洋公学(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等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大学的产生。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引进西方现代学科门类，改革大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民国初期，蔡元培“仿德国大学制”进行大学改革，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现代大学理念^[3]，中国现代大学体制得以真正建立。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场域，大学在社会动荡和文化转型中呈现出诸多芜杂症候和气象。一方面，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社会动荡，大学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譬如经费短缺、管理混乱、积弊丛生、学潮频发等；另一方面，大学也在割据分裂的局面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长空间，譬如大学管理机构的成立、大学学制的颁布、大学数量的增加、大学师生队伍的扩大等。这一切无疑都是大学叙事的现实基础和想象前提。

重温五四文学，不难发现，现代作家最初几乎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大学里面接受现代思想的影响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因而，处于身边的大学校园的生活人事和情感心理，也最先最容易成为他们想象和书写的对象。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作家在描写大学人物、叙述大学经验时，寒门学子的生活艰辛和精神痛苦得到了突出表现。郁达夫的《微雪的早晨》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和经历，反映了寒门学子在大学校园中艰窘的生存状态。“一般新进学校的同学，都是趾高气扬的青年”，而家境贫寒的“我”则“见了一般同学，又只是心虚胆怯，恐怕我的穷状和浅学被他们看出，所以到学校后的一个礼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学攀谈一句话”^[4]25。放年假的时候，同学们大多回家过年去了，“只有贫而无归的我和其他的二三个南方人，脸上只是一天一天的在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学们一个一个的兴高采烈地整理行箧，心里每在洒丧家的含泪”^[4]17。废名的《讲究的信封》描写了大学生仲凝在承受经济压迫和维护人格尊严之间的尴尬境遇和矛盾心理。在北京上大学的仲凝家境窘迫，为了省钱，决定寒假不回家过年，经受着丧子之痛的妻子来信对此也表示支持，因为“往返盘费至少要用三十元，家里无论如何节省，总填不起这个数目”^[5]16。而为了供养他读书，全家人省吃俭用，年迈的父亲甚至来信让他去请求有声望的乡贤李先生写信举荐到县衙做事。仲凝即使对求人举荐一事感到“耻辱”和“痛苦”，但迫于无奈也仍然只有放弃尊严去请求“行踪不定”的李先生帮助。在《少年阮仁的失踪》中，阮仁当初“苦央”着父亲变卖产业，千方百计地上了大学，却不料后来因担心“将来家里的产业因了我的学费而卖完了”，“爹娘受饿”，最终选择了逃离学校^[5]41。柔石的《旧时代之死》同样是“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6]，寒门学子朱胜瑀虽然在寡母的艰苦支持下勉强读到大学二年级，但仍然难逃辍学失业的厄运，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诚然，寒门学子的生存艰窘并非五四大学校园里的特有现象，21世纪初何建明、方方、梁晓声等人的大学叙事中仍然描写了贫困大学生的生存窘迫和精神压力。然而，五四时期寒门学子的生存艰窘自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因素，既肇因于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也不乏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原因。科举时代尚有宗族例规、学庄义举和书院接济等方式来扶持读不起书的寒门子弟；而现代学堂时期非但没有上述援助，而且还增加了学费、操衣、旅费等各种开销，这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的中下层家庭只好望而却步。正如夏丏尊当时所说：“到了中学，贫困者就无资格入门，因为做中学生的不是富家儿，即是中产者的子弟。至于入大学，费用更巨，年须三四百元以上，故做大学生的大概是富家儿，即使偶有中产者的子弟蛰居其间，不是少数的工读生，即是少数的叫父母流泪典制了田地不惜为求学而破家的好学的别致朋友罢了。”^[7]

五四前后乃至整个民国时期，大学生所面临的现实艰窘并非只有校园内部的生活难题，还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层面上知识分子普遍所面临的就业难题。由于长时期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社会职业岗位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毕业生就业需求。据统计，仅1917年至1923年，全国高校的招生总数从3 511人增加到13 098人^[8]。五四前后，许多知识青年像当年的沈从文一样离开家乡，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出路，而现实艰难却让他们始料不及，仅北京一地而言，“目下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9]157。郁达夫当时曾如此描述大学生就业的艰难情形：“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想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吗？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个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10]

