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它虽然是想象的，但有时却比现实更典型和真实，它不仅仅只是反映历史，更重要的是预示未来，伟大的小说都是寓言。瘟疫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灾害之一，曾多次发生，所以有很多写瘟疫或与瘟疫有关的小说，比如薄伽丘《十日谈》、曼佐尼《约婚夫妇》、丹尼尔·笛福《大疫年纪事》、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让·吉奥诺《屋顶上的轻骑兵》、阿尔贝·加缪《鼠疫》、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迟子建《白雪乌鸦》、毕淑敏《花冠病毒》等。在这些小说中，《鼠疫》可谓写得最集中、最全面、最深刻，也最有寓言性和最有批判性。今天重读这部小说，仍然让人冷汗淋漓。

1980年代初，我开始读《鼠疫》^①，也许是受了教科书以及一些介绍文章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那时人生阅历太浅，我是把这部小说当作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来阅读的。外国文学史上讲它是存在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但我那时觉得它更像是荒诞派小说或者象征主义小说，也是把它当作存在主义和象征主义小说来读的，从中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人的生存、人道主义、个人的隐私、人的权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没有错。事实上，20世纪很多专家就是这么看的，比如有学者说：“《鼠疫》的构思，酝酿于1940年。那时，希特勒的铁蹄践踏着欧洲，也蹂躏着巴黎，使千百万人惨遭杀戮。加缪便想把法西斯的横行比作鼠疫的为害，再现那个恐怖时代。”“它表面上是在写鼠疫，实质上是在写战争。但它不象其他战争小说，或正面描写，直抒胸臆；或选取侧面、间接反映，而是从整体上，用‘疫祸’象征‘战祸’，用‘鼠疫恐怖’表现‘战争恐怖’，用人们在瘟疫中的表现和感受反映人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感受，把鼠疫猖獗的奥兰城写成法西斯匪徒蹂躏下的巴黎的缩影，从而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深入思考、厌恶心理和对法西斯罪行的强烈谴责。”^[2]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小说中的“鼠疫”是法西斯德国的象征。再比如有学者说：“《鼠疫》与《局外人》一样，是又一部象征性小说。”“作者不仅在这里用鼠疫象征了法西斯横行时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自己人生哲学观点出发，寓意了那种本质而普遍的人类命运的感受：整个人类处境的荒谬性。所以，这部作品的意义是三重的：表层的，字面意义上的；象征的，时代意义上的；寓意的，绝对意义上的。在这几重意义中，第三重显然是根本的，是作者刻意表达的。”^[3]但作者认为这部小说主要还是表面的意义和象征的意义。

① 加缪的《鼠疫》中译本很多，本文主要采用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丁剑译本，此书系“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之一。本文在写作中还同时参考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顾方济、徐志仁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杨风帆译本，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海忠恒译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刘方译本，漓江出版社2017版李玉民译本。

柳鸣九先生是法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加缪研究的专家，他也认为：“《鼠疫》是一部象征小说”，“在一个层面上它是以严格真实的细节描绘构制出一个鼠疫流行、即将毁灭全城的象征故事；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个象征故事则明确而具体地影射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的严酷历史现实”^[4]。他认为封闭的、恐怖的、毁灭性的奥兰城就是法西斯阴影下的欧洲。这样阅读当然没有错，似乎加缪本人也是这个意思，比如小说的开头用达尼埃尔·笛福的话作为题词：“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5]这似乎是用鼠疫的“封城”生活暗示法西斯的统治，似乎暗示小说中所写鼠疫的生活是不存在的。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加缪小说研究出现了转向。该时期的研究，已经从一味聚焦加缪作品的哲学思想中解脱出来，研究者从精神分析、意象解读、隐喻解读等不同角度入手”进行文本细读^[6]，比如有文章评论“加缪的风格”认为，“《局外人》和《鼠疫》等经典的笔风已经被摆入文学的神殿供奉，是为大众所接受的美学之一种”^[7]。在加缪研究中，多数研究成果聚焦于加缪小说中的“荒诞”问题，也有文章提出“生命”问题^[8]。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成果仍然从《鼠疫》中去挖掘象征和隐喻意义，立足于作家和作品的荒诞镜像，表现的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如荒诞感、孤独感、虚无感、无能为力感、负罪感等各种情感特征”^[9]。

