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30年代，中国政治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政府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实行“党化”教育，排除异己分子，政治纷争不断；与此同时，左翼思潮高涨，革命文学兴起，民族危机加剧，抗战救亡如火如荼。在这种充分政治化的社会情势下，愈演愈烈的政治喧嚣打破了向来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的宁静。原本以知识学术为岗位职志的大学知识分子不仅在校园内部，而且在社会外部，掀起了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正因如此，茅盾、阳翰笙、巴金、齐同、司马文森等革命进步作家从政治视域展开大学想象，叙写了革命救亡年代大学人物在校园内外的各种政治活动，形塑出极具政治色彩和革命图景的大学形象。

大学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为大学赋形的想象活动，作家以想象的方式通过语言符号对他所经验或体会到的大学进行形象化的塑造，原本纷繁复杂的校园人物事件、风物情感、精神脉络等，经过作家的取舍、编排、剪裁、调度，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综合印象，大学形象便在大学叙事中呈现并展开^[12]。茅盾、阳翰笙、巴金等的大学想象，主要叙写大学人物在校园内外的社团组织、集会演讲、游行示威等各种政治活动，对大学人物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品行(进步或反动)。茅盾的《路》描写以“秀才派”和“魔王团”为代表的进步学生组织，与以总务长荆为代表的反动学校当局之间的矛盾斗争，重点写了两次学生风潮。第一次风潮主要在校内展开，“秀才派”以“文”的方式即通过办壁报批评学校当局，“魔王团”以“武”的方式以揭发个人隐私为手段来打击以荆为代表的学校当局。第一次风潮因“魔王团”被收买、学生联盟分化而失败。第二次风潮规模更大，学生们不但罢课集会，提出明确口号，成立领导机构，组织纠察队，冲击教务室，还把风潮延伸到校外，争取其他学校学生的支持。虽然学生们的两次反抗运动都被反动当局镇压下去了，但正如小说主人公“火薪传”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革命之火将会传承不息，主人公火薪传最后决定告别家庭，走出学校，投身革命。阳翰笙《大学生日记》以具有革命经历和左翼倾向的大学生炳的视角，描写了二三十年代大学校园内的思想动向和政治生态。曾经从过军的炳“为了求真理”到某大学政治系读书，大学里的一切却令他十分失望。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学校当局推行“党化”教育，控制学生言论，打击进步力量；学生思想大多萎靡不振，对现实悲观失望；政客化的教授主张“社会改良”，反对“激进革命”，校园内的进步力量受到排挤和打击，逐步失去生存空间。学生进步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壁报《前进》由于批评社会时政和学校现状，被学校当局斥为“不法行为”，遭到禁止。思想进步、广受学生欢迎的潘先生由于反对讲堂主义，提倡教授思想自由、学生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而受排挤，遭到解聘。政治系学生的罢课斗争最终被镇压，学生的合理要求被驳回。巴金小说创作向来只是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受到研究者重视，较少在大学叙事场域引起关注，而事实上巴金小说尤其是前期作品大多与大学密切相关，描写了进步学生在校园内外的革命行动和成长历程。《灭亡》中的杜大心，因受时代风潮影响，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团体，毅然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全副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家》中的校园叙事，描写了“外专”学生觉慧及同学们创办《黎明周报》、散发宣传手册、上街游行请愿等各种政治性活动。《死去的太阳》集中描写T大和东南大学的学生吴养清、程庆芬、高慧民等组织学生和群众集会演讲、罢课罢工、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雨》《雷》《电》等作品也描写了大学人物在校园外面的集会演讲、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雨》中的吴仁民认为：“大学校，实验室，书斋只会阻碍革命的精神。读书愈多的人，他的革命精神愈淡泊。”^[13]革命思潮高涨的红色1930年代，在表现青年知识分子从校园到街头的革命行动上，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巴金比一般左翼革命作家更充满激情。

司马文森、齐同1940年代的大学叙事小说《尚仲衣教授》和《新生代》，也主要从政治革命视域关注抗战救亡时期大学人物的爱国行为和牺牲精神。《尚仲衣教授》虽然涉及尚仲衣留学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他先后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但大学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而存在，并没有得到作者充分关注，小说主要描写了尚仲衣教授在抗战救亡过程中声援爱国进步学生、克服小我成见、忘我投入抗战文化工作等，突出表现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牺牲精神。《新生代》虽然比前者更多地表现了大学校园生活，但依然主要侧重于校园政治斗争，将视野从大学校园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层面，以“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反映了以主人公陈学海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反帝抗日的爱国热情和他们的思想转变，而“对学生日常状态中的生活细节用心不多”，且笔墨“颇为粗疏”^[14]。