五四时期大学生就业如此艰难，捧着各类文凭和介绍信四处奔波的大学生们如无父兄余荫、亲故引援，就要靠母校收容，家境富裕或凭偶然之技能可以有机会补他人之缺，否则基本只能得到最坏的结果——失业^[11]。叶圣陶在《感同身受》中就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学生就业的艰难情形。在小说中，春假刚过，毕业生们就三天两头跑到老师家里，请求老师“栽培栽培”，“不要错过有一线希望的机会”。迫于无奈，老许和他的同事们只好把毕业学生“平均分配”，36个毕业生，11位老师，每人负责推荐3个。尽管老许竭尽所能，利用各种关系，到书局、学校等地四处“推销”，却始终没有收获。作者最后借老许之口感慨道：“这样的大学教育真糟糕！给一个大学生读到毕业，公家总得花上几千块钱，他自己家里拿出来的也不在少数，结果连三十块钱的事情也找不到：还说不上失业，简直是无业！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12]26面临就业难题的不止是那些国内大学的毕业生们，对于那些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来说，同样也是“感同身受”。郁达夫的《茑萝行》中，留学回国的“我”，“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的眼前，缚在我周围的运命的铁锁圈就一天一天的扎紧来了”^[13]。由于找不到工作，“我”在黄浦江边流浪，甚至几次到江边想自杀。郭沫若的《阳春别》中，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工科毕业生王凯云，“找事找不到手，也没有人可以攀缘”，穷困潦倒，典当书籍、衣裳，晚上到车站过夜，最后不得已把毕业文凭拿到虹口日本人的当铺里“当了四张五圆的老头票”，买船票再回日本^[14]。冰心的《去国》中，留学归国的英士拿着父亲的推荐信到北京某部求职，总长却当面大倒苦水：“现在部里人浮于事，我手里的名条还有几百，实在是难以安插。外人不知道这些苦处，还说我不照顾戚友，真是太难了。”壮志难酬的英士最终只好再次“去国”^[15]53。

尽管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并不看重物质财富，而是注重精神追求，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但是“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16]，知识分子只有“在不受经济压力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17]。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8]五四前后，教育经费积欠日多，教授们常常用罢课停职等方式与政府抗争。从1919年到1926年，全国范围内的教师罢课索薪运动持续不断，1921年更是酿成了规模空前的“六三事件”，北京国立八校职员全体辞职，会同600余名京师学生，到总理府和总统府请愿，甚至于绝食抗争^[19]。但即便如此，大学教师的欠薪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危机仍未能够得到解决，必然导致他们对职业认同感的下降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正如沈从文当时所言：“‘五四’已过，低潮随来。官僚取了个最官僚的政策，对他们不闻不问，使教书的同陷于绝境。然而社会转机也即在此。教授过的日子虽极困难，唯对现实的否定，差不多却有了个一致性。”^[20]叶圣陶的《席间》借一群大学教授宴席间的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学里普遍存在的欠薪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反应。子衡因不满学校欠薪，准备调到另一所大学。同事们为此在宴席上表示庆祝，因为对方学校给他约定“至少开学后一个月内可以拿到六折的薪水”。然而，根据倒U先生搜集的“各大学发薪统计表”，实际上那边大学的欠薪问题也很严重，现在只发了“五月份的五分之二”。对此，子衡决定“拿六折的薪水，教六折的功课”，“采用现成书本，不编半个字的讲义，还有早退十分钟”。宴席间教授们的中心话题始终不离欠薪与索薪，对于大学发不出薪水、维持不了教员生活，既有要求“关门”的牢骚，更有实行“逃跑主义”的现象，而唯一认真教书的小陆在严峻的“唯物史观”面前，理想主义“被打得粉碎”，最后也敷衍塞责起来^[21]。在小说中，虽然作者对这些夸夸其谈、不负责任的教授们颇多嘲讽，但其间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确实令人深思。郭沫若在《阳春别》中也通过一位比利时籍绘画教授A.H.的经历，反映了当时大学教师普遍存在的欠薪问题和不满情绪。A.H.教授在P大教了16年绘画，8年前每月的薪水很丰富，生活宽裕，“1917年以后，薪水便渐渐拖欠起来，到最近两三年来简直是分文不发了”。由于爱妻病逝，薪酬积欠，悲愤交加的A.H.决定辞去教职，变卖家产，离开中国^[14]。废名在《李教授》中，以速写的方式，借编辑部职员、理发铺师傅、学生和乡邻等不同对象对李方正教授的态度，反映了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鄙薄。尤其是在老家，当李方正的一位本家问他干什么差事时，他迟疑了一会，慢慢吐出四个字：“大学教授。”本家很不以为然地告诉他：“你该弄一个知事做一做，当教员干什么呢？”受此打击的李方正后来再也不敢回乡了^[5]46。五四前后，由于欠薪问题导致大学教师普遍产生不同程度的生存焦虑和抵触情绪，而大学教授此前所拥有的职业优越感和社会认同感也为厌教弃学心理所取代。