老实说，大约30年前，我是高度认同这种观点的，那时我虽然知道鼠疫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恐怖的瘟疫，也知道欧洲和中国都曾经发生过，但总觉得那是史书上才有的，离现实非常遥远，承认它是现实，但那是一种近于神话的现实，是一种“荒诞”的现实。所以我当时认为，鼠疫不过是加缪设置的一种极端的背景或情境，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写这种“荒诞”的不存在的故事，而把人放置于极端的情境中来写，把人置于极端情境中从而彰显其理性与非理性、平凡与伟大、物质与精神、悲观与乐观等品格，目的是写人的苦闷、孤独、焦虑、无奈等，当然更写疼痛、死亡等。当时觉得他不是书写作为自然灾难的鼠疫，而是书写社会病症的“鼠疫”，这才是他真正的用心，所以那时觉得第24节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通过塔鲁的经历和讲述，揭示不公平的法律、人心冷漠、司法乱杀无辜等，这才是更大的鼠疫，小说中塔鲁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对鼠疫免疫的。我们必须不断地约束自己，以免一时不慎呼气到别人脸上，感染了别人。”^[10]174作家似乎就是以此来点题。

今天我并不否认过去这种读法，今天这样读仍然没有任何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读法的，现代主义的、先锋性的、实验性的小说也可以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来阅读^[11]，所以法国文学批评家加洛蒂才有“无边的现实主义”^[12]的说法。反过来，现实主义小说也可以当作现代主义小说来读，那时对于《鼠疫》就是这样读的，感觉很好，受益颇多，对于我理解各种现代主义文学诸如象征主义文学、“荒诞派”文学以及存在主义文学等，都是有所裨益的。

但是，最近重读《鼠疫》，我感觉它其实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至少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实主义小说来读。现在我明白，鼠疫就是鼠疫，它什么也不象征，但象征却又无处不在，这恰恰是“现实”的力量。《鼠疫》就是一部写“鼠疫”现实的小说，它不仅细节真实，整个故事也非常真实，真实得60年之后的现实瘟疫就像是在“抄作业”。

某个哲人说过，但凡重大灾难，总能够从民族劣根性中找到深层次的根源。《鼠疫》正是从民众的原因开始写起，奥兰城人对于工作、爱情和死亡，“以同样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是每个人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嗜好。我们的市民们努力工作，但唯一的目标是发财，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商业上，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10]3。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经济不是社会的唯一因素，它只有和其他因素比如文化、政治、教育、伦理、科学等和谐发展时才是积极的因素。奥兰城人唯一的目标就是发财，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做生意”，这实际上是一种“金钱社会”，它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社会，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扭曲的自然与人的关系，似乎是摆脱了贫穷走上了文明，但它有时恰恰是一种极端化的野蛮。加缪把鼠疫的发生放在这样一种变态的金钱社会背景之下，其实是有深意的。“狂热而漫不经心”二者似乎有些矛盾，但这对瘟疫来说恰恰是两种“正能量”：“狂热”让人面对瘟疫时手足无措、恐慌，缺乏冷静；“漫不经心”则是瘟疫大规模爆发的温床，比如，当老鼠大量非正常死亡时，人们缺乏基本的防范，“总之，这些老鼠改变不了什么”^[10]10。灾难随时都会降临，但每个人都不相信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人人都明白瘟疫有在世上复发的途径；然而我们很难相信灾祸会凭空落在自己头上”^[10]27。“他们不相信瘟疫。瘟疫是一种和人类无关的东西；因此我们告诉自己瘟疫不过是想象中的妖怪，一场醒来就会消失的噩梦。……这种心态使他们认为瘟疫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继续做生意，继续安排旅行，继续自行其是。”^[10]27“他们绝对想象不到，我们的小镇会被选中成为大批老鼠在光天化日下死亡，或守门人身患怪病不治而死的场所。”^[10]17小说虽然没有写奥兰城人在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上犯错误，但“鼠疫”的确是由老鼠引起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命题。