值得注意的是，三四十年代作家们在大学叙事中关于学潮运动的书写与此前已有了显著不同。1920年代，庐隐、郁达夫、丁玲、老舍等人对学潮运动大多采取置身事外的消极态度，描写的是学潮运动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三四十年代采取的基本上是积极态度(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如巴金《知识阶级》、沈从文《大小软》等)，表现青年学生在校园内外反抗专制侵略的斗争。这种前后不一的叙事态度，主要是不同时代语境及其对创作主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的投射。1920年代(或曰五四时期)以追求个性解放为时代主题，整个社会都笼罩在重个体而轻集体的启蒙文化氛围中。从稍远距离来看，以“反帝”为导火线的五四运动更大程度上是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文化启蒙运动，或者说“爱国反帝”并没有真正成为五四时代主题。正因如此，1920年代作家们叙写集体性的学潮运动，更关注的是对个体自由和正常秩序的破坏性影响，这在庐隐《海滨故人》、丁玲《梦珂》、郁达夫《茫茫夜》和老舍《赵子曰》等大学叙事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进入三四十年代，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一是不同政治力量介入大学校园，带来不同的思想理念、组织形式和行动方略，深刻影响了原本只是崇尚知识学问的大学知识精英(当然也影响了同为知识精英的作家)。二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启蒙主题让位于以民族主义为本位的救亡主题，强调集体力量的学潮运动经过先进政党的组织引导，在抗日救亡时代更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三四十年代大学叙事中的学潮运动以积极进步的姿态赋予了大学形象以鲜明的政治化色彩。

三四十年代，在以革命救亡为时代主题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仍然有一批自由主义作家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坚持自由主义的人性立场，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提倡以“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为核心的文学，主张“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15]。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在大学叙事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从人性视域进行大学书写，呈现大学形象。人性视域中的大学想象，在题材内容上更加倾向于表现大学人物的情感生活和内心世界，尤其注重以嘲讽的笔调揭示大学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和扭曲心理。与政治视域中的大学想象相同的是，大学校园的本体性生活和大学风物在人性视域大学想象中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仍然只是作为人物的活动场域和生活背景而存在。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在人性视域大学想象中，作为生活空间的大学与人物的人性书写具有更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后者比前者更有大学的生活气息和精神联系。本时期从人性视域进行大学叙事的作家主要有沈从文、王西彦、张爱玲、老舍、郁达夫等人。

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创作了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大学叙事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始终保持与政治和商业的距离。来自湘西、只有高小学历的沈从文常以“乡下人”身份进入大学想象，以自然淳朴的人性标准烛照出大学人物的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道德与智慧》描写了湖北大学一群教授们庸俗的生活方式和空虚的精神状态。民族危难之际，这些用口舌叫卖知识、传播文化的“上等阶级人物”，在空虚无聊中不忘寻找生活的“乐趣”。课余时间，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充满智慧”地议论薪水、国事、女人和谣言。小说中，作者不但以底层士兵的雄强生命力和报国情怀为对照，讽刺上层知识者的孱弱猥琐和自私庸俗，而且还直接借乡土妇人的视角描写城市知识者的自私和虚伪。《八骏图》通过对青岛大学八位教授扭曲性心理的描写，揭示了知识分子的“阉寺性”问题。暑期到青岛大学讲学的八位教授，表面上是术业有专攻、道貌岸然的学问家，实际上却都是人性欲望被压抑和扭曲的疾患者。他们有的私藏艳诗、美女半裸画、保肾补药；有的难抑情欲、意淫所遇女子，甚至由生活物品联想到女人胴体；有的信奉畸形变态的恋爱观。小说结尾，那位自以为能够替别人诊断精神疾患的小说家达士先生自己也身陷性幻想难以自拔。在《有学问的人》中，物理学教授天福先生趁妻子不在家，对妻子的同学周小姐产生了私通的冲动和念想，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二人在压抑与冲动之间的对话、行动和心理：“天福先生想，乘此一抱什么问题都解决”，女人“冒险心比天福先生来得还比较大，只要天福先生一有动作，就准备接受”。虽然他们难抑内心膨胀的欲望，但又要顾忌知识者的身份，这场知识者的欲望冲突最后在天福夫人到来后“偃旗息鼓收兵回营”了^[16]。沈从文关于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文学想象常常在城乡对立和人性冲突中进行，总是以底层乡土自然淳朴的人性为对照，嘲讽上层城市知识者的庸俗虚伪。在他看来，上层城市知识者的人性扭曲是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造成的。注重知识、忽视人事的近代教育制度和社会组织，导致知识阶级的生存“很像一个生物，只有目前，没有理想；只有生活，没有生命”^[17]。