大学向来被誉为“象牙塔”^[22]。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大学既是学习知识、追求真理、创造思想的精神殿堂，也是激扬青春、交流情感、建立友谊的生活世界。五四时期，新旧转型中的大学想象既有无法回避的现实艰窘，也不乏激情飞扬的浪漫诗意。在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空气里，情投意合的友谊、青春萌动的爱情和各种撒播青春激情的学生活动，“象牙塔”内向来不乏浪漫的诗意。

庐隐、冯沅君、苏雪林、丁玲等五四女作家率先描写了中国最初一批女大学生们的校园生活和同学情谊。在《海滨故人》中，露莎和同窗好友们的假日生活与同学情谊令人向往：五个情投意合的花季女郎，在诗情画意的假日海滨，朝夕相处，共赏落日，畅谈人生，相约未来。正如主人公露莎所说：“青年男女好象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芬芳的气息，足以满足自己，迷恋别人。”^[23]106在《象牙戒指》中，张沁珠与伍念秋、曹子卿之间的爱情纠葛让人动容，尤其是张沁珠与伍念秋谈诗论酒的一段爱情描写更有着令人陶醉的“古典情调”：他们从新诗谈到旧诗，从情趣思想谈到遣词造句，“那时房里的光线渐渐暗下来”，“一阵穿过纱窗的晚风，挟了玫瑰的清香”，“充满艺术风味的酒”，“在一点一滴中，都似乎泛溢着梦幻的美丽”，醉酒微醺的沁珠“只觉一股热潮由心头冲到脸上来，两颊好像火般烧了起来，四肢觉得软弱无力，便斜靠在藤椅上”，“他替我剥了一个桔子，站在我的身旁，一瓣瓣的往我口里送，唉！他的眼里充满着异样的光波，他低声地叫我‘沁珠’，他说：‘你觉得怎样？’我说：‘有些醉了，但是不要紧。’”^[24]庐隐的朋友刘大杰说，“庐隐的作品里，是男学生，女学生，同性爱，多角爱，是爱情的追逐”，“庐隐是女高师国文系出身的，她的作品，很浓厚的呈显着中国旧诗词旧小说的情调”^[25]，的确是知人之论。如果说庐隐笔下的同学情谊和爱情描写带有浓浓的书卷气息和古典情调，那么冯沅君《旅行》里的爱情场景则更多地敞现出古典与现代之间羞涩犹疑的动人情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阔气的，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的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他们要求的世界是要黄金铺地玉作梁的。我们所要求的世界是要清明的月儿与灿烂的星斗作盖，而莲馨花满地的……一切，一切，世间的一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的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26]16与庐隐、冯沅君同为北京女高师同学的苏雪林，更是描写了中法学院中国留学生们纯真的同学情谊和浪漫的校园生活。主人公醒秋“在海外大学里除了旧朋友宁陆两小姐外，又认识一班新的男女同学，内中伍小姐同她成了挚交。课余之暇，三三两两在校园里散步，在夕阳芳树之下谈谈闲天，有时大家传读一本新买的书，有时几个人讨论着翻译一首法文诗，这样悠闲自在的光阴，比在中国真舒服十倍”^[27]56。相较于庐隐、冯沅君和苏雪林，丁玲所表现的现代知识女性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既独立自主又悱恻缠绵的内心幽微，同样美丽动人。莎菲最初如此迷恋凌吉士的丰仪：“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我为要强迫地拒绝引诱，不敢把眼光抬平去一望那可爱慕的火炉的一角。两只不知羞惭的破烂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灯光处。我气我自己：怎么会那样拘束，不会调皮的应对？”^[28]78然而，当莎菲明白了那使她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的是一个只追求金钱、女人和职位的卑劣灵魂时，莎菲陷入了既诅咒自己又难以摆脱的烦恼中，在她看来，“也许爱才具有如此的魔力，要不，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变幻得如此不可测！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28]82。