人类最初本来也是动物，和其他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但随着人类的身体进化，随着人类的智力化和社会化，自然包括动物在内，便逐渐成为人类的对象，既是征服的对象也是依赖的对象，但人类常常忘记了“依赖”而仅仅强调“征服”。当这种征服达到一定限度时，大自然就会以它崩溃和毁灭的方式报复人类，一次又一次，但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悲剧一再发生。自然有它自己的环环相扣的依赖关系，就像链条一样，一旦某一环出了问题，整个链条就会断裂，所以人类不能人为地破坏或改变它。动物不仅仅只是人类的朋友和“宠物”，他们的命运也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动物，人人有责，绝不只是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的责任。我们可以想象，当老鼠成灾的时候，一定是老鼠的上游控制链出了问题。瘟疫过后当然也要“追责”，但我觉得更要反思的是，人类和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自然-社会伦理？鼠疫是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报复，其实大自然报复我们的途径很多，也许没有瘟疫这么猛烈，但却可能是更大的灾难。

不仅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有时现实和小说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当鼠疫开始流行，每个医院都有死人的时候，“鼠疫”在奥兰城却是一个词语禁忌，甚至连“老鼠”也是忌讳。正直的权威医生里厄心急如焚，“他又给另外几个同行打了电话。询问的结果是最近几天有20多个同样类型的病例。几乎全部都是致死的。接着他又打给里夏尔，后者是当地医疗协会的主席，里厄建议把新出现的病例收入隔离病房”^[10]22，但得到的结果却是：“‘抱歉，’里夏尔说。‘可是我无能为力。这样的命令只能由省里发布。’”^[10]22虽然里厄继续坚持，“然而里夏尔一再说‘这样的措施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外’。他能做的是把这件事上报到省里”^[10]22。医疗协会的主席既是专业上的权威，也是行政领导。在小说中，卡斯特尔也是一个权威，“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10]26，这是一个说话口无遮拦、自由不羁因而不受政府重用的医生，但他是一个真正的流行病学科学家，他警告说“几乎20年前巴黎就发生过”，“希望这次最终不会比那时候更糟”^[10]26，可惜他这种话没有人愿意听。代表政府的新闻媒体也是滞后的，某种意义上是隐瞒了疫情，是瘟疫爆发的“帮凶”。小说以一种极其讽刺的笔法描述报纸和官员：“对于老鼠的新闻，不惜版面的本地报纸现在一言不发。因为老鼠死在街上；人死在自己家里。报纸只关心大街上的事。与此同时，政府和行政官员正在碰头商议。……就没人会考虑采取行动。”^[10]25-26当然，每当大灾大难之时，我们也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具有洞见的人。

里厄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有洞见的人，他凭职业直觉知道：“少数病例……是不足以造成大规模传染的；只需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即可。”^[10]28“疫情的蔓延仍然是能够被阻止的。只要看透该看透的东西，驱散无关的干扰。采取必要的措施。”^[10]29-30但事实上鼠疫还是爆发了，其中的原因，我们看一看小说描写的政府主持的开会场景就可以知道。“第二天，凭借一种很多人认为不明智的固执劲儿。里厄说服省里在省政府办公室召开卫生委员会。”^[10]34主席里夏尔首先作定调发言，他说：“各种奇奇怪怪的谣言也到处都是，省长对我说，‘迅速采取行动，但是不要引起注意’。他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误报。”^[10]34非常明显，里夏尔是在按照政府的旨意说话。所以对于是否采取行动，他说“等待已经进行多日的一系列分析的统计结果是明智的做法”，“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尚未证实”^[10]35。里夏尔最后的总结是：“要采取措施的话，就有必要正式承认瘟疫已经爆发。但目前尚未绝对确定，因此不赞成采取任何草率的行动。”^[10]36这同样不能说完全是他的本意。