曾与沈从文相从甚密的王西彦，同样有着从乡土到都市的经历和体验，也同样在大学叙事中常常用“乡下人”的眼光，从人性视角描写城市“文明病”及其对知识者造成的人性异化，《寻梦者》中的人物甚至认为：山野间最坏的坏人，比起都市里最好的好人，仍然是好人。在《病人》中，郝立明曾留学欧洲，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文章，受人尊崇。然而，他后来渐渐发现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虚浮道路，开始厌恶都市洋场社会的浮华虚无，把上海看成是“文明病”的染缸，是一个最容易使人堕落的地方。于是，郝立明放弃城市和大学，接受一个乡下中学的聘请，希望自然淳朴的乡土能够疗治自己的精神疾患。然而，淳朴的乡土也无法医治城市知识者的精神疾病，郝立明最终就像一个“失败的约伯”一样，又仓皇逃回了城市。《乡下朋友》同样是在城乡对立冲突中表现知识者无法救治的精神疾病，主人公庄道耕是一个颇负声望的学者，长期的都市生活使他精神疲惫，患上了失眠症和胃酸过多症。在对都市生活产生厌倦后，庄道耕应约到大学同学刘乐能的乡下家中去休养。刚到农村时，他为田园乡土的美好而赞叹不已，把农民视为具有人类一切美德的最可尊敬的劳动者。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觉得田园乡土辛劳、危险，对农民和同学刘乐能的生活隔膜起来，最后因为悬想着都市生活的热闹多趣，不禁归心似箭，仓促结束了原本至少住上三个月的乡土休养计划。在《古屋》《清醒的醉汉》《假希腊人》等作品中，曾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的孙尚宪、领导过抗战宣传队的卓竟成、有过英雄热血的贾自我等人，在历经生活磨难和人世纷争之后，尽管退守乡土，却仍然无法解救精神的困境和颓败的人生。王西彦对大学人物的人性书写，与沈从文一样主要是在城乡对立冲突架构中进行，但不同的是，他在讽刺批判的同时，更进一步探寻知识者乡土救赎的现实可能。

1940年代，因战乱从香港大学辍学回到上海的张爱玲创作了不少关于大学人物的叙事作品，主要在战乱语境中从人性视域展开，由于大多涵括在更广泛的都市和人性主题范围内，作者本人又没有明确的大学叙事意识，这些作品的大学叙事向来被忽略。实际上，《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年轻的时候》《心经》《封锁》《殷宝滟送花楼会》《色戒》等作品，所讲述的都市日常生活传奇和所呈现的乱世人性“千疮百孔”，都发生在大学人物身上，都与大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沉香屑·第二炉香》通过华南大学教授兼舍监罗杰的婚事及其在校园内引起的波澜，揭示了人性的阴暗与生命的残破。愫细新婚之夜的仓皇逃离引发了一系列校园事件，原本对爱情怀着无限憧憬的罗杰最终在流言和失意中自杀。罗杰的婚变悲剧固然与东西方文化观念冲突不无关联，但作者更在意的是阴暗人性所导致的生命残破。小说中，原本因愫细性蒙昧导致的婚变事件，却被心怀叵测的众人扭曲为罗杰的色情丑闻。曾经乐观自信的罗杰在突然而至的人生变故中难以承受生命之重，最终在同事的流言中伤、学生的轻慢嘲弄和校长的失信辞退中走向人生终点。大学教授罗杰与美丽可人的愫细本应幸福浪漫的婚姻爱情，还没来得及展开便很快走向了令人唏嘘的悲凉结局。《茉莉香片》描写了一个至今仍不容忽视的大学校园症候——大学生心理疾患问题。自闭孤僻的华南大学学生聂传庆暗恋活泼开朗的校花言丹朱。然而，言丹朱接近聂传庆，只是因为他没有朋友，守得住秘密，而且把他当作一个女孩子看待。表面懦弱顺从的聂传庆内心常常充满幻想和怨恨。他幻想母亲冯碧落与教授言子夜曾是情人，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他应该比起现在的丹朱更优秀。最后，聂传庆对言丹朱由暗恋、怨恨演变为施虐报复。《心经》描写了一段更为畸形的不伦之恋，大学女生许小寒竟然爱上了自己的父亲许峰仪。为了摆脱不伦畸恋，许峰仪跟长得像许小寒的同学段绫卿同居，伤心绝望的许小寒决定报复，但幸得母亲阻止，用长期缺失的母爱挽救了小寒，最终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封锁》描写了申光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与华茂银行会计师吕宗桢在封锁时期电车中的一段短暂的“爱情”邂逅。《年轻的时候》描写了医科大学生潘汝良与俄国姑娘沁西亚之间一段似是而非的情感交往。《殷宝滟送花楼会》描写了大学教授罗潜之与学生殷宝滟之间一段还未展开的婚外情。由此不难发现，张爱玲在作品中主要是借用大学人物以演绎人性主题。