五四时期大学校园的浪漫诗意不仅表现在女作家笔下，同样也呈现在男作家文中。在《玄武湖之秋》中，倪贻德以优美哀婉的笔调描写了E与三位妙龄女郎既思慕相亲又不为世俗所容的美丽与忧愁，其中三秋佳节泛舟湖上的一段描写格外动人：“慢慢的撑到湖心中，我们吩咐船家不要再撑，还是让它自己去浮荡着的好。那里将近正午，太阳光正中的射下来，使人觉得好像在和蔼的冬日之下。芦荻都寂静无声，远山也懒洋洋的在睡着，只一声声的午鸡，从远村中悠悠地传过来，破了四周的寂寞。啊，这和平的秋光！在静寂的湖面！我愿意一辈子的在此地安安乐乐的过去。”^[29]在《是爱情还是痛苦》中，罗家伦关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流露出相亲思慕的美丽和被世俗阻隔的忧伤。程叔平在演说会上偶遇吴素瑛时便一见钟情，她“眼波盈盈，于妩媚中现出一种庄严流丽的态度”，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在同学韩紫诚家再次被她富有见地的新思想打动。然而他们情投意合的爱情却被程叔平父亲所阻隔，最后素瑛一个人怅惘地赴美留学，程叔平只好在“强不爱以为爱”的包办婚姻中感伤^[30]。在《文学者》里，废名笔下学园公寓里的男生们，“有自命将来做一个文学家者，有自命为数学家者，种类繁多，等而下之，则是自认没有多大的奢望，只想当一个律师”^[5]153。他们躺在床上，无所顾忌地抽烟，唱歌，写诗，谈小说，聊女生，这些大学生们原生态的宿舍生活虽有些粗鄙不堪，但却朝气蓬勃、真实生动地呈现了恰同学年少时的纯真友谊和理想情怀。即便是越过一个世纪的风烟，在今天的大学生宿舍里，这些场景仍然历久弥新。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学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和生活世界，其本身具有聚合和重塑的功能。原本是生活在别处的人们，在同一时间聚集到同一个空间后，很快会根据各自不同的兴趣爱好重新选择可供归属的群体，从中获取新的情感力量和精神支撑，以填补由离开家庭亲情造成的情感空缺，校园情谊便是在这个浪漫的季节产生并逐渐发展到终身难忘的。当然，在个性解放的年代，由于各种不同的缘由，校园内的同窗情谊也有“荒腔走板”的时候，五四大学叙事里也不乏关于同性书写的“越轨”笔致。庐隐的《丽石的日记》中，丽石“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因而，与沅清“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并打算将来一起共同生活^[23]81。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中，云罗与影曼在排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过程中产生感情，形影不离，相爱的程度“比任什么男子都要深，都要长久”，并希望“能够在一块过一辈子”^[31]75。丁玲的《暑假中》，承淑与嘉瑛、春芝与德珍、玉子与娟娟等女校教师为抗拒世俗而立志独身，在暑假中相互依偎，同睡一床，恣肆接吻，因爱生嫉，发展成同性恋情^[32]92。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女校学生郑秀岳与冯世芬由同窗友谊发展成同性恋情，上课、吃饭、自修、散步、睡眠“一刻儿都舍不得分开”，“不问是在课堂上或在床上，不问有人看见没有看见”，她们都要“互相看看，互相捏捏手，或互相摸摸”^[33]。