再看官员的态度，当有人终于说出“鼠疫”这两个字时，“省长吓了一跳，赶忙朝门口看了一眼，以确保门口没人无意中听到这句惊人的话”^[10]35。加缪以极尽讽刺的笔法写出了政府官员恐慌于鼠疫终于变成事实的丑态。在里夏尔以专业权威的主席身份总结发言之后，省长反过来把责任推卸给专家：“但是我需要你们专家的论断，来确定这种传染病是鼠疫。”^[10]36最后，会议虽然迫于里厄医生和卡斯特尔所陈述的客观事实的压力，勉强作出了行动的决议，但事实上，政府是敷衍的、不作为的，仅仅只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会议后第一天，热病又出现了另一个小小的进展，它甚至上了报纸，但是很不显眼；只是简单地提及。不过接下来的一天，里厄注意到了城里张贴出来的小小的官方告示，尽管都贴在一些吸引不了多少注意的地方。在那些告示里很难发现当局有任何正视事实的迹象。告示上的举措称不上严厉，而且给人以为了不惊动公众做出很多让步的感觉。”^[10]37这更像是一种“安民告示”，也其实是为医疗协会和政府之间埋下了甩锅的伏笔。小说写到鼠疫结束为止，假如小说继续往前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甩锅比赛。省政府为什么在这么大的事情上谨小慎微，不愿意面对事实，根本原因还是侥幸心理，还是担心社会恐慌和不稳，自欺欺人地希望事态不要扩大，当然也担心鼠疫影响了奥兰城人“做生意”，担心影响经济。

读到这里，我感觉加缪真是神机妙算，笔触太过于尖酸刻薄甚至不厚道。读者可以想象，这种态度和措施，鼠疫当然是向最坏的方向发展。里厄医生心里明白，“当局目前采取的措施无疑是不可能扑灭疫情的”，“尽管如此，那天晚上的官方通报的口气仍然乐观”^[10]44。里厄给里夏尔打电话，要求他采取积极措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要设置一道对付这种病的真正屏障”，但里夏尔的回答是“办不到。他没有权限”^[10]44。里厄运用他的权威直接给省长打电话，迫于事实，“省长通过里夏尔请里厄起草一份备忘录，发给殖民地中央政府请求下命令。……在汇报40人死亡的那一天，省长负起责任，宣布了严格的新规定。强制要求上报发热病例并严格对病人执行隔离；病人的住处要关闭并进行消毒；居住在同一所房屋的人要进行隔离检疫”^[10]45，直到这个时候，省长才负起责任来。省长不是直接让里厄医生起草给中央的报告，而是“通过里夏尔请里厄起草”，这种严格的组织“程序”真是非常有意思。加缪似乎是不经意这样写的，但却是那么形象和意味深长，初读时觉得很幽默，但今天重读时却怎么也幽默不起来。也许是在等中央指令吧，“到了傍晚，人们照例拥挤在大街上，或者在电影院前排成长队”^[10]46。也许还有晚会和宴会，其结果当然是猛烈的瘟疫大爆发，当死亡人数上升到一天30例的时候，奥兰城“宣布鼠疫爆发，封闭城市”^[10]46。奥兰城人是无辜的，里夏尔医生本人也未能幸免，最后感染了鼠疫而死亡，痛心在于他们都是为奥兰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愚蠢所犯的错误而付出的代价。

套用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句式，可以说，不封城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封城的生活是基本相同的。“一旦城市的大门关闭，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所有人，包括讲述者本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而且每个人都得设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包括恐惧。”^[10]47城里的人自然是不能出去，城外的人最初也不能进来，但“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当局同意了。但是他们指出，回城的人不许再出城；一旦回到城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必须留下来”^[10]49。“鼠疫正在给各处关卡派去岗哨，使开往奥兰的轮船调头。自从施行封城政策以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进过城。”^[10]54“只有生活必需品可以通过陆路或空运入奥兰。……道路上的车辆逐渐稀疏下来，直到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私人车辆；奢侈品商店第二天就停止了营业。”^[10]35“要求对病房和病人乘坐过的车辆进行强制性消毒。最后省长本人还建议所有曾经和病人接触过的人向卫生检查员咨询并严格遵循他的指示。”^[10]38读者能够想象，肯定有人想逃亡，但奥兰城的行政机关还是高效的，官员的执行能力也是很强的。“实际上封城已经在官方通告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开始，而且很自然，个人困难是不予考虑的。……那些有类似‘特殊时刻’、‘通融’、‘优先’之类的词都已经失去了意义。”^[10]48小说写到一个叫朗贝尔的新闻记者，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说他来奥兰纯属意外，他和这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理由留在这里”^[10]59，他利用记者的职业优势，到处找人，找政府、找医生，甚至找“蛇头”，但都没有成功，最终反而加入了“抗疫”大军，因为，“很不幸，从现在开始，你和其他每个人一样都属于这里”^[10]61。