三四十年代，从人性视域叙写校园生活的作品值得提到的还有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和老舍的《大悲寺外》。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郁达夫延续了1920年代抒情感伤的风格，描写乱离时代女大学生郑秀岳由柔弱性情所导致的情感变迁和人生悲剧。大学读书期间，郑秀岳与同学冯世芬惺惺相惜，同性相恋。冯世芬离开后，郑秀岳在“女金刚”李文卿的追求和胁迫下屈服顺从。毕业后，郑秀岳又先后对李得中、张康和吴一粟等男性产生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依赖，最终被日本士兵轮奸毙命。小说虽也偶涉时代风云和社会变局，譬如后半部分关于北伐战争、抗日救亡背景下郑秀岳的生活变故和冯世芬的罢工斗争等，但主体部分是郑秀岳与冯世芬、李文卿的校园生活和情感交往。老舍《大悲寺外》以散文化抒情笔调，从人道主义人性视角表现高校舍监黄先生感人的博爱、宽恕和牺牲精神。小说中并没有动人的故事和完整的情节，作者只是运用了一些场景、细节的描写和渲染烘托的方法，展现黄先生为人的温和纯厚和对工作的尽职尽责。黄先生没有什么学问，也决不是聪明人，但是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一旦学生们有了什么“小困难”，黄先生总是第一个来安慰，正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使得多数同学敬爱他。最后，黄先生在罢课风潮中被学生误伤去世，“凶手”丁庚则深陷愧疚而无力自拔。

虽然人性视域中的大学想象主要关注的是大学人物的精神人格、情感心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政治视域中的大学想象不同的是，借大学校园演绎人性主题的大学叙事与其所凭依的大学仍然保持着较大程度的精神联系。譬如，《道德与智慧》中湖北大学教授们课后的无聊聚谈，《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华南大学“不宜于思想”的校园空气，《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想入非非的课堂表现，《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罗潜之教授上课时自我陶醉的神态，《色戒》中岭大流亡学生在港大的“寄人篱下”之感，《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女校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和同性恋情，等等。显而易见，人性视域中的大学想象在深刻表现人性和呈现校园风情两方面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一方面遭到战火的严重破坏，一些大学纷纷内迁“联合”办学，另一方面民族危亡时期的抗战却也锤炼了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家国精神”^[18]。因而，三四十年代虽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大学及其文学书写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前者可以在这一时期的大学规模和教育质量上得到体现，后者可从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创作状况得到见证。三四十年代大学叙事的发展与成熟，重要表征之一是大学不再只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存在，而是成为叙述的独立本体。在本体视域的大学想象中，大学本身的生活内容、功能特征和精神气质都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及物式书写，彰显出大学叙事本身特有的学院气质。在革命救亡语境中，鹿桥、钱锺书、万迪鹤、阳翰笙、沈从文等人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曾经或正在亲历的大学生活展开了本体性文学想象，生动呈现了革命救亡年代大学校园的日常生活、知识活动和景观风物等本体性内容。