同性书写(主要是女同性恋书写，也有个别描写男男相恋的，如郁达夫的《茫茫夜》中的于质夫与吴迟生)成为五四大学叙事中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这与当时的社会气候和校园环境有着密切关联。从外部社会大气候来讲，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时代语境中，五四大学叙事中的同性恋爱不是作为伦理道德的负面来处理的，而是常常被纳入到对抗传统世俗的主题中来表现的，因而，无论是文本外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还是作品中小说人物的情感态度，都没有表示反对或不安，甚至流露出不同程度的赞美和同情。在《丽石的日记》中，丽石是在对学校的单调生活和世俗的道德假面厌烦失望后，才与沅清“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的。在《说有这么一回事》中，影曼与云罗相恋的场景不仅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且获得了周围人们的赞赏：“她们的感情好象同校园的桃李茶薇等树的叶子比长”，“全学校的人说起她俩来都不用她们的本名，好象罗米欧与朱丽叶两名字本来是她的”，“她俩差不多每晚都去校园散步谈心，同学们远远望见，都含笑让道”^[31]76。从大学内部情况来看，五四时期，女子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和一些教会大学。据资料记载，到1922年，全国31所大学共有女生665名，其中236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34]，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等均为女高师首届同窗，冰心、凌叔华分别为协和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都是教会大学)学生。在五四大学叙事中，女大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爱便是在“女校”这样一个疏离男性的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里萌发的，大多强调的是精神依偎，并由此遮蔽了肉体关系。这种柏拉图式的同性爱情虽然表现出五四时代特有的浪漫诗意，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可避免地只能以风流云散或生离死别的悲剧告终，庐隐笔下的丽石与沅清、凌叔华笔下的云罗和影曼、丁玲笔下的承淑与嘉瑛、郁达夫笔下的郑秀岳与冯世芬等等，莫不如此，“它从一个层面表现了女性刚刚踏上解放之途时的特殊心态，同时也是对她们精神痛苦的理解中批判了从现实处境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压抑女性的不合理社会”^[35]。

大学形象是人们关于大学的感觉、印象和认知，是大学整体状况的综合反映^[36]。它既是被建构的客体，又是自我建构的主体。通常而言，大学形象主要由校园风物、师生形象、典章制度和精神面貌等“聚合”而成^[37]。在五四时期，虽然作家们并没有自觉建构大学形象的叙事意识，但作品中的大学形象还是通过作为活动背景的校园风物、作为叙事对象的师生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面貌呈现出来。

在《海滨故人》《曼丽》《丽石的日记》等作品中，庐隐在叙述女大学生们聚散离合的情感经历时，也浮光掠影地描写了图书馆、讲堂、操场、宿舍和栉沐室等校园场景。在小说中，露莎每天只在图书馆一张长方桌前，拿着一支笔痴痴地出神；宗莹每天除上课之外，便坐在讲堂里和同学们谈笑风生；莲裳则喜欢跑到操场里，跳上秋千架随风上下翻舞。显然，叙述者无意在这些校园日常生活空间过多停留，这些都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点到为止。在冯沅君的《隔绝》《旅行》《隔绝之后》等作品中，则更是难觅校园风物，人物活动的场所甚至已移至家庭、车厢和旅馆等校园外部空间，只不过人物的大学生身份标志着大学叙事的文本属性。在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等作品中，美术学校的教室、京都大学的公寓和S大学的课堂等，也都是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出现在作品中。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冰心、废名、郁达夫等作家的大学叙事作品中，作家同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对校园风光和学习生活都缺乏兴趣和耐心，而只是关注人物的情感经历和内心感受。