小说浓墨重彩地写了奥兰城“封城”之后的生活特别是市民精神的变化，不仅仅只是恐惧，而更多的是无助与艰难、呻吟与呼喊、饥饿与痛苦、麻木与愚昧，有很多非常时期才有的现象。“城里出现了深重的沮丧气氛。在郊区，平坦的街道和一排排房屋之间往常生气勃勃的景象不复再见；在这些地区生活的普通人，过去常常在他们的门阶前度过一天里最有闲暇的时光。但现在每家每户都关着门，甚至连软百叶窗也都放下来，一个人都看不见。”^[10]79“地方官员开会讨论了在疫病疯狂流传的情况下，市民们受到刺激变得无法控制后应该采取的措施。报纸上出现了新的规定，重申了禁止出城的禁令，还警告说，破坏禁令的人将面临长期监禁。新的巡逻体系建立起来了……一支新近选派出来消灭猫和狗的特别小队在行动。”^[10]79瘟疫期间犯罪也变少了，“正相反，现在刑事案件变得越来越少。实际上，我现在审讯的几乎全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子。我们的普通法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尊重过”^[10]103-104。经济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旅游业自然毁掉了，很多生产停止了，大量人员失业，为了生存，危险的工作也不乏求职者，“贫穷显示出了比恐惧更大的力量”^[10]125。为了防止传染，人与人之间都保持适当的距离，人们在一起的动作都变形了，小说夸张地写道：“一说话，薄纱口罩就鼓起来，嘴周围变得潮乎乎的。这给他们的谈话增添了一种不真实感，好像木头人在说话一样。”^[10]144“奇怪的是乘客们都设法背对着身边的人，为此把身体扭曲成怪异的姿势——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免传染。在每个车站，每个下车的男男女女都匆忙和别人拉开安全距离。”^[10]84传染病也是进化的，鼠疫并不是最强的传染病，如果是更烈性的传染病，我相信加缪会有另外的描写，或许他会写出车站里、公共交通上空无一人的萧条景象。

在这个世界上，事实是最强大的力量，不仅能够改变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人的精神和思想，苦难可以教会人的一切。新闻记者朗贝尔是一个自私的人，但当他真正认识到“这场鼠疫是大家的事，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10]112时，当“个体的命运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鼠疫和全体市民共有的感情构成的群体命运”^[10]119时，他也改变了；塔鲁是一个有宗教负罪感的人，正是在鼠疫中得到救赎；科塔尔是一个“良心上有很大负担的人”^[10]40，在小说的开头因抑郁悲观而差点自杀，但在抗疫中他找到了存在感，“变得友善多了”，一改过去封闭自己的性格，非常活跃，“他正试着让自己被各种各样的人接纳，做每个人的朋友”^[10]38，“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店铺里，他总是努力和人交朋友。他对杂货店主和和气气；对一位烟草商的唠叨也表现出了无人能及的耐心”^[10]38-39，他投入到抗疫洪流中，在工作中实现了“人格成长”^[10]31。还有一些家庭伦理问题似乎也在抗疫中迎刃而解了，“曾经以把自己描述为花花公子为荣的男人变成了道德楷模。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平日对他们不加关心的子女满心悔恨地发现了父母脸上平时没有注意的一道道皱纹”^[10]49-50。这真有些像今天的“段子”，但却合情合理，隔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但对于家庭来说却增加了亲情。

小说更尖锐地表达了关于“英雄”的观念问题，这是一个富于争议的问题。胡园园认为，加缪的《鼠疫》“为人们展示了荒诞境遇下的集体反抗行为，并暗示了一种超越荒诞的最佳英雄主义。这种英雄观诞生于荒诞，表现为行动，诠释在当代。它区别于遥不可及的时代偶像，以‘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呈现出最质朴的英雄面貌：‘面对现实，热爱生活，积极行动’。”^[13]陆晓芳则认为，加缪的小说“戏剧性地拷问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本质问题”，主人公“对生存自由毫不妥协的选择”，“毫无英雄的姿态，接受为真理而死”^[14]。可见，学界对加缪“英雄”观念的认识并不统一。本文认为，加缪对“英雄”的观念表达得比较含糊，他说：“我们不会赞扬一个正在教二加二等于四的教师，尽管我们可能会赞扬他选择了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10]94“如果叙述者有必要在故事里树立一个‘英雄’的话，那么他必定向读者推荐这个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貌似荒谬的理想，无关紧要且不起眼的英雄。”^[10]98加缪在这里表达了一种淡化的“英雄”观。小说写道：“当局想在这一层级引入等级制度，为因公而死的狱警授勋，给他们颁发军事勋章。因为戒严状态下，这些狱警可以说是在服役。但这种做法无疾而终。”^[10]121也许在加缪看来，在瘟疫中狱警的死亡和囚犯的死亡没有本质的区别。与此相关的则是对“道义”的态度，加缪似乎是一个“实在主义”者，“除了空运和海运来的援助以外，人们在报纸或广播里对这座孤立的城市也不吝同情和赞美之词”^[10]98。当然，小说中也在“充满感情地呼喊”：“奥兰，我们和你同在。”^[10]98但对于务实的里厄医生来说，这“太遥远了”，“这些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总是让他感到不舒服。不用说，他明白这种同情是真心实意的。但这种套话只能表达人类群体之间的团结”^[10]98，这明显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表达。《鼠疫》中写了很多志愿者，他们在抗疫活动中被感染，大批死亡，这些人的出现，显然并不符合西方传统中“神性英雄”作为救世主的面目，但他们在现实中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确实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共同积累起了拯救之功。韩云波认为，与西方英雄本质上的“神性英雄”不同，在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瘟疫的艰难时刻，无数普通人，他们都是平凡的志愿者，“展现出的正是新时代的英雄壮举”，正是他们“不必计较最后结果中个人的地位得失，是以大局观顾及整体成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15]。无论是在《鼠疫》中的文学描写，还是今天现实中抗疫的志愿者，他们身上闪现的并不是“神性英雄”的救世主光辉，他们作为普通人而成为“英雄”，这在今天是我们认同的观点，是与时俱进对于“英雄”所赋予的新的认识。

对于宗教在瘟疫中的价值和意义，加缪也进行了存在主义的追问。帕纲卢神父“是一个最严格、最纯粹、对现代放纵行为和过去的蒙昧主义敬而远之的基督教教义的坚定拥护者”^[10]65，但在灾难面前，他无法反驳里厄医生的话：“如果他相信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他大可以不再治病救人，把病人交给上帝就是了。但世界上没人相信有这样的上帝；是的，恐怕帕纳卢也不认为自己信仰这样一个上帝。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10]90在现实面前，神父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他最终选择加入抗疫斗争，最后因感染鼠疫而死。虽然神父最后仍然是以保持了宗教尊严和仪式的方式勇敢地迎接死亡，拒绝医治，相信上帝，但他更像一位世俗层面的英雄。如何评价神父的行为与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存在主义主题。宗教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在任何时候都对人具有慰藉作用，在灾难之中尤其如此；但现实却比宗教更有力量，只有实在的行动才可能把更多的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瘟疫最大的恐怖当然是死亡，《鼠疫》不仅抽象地写死亡，也直面死亡，可以说是正面地把灾难的恐怖展示给人看。小说详细描写了奥顿的儿子染上鼠疫之后死亡的漫长痛苦过程，虽然作者的叙述非常克制，但仍然不忍卒读。“那孩子已经从昏迷中醒来，在床单下翻来覆去地抽搐。”^[10]147“表情扭曲，双眼紧闭，紧咬牙关，身体一动不动，但头却前后左右地在长枕上不住摆动。”^[10]148“身体突然变得僵直，又一次咬紧牙关，腰轻轻弓了一下，四肢慢慢地向外张开，小男孩祼身躺在军毯下面，散发出一股汗水和羊毛混合的刺鼻气味。”^[10]148“那个男孩像腹部被什么咬了一样蜷起身子，发出一声尖细的呻吟。他的身子抖个不停，好像他脆弱的身体正在瘟疫的暴风下飘摇。……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袭击他的时候，男孩再次猛地弓起身子，把毯子掀到一边，他蜷缩在床头，狂暴地左右摇晃着脑袋，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浮肿的眼睑里涌出来，流到他苍白的脸颊上。”^[10148男孩非常坚强，但仍然逃不过死神的手：“孩子的嘴还张着，但不再有声音，他蜷缩在皱巴巴的毯子里，脸上挂着泪痕，好像突然变得更小了。”^[10]150