大学师生是大学信息最广泛、最直接的传播者，是建构大学形象的生命主体。一所大学的社会地位和形象，主要取决于大学师生的形象。大学形象的树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生的共同参与和认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8]。然而，在五四时期，大学叙事中的教师形象是不尽如人意的，他们大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在作品中。在《高老夫子》中，鲁迅以嘲讽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爱慕虚荣、不学无术、庸俗混世的女校教员形象。以“新学问，新艺术”自我标榜的高尔础实际上不学无术，整日“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叶圣陶主要以描写中小学教员为主，在其为数不多的大学叙事作品中，大学教员也多是庸俗自私、不学无术之辈。在《席间》中，子衡等一群夸夸其谈的教授们所关心的无非是薪酬、女人、麻将一类的事情，完全没有为人师表的师道尊严。在《英文教授》中，悲观失望的董无垢，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一样“蜷伏在大学的一个角落里”^[12]323，不问世事，皈依佛教，烧香参禅。丁玲在《梦珂》中也对一位外号叫“鼻子”的美术教员极尽丑化之能事：“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于是自自然然就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眼睛呢，是一个钝角三角形，紧紧的挤在那浮肿的眼皮里；走起路来，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毛；还有咳嗽，永远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来的。”^[32]29这位“鼻子”教员不仅外表丑陋，而且内心龌龊，利用绘画的时候欺侮女模特，诬告伸张正义的梦珂。在《韦护》中，作者借小说人物毓芳和珊珊之口，公然表示对S大教师鱼龙混杂、没有真才实学和缺少责任心的不满：“你们去打听一下吧，什么人都在那里做起教授来了，问他们自己可配？社会学，他们懂吗？他们一古脑儿看了几本书？文学，除了翻译一点小说，写几句长短新诗，发点名士潦倒牢骚，可有一点思想在哪里”，“这位教授讲一点翻译的小说下课了，那位教授来讲一点流行的白话诗，第三位教授又来命他们去翻一点不易懂的易经和尚书。到底这有什么用”^[39]。与鲁迅、叶圣陶、丁玲等稍有不同，郁达夫在《茫茫夜》《秋柳》《茑萝行》等自叙传式的大学叙事小说中，对那些多愁善感、漂泊不定的大学教师并没有讽刺和贬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同情和悲悯。但是，显而易见，这些借酒消愁、寄情声色甚至心理变态的于质夫们，即便有各种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也并非值得肯定的大学“师者”。

通览五四时期的大学叙事小说，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何传道、授业、解惑的正面“师者”形象竟然缺席于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大学校园呢？这显然与现实中意气风发的五四大学形象有着很大反差。究其缘由，首先，恐怕与大学叙事的时间间距不无关联。五四大学叙事大多创作于五四之后，曾经在“广场”上振臂高呼的启蒙者“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40]，风云激荡的时代潮流已经退却，满眼多是感伤流被的苦闷青年。其次，应该与这一时期的大学现实状况有关。五四前后，北洋政府教育管理体制十分混乱。1912年到1927年的15年间，仅教育总长便更换了30人次之多，有时2月或数月甚至数天便位移人换。教育行政首脑更换频繁，教育管理机构基本瘫痪，相关制度难以实施，再加上教育经费短缺、教师薪酬积欠和各类学潮，这一时期教育的混乱状况可以想见，这必然对大学教师队伍造成重大影响。正如蔡元培在给吴稚晖的信中所说：“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41]第三，与一般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有关。一方面，从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来看，他们往往比别的阶层更具有自私虚伪和敏感脆弱的特点，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期表现得格外突出，正如张闻天在1920年代初所指出：“知识阶级，世界最无力之阶级也，乃能说而不能行者也，能行而行之无力者也。”^[42]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具有“明道救世”的精英意识，比较富有使命感和正义感，具有批判和抗议精神。第四，与五四作家的创作心态相关。五四作家大多是怀着“启蒙”心态进行创作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3]，这样的创作初衷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大学的阴暗面，而教师便首当其冲。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五四大学叙事中的教师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也就“情有可原”了。