但小说更多的是用间接的方式来表现死亡及其带来的恐怖。因为大量的死亡，丧葬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鼠疫时期，葬礼最显著的特点是快！一切都化繁为简，总的来说，所有精心布置的仪式都废止了。病人死亡时远离家人，守灵仪式也被禁止，因此死于夜间的人可以单独停尸一夜，白天死亡的人则尽可能快地入殓。当然，病殁者的家属会得到通知，但多数情况下家庭成员无法参与葬礼。”^[10]123“死者的家属会在走廊里看到一具已经合上的棺木。他们很快完成最重要的任务：由家长在一些文件上签字。”^[10]123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棺材开始变得短缺，寿衣用布和墓地空间都成了问题。必须想新办法。从效率上来，最简单的做法是合葬”^[10]124。“挖出了两个大坑，分别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墓穴。……后来因为形势所迫，甚至连这样的形式都取消了，男女尸随意地堆在一起，一点体面也顾不上了。……在每个墓坑的底部，一层厚厚的生石灰沸腾着，冒着白烟。救护车完成运输之后，人们把一具具赤裸的、微微扭曲的尸体用担架抬过来，滑进墓穴里，大致排整齐。然后，在这些尸体上盖一层生石灰，再覆一层土，为了容纳更多的死者，这层土不能太厚。”^[10]124“很多掘墓人，抬担架的，以及类似的人，开始是政府人员，后来是志愿者，都患鼠疫死掉了。”^[10]125小说告诉我们，瘟疫绝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残酷的现实，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鼠疫》是中外文学史上正面描写瘟疫的经典小说，不得不承认，加缪的虚构和想象力非凡，但却那么贴近现实和真实，这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明证。对于文学来说，真实客观地描写历史已属于不易，预言未来并精确描述它更是难上加难，而这正是文学的伟大之处。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有瘟疫就有关于瘟疫的记录，不同渠道来源的记录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官方的统计民间就无法完成，但个体感受则是官方无能为力的。不同的人其经历不一样，感受有个体差异，视角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很乐观，记录的多是阳光和温暖的故事，有的人则记录了悲剧中悲惨的故事。加缪的了不起之处还在于，他早就在《鼠疫》中预设了这个问题，小说中的塔鲁就是这样一个民间的、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记录者，他的内心有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负罪感：“在认识这座城市和这场瘟疫很久以前，我已经生活在瘟疫的痛苦里了。这一切意味着我和每个人都一样。只是有些人不感觉痛苦或者乐于生活在这种状态；有些人感觉痛苦并希望逃脱。我一直希望逃走。”^[10]69塔鲁所说的“痛苦”指的是他对法院、检察机关难以理解的痛苦。他父亲是检察官，生活体面而幸福，给人以亲切感，但塔鲁真正观看了他的工作情景后，他认为他父亲的“宣读判决”其实是“可耻的谋杀”，他认为这是比瘟疫更可怕的恐怖，他坠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感到羞愧，因为轮到我是杀人凶手了，即使是间接的，即使怀着世界上最好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注意到即使好人也不能避免杀人，或者指使别人杀人，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逻辑。……我会继续感到羞耻，因此我认为我们都生活在鼠疫里，我还失去了内心的安宁。”^[10]174这是哲学式的痛苦，也是宗教式的痛苦，并且不能解脱。塔鲁是一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知识分子，面对瘟疫，他表现出强大的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他积极投入到抗疫之中，观察所有的人和事，并详细记录。他是在鼠疫即将结束前也即“黎明”前去世的，特别令人惋惜，他的死具有“殉道”的意味。加缪以一种“元小说”的方式在小说中反复强调其中的很多内容都来自塔鲁的记录，这其实是强调小说的真实性特别是细节的真实性。“我们几乎会认为塔鲁有一种从望远镜错误的一端观察人和社会的习惯。在那段混乱的时期，他记录下了将会被正常的历史学家忽略的历史。自然，我们可指责他这种性格上的怪癖，指责他缺乏正常的感情。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日记记录的关于那一时期的大量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还是不失其重要性的。”^[10]17-18对于历史来说，判断很重要，但对于瘟疫本身来说，判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细节，是细致入微的生活。从反思的角度看，也许塔鲁的“封城日记”比历史书写更具有经久不衰的阅读魅力和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重读加缪《鼠疫》中的这段话，我感觉加缪不像是对历史的总结，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

鼠疫终于结束了，在人们的欢庆之中，加缪的叙述结束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并不是一个全面胜利的故事。它只能是一个记录，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抗争，以及在反抗恐惧及其无情进攻的没有尽头的战斗中，那些身为凡人但拒绝向瘟疫让步，不顾自身的困境，拼尽全力济世救人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10]212“鼠疫杆菌决不会完全死亡或者消失，它们能够在家具和衣物里休眠数十年。它们在浴室、地下室、行李箱、手帕和旧纸张里耐心地潜伏着，等候着冥冥中的指令或人类的不幸，到那时，鼠疫将再次唤醒它的鼠群，送它们去某座幸福的城市播撒死亡。”^[10]212其实这也应该是我这篇文章的结尾。

以前很多人都说读不懂《鼠疫》，但现在我相信读不懂的中国人恐怕很少了。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人类历史上，瘟疫一再发生，但也一再被人遗忘，伟大的《鼠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以文学的方式让我们记住它，重温它，并反思它，重建自然-社会伦理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鼠疫》中的死亡是恐怖的，小说的描写是深刻的，但当人类屠杀无辜的野生动物时，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它们的恐惧和疼痛呢?也许唯有死亡的恐惧才会警示人敬畏自然并尊重自然，在自然面前恐惧其实是人类最应该具有的品质，无畏和内心膨胀才是最可怕的。灾难之后，人类应该学会一点什么，健忘的民族是最没有希望的民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忏悔，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难道只是某些为富不仁的人在作恶吗? 《鼠疫》写到欢庆为止，瘟疫过后当然要欢庆，但欢庆之后呢?加缪把这一问题留给了读者。

人类在鼠年开年不吉，发生了比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鼠疫更恐怖的新型冠状病毒瘟疫，这场瘟疫最后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最终的结果何时到来，或者说会不会有最终的结果，对世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从头再来，灾难已经不可挽回地发生了，痛惜也好，愤怒也好，说再多也没有用。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还要好好活下去。但为了未来，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过错却是必须的，全世界都需要深刻地反思，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是必要的。《鼠疫》作为一种“超级寓言”小说，作为“神预言”小说，也许能够给我们的反思提供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提供一种“结构性”的观照。

以中国人的意志、毅力以及勤劳、勇敢、团结、友爱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再加上中国政府的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战胜瘟疫不是难事。我认为，已经发生了“灾难”，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瘟疫过后的反思和重建，最重要的是灾难再也不能以类似的方式重复发生。目前，中国疫情控制已基本稳定，而海外疫情尤其是美国及欧洲大陆疫情正在疯狂肆虐，当此之际，反思如何重建现代自然-社会伦理，如何避免悲剧以重复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再次发生，这才是更重要的。瘟疫不只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敌人。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如何在“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遇”之际，“人类对自身在自然和社会领域生存危机的忧思后主动谋求改变”^[16]以重塑人类秩序；从小的方面说，就是在文学伦理学的实践形态与路径中，起到“有助于当代文学创作纠偏，克服不良倾向，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17]的担当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