与大学教师负面形象不同的是，五四大学叙事中的大学生形象因叙事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庐隐、冯沅君、冰心、丁玲、苏雪林等以学生的身份和视角描写自身经历和身边人物，他们笔下的大学生多是勤学、善思、有理想、敢担当的一代知识青年形象。在《海滨故人》中，露莎“每天除上课外，便是到图书馆看书，看到有心得，她或者作短文，和梓青讨论，或者写信去探梓青的见解，在这个时期里，她的思想最有进步，并且她又开始研究哲学，把从前懵懵懂懂的态度都改了”^[23]106。在《旅行》中，男女主人公即便是在热恋的旅行途中也不忘功课和读书。在旅馆里，只要“他”出去了，“我”就好好地读书。“我”总是不喜欢“他”出去，“无论是买东西，或瞧朋友”，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怕受独处的寂寞”，另一方面是“怕他跑得心野了，抛荒他的功课”^[26]18。在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中，阅读和思考让曾经“性情很活泼”的彬变得“偏于忧郁静寂”起来，在他看来，“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生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15]136在苏雪林的《棘心》中，中法学院的留学生们，无不勤奋好学，乐观向上，“许多人将速成的观念抛去，预备留欧为长时期的研究，有展期为十二年，十五年的，甚至还有打算终身留学的”^[27]57。醒秋由绘画到文学，再到电影和宗教，从历史积淀深厚的里昂到风景如画的丹乡，再到文化时尚之都巴黎，全面深入地学习和了解法国文化。而秦风则在失恋之后更有了超越个人情爱的报国之志，决定“致力于艺术的研究，使艺术的曙光，照彻中国，唤醒中国民族麻痹的灵魂，温暖民族灰冷的心”^[27]58。

毋庸讳言，五四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是与那些传播民主、科学、自由、解放思想的现代读物分不开的。在新旧转型时期，知识青年的精神读本不再是宣扬三纲五常的“四书五经”，而是蕴涵着自由民主思想的现代读物。在《梦珂》中，女主人公的自主意识是与《茶花女》一类精神读物分不开的，当她在卡尔登看《茶花女》时，“梦珂聚精会神地把眼光紧盯在幕上，一边体会从前看的那本小说，一边就真把那化身的女伶认作茶花女，并且去分担那悲痛，像自己也是陷在同一命运中似的”^[32]31。在《是爱情还是痛苦》中，程叔平和吴素瑛的思想情感共鸣来自于梅特林克的剧本《青鸟》《内幕》、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等。在《文学者》中，学园公寓里大学生们的“文学梦”“科学梦”“律师梦”，无疑来源于他们的精神读本高尔基小说和雪莱诗歌。五四时期各类现代读物对青年大学生们的人生指导正如沈从文当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于是按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辞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须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么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9]157

综上所述，大学不仅创造和传承学术文化，而且凝聚和彰显时代精神。大学叙事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并反思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品格。大学叙事小说不仅是创作主体对大学人物、事件的怀旧与想象，也是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反思与重构，指向大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44]。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等诸多方面都处于新旧转型时期，大学及其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风向标和时代精神气候的晴雨表。新旧转型中的大学叙事生动描写了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大学的生存状态，集中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精神轨迹。本文在重返五四历史语境的基础上，以大学叙事小说为对象，深入探究20世纪初新旧转型时期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貌，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领域，对于当下大学精神文化建构也有所助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重要叙事类型，大学叙事小说贯穿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大学更成了社会关注的中心和文学叙事的热点，但是关于大学叙事的研究成果仍不令人满意，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小说的深入探讨和整体研究更是缺乏。因而，在20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视野下，全面深入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小说，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轨迹，反思中国大学历史演变和制度文化，分析大学叙事的艺术经验与不足，无疑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