鹿桥1940年代创作的大学叙事长篇小说《未央歌》，出版后曾被誉为“校园圣经”。大学生活刚结束不久的作者，以唯美诗意的笔调记录了“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19]1。首先，《未央歌》最动人也最值得称道的是，写出了救亡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诗意。这种诗意首先体现在真挚的校园情谊之间。在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等人之间，那种建立在友爱信任和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同学情谊和青春爱情，被作者演绎得美妙动人，“同窗、同室的学友，或是同队打球的伙伴，同程远足的游侣。吵过架的，拌过嘴的，笑容相对的，瞪眼相同的，都是一样，走出校门时，只要有机会再遇上，便都是至亲密友，竟似脉管里流着同样的血，宛若亲骨肉”^[19]26。其次，《未央歌》里的校园诗意体现在广泛的知识活动中。大学是以创造和传播知识为基本职能的知识共同体，是知识分子从事各种知识学术活动的社区。鹿桥大量正面描写学生们的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把他们在烽火岁月弦歌不辍的知识学术活动浪漫化、诗意化。战乱时期，学校的设施虽然简陋、生活虽然艰苦，“可是学生们心上却把图书馆、试验室放在校外山野、市廛中去了”，外文系学生躲警报时躺在山上树下记“法文里不规则动词的变化”，社会系学生到边民部落调查实践，地质系学生更是把暑假西康边境的考察当作旅行。草地上、茶馆里、旅途中的读书之乐让学生们“忘了衣单，忘了无家，也忘了饥肠，确实快乐得和王子一样”^[19]12-14。第三，《未央歌》里大量关于校园风物的描写如诗如画。校园风物是形成大学形象的物质外壳和精神内涵，既包括亭台楼榭、花草树木等校园物质景观，也融会制度文化、校风学纪等校园精神风貌。《未央歌》不仅大量描写了讲堂校舍、草长莺飞、花开日落等如诗如画的物质自然景观，还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建校“缘起”、“哥哥姐姐”保护人制度、“思想学术自由，尊师重道，友爱亲仁”的校风讨论、生动活泼的夏令营、才艺荟萃的毕业晚会等，生动呈现了联大的人文精神风貌。在家国危殆之际，鹿桥的联大想象固然有乌托邦色彩，但不可否认，《未央歌》的校园诗意正是凭借其大学本体化的书写而带给人们感动的。

同样是1940年代抗战时期的大学想象，钱锺书《围城》呈现了迥然不同的大学形象。有过几所大学教职经历的作者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描绘三闾大学教授们的丑陋形象，揭示战乱时代大学“围城”内的种种怪现状。《围城》关于大学的本体化书写大致在知识学术、人际关系和风物制度等三个层面展开。三闾大学的教授们在学历文凭和知识学术方面的“坑蒙拐骗”，让人在震惊之余更感到啼笑皆非。方鸿渐和韩学愈的博士学位都是花钱从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买来的。方鸿渐读大学时从社会学系转到哲学系，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毕业，留学欧洲四年里换了三个大学，从伦敦到巴黎又到了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收获全无。韩学愈那些散见于美国“史学杂志”和“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著作”居然是“取费低廉”“请求接洽”的广告通信。中国文学系教授李梅亭所擅长的研究居然是根本不存在的“先秦小说史”。而校长高松年的学问则是早已过时了的20年前在国外研究过的昆虫学。大学本为知识学术研究之机关，“在知识整体性的理念之下，大学应该坚守真理探究的理想，恪守学术精神”，“大学对知识大门的失守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也是大学成为社会附庸的第一步”^[20]，而三闾大学从校长、系主任到一般教师，竟然全都是不学无术之辈，这里虽有作者恃才傲物的夸张讽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学学术生态的混乱程度。大学之所以被誉为“象牙塔”，在于大学本应以知识学术为媒介来建构人际关系和内部秩序，而三闾大学内部钩心斗角的人际关系与学术生态混乱不堪，不但像官场一样充满了“政治暗斗”，而且像商场一样到处是利益之争。历史系主任韩学愈为换取白俄太太到外文系当教授，想方设法聘请外文系主任刘东方的妹妹做历史系助教。对此，刘东方也投桃报李改变原本拒绝的初衷，同意聘请韩学愈的白俄太太。方鸿渐识破了韩学愈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韩学愈便请学生在方鸿渐的课上捣乱，挑拨他与系主任刘东方的关系，以便借刘东方之力赶走方鸿渐。高松年为了安抚没做成国文系主任的李梅亭，不但同意学校收购他的高价药品，还许之以训导主任之职而息事宁人。退休政客汪处厚凭借侄子是教育部次长的关系当上国文系主任，为了继续升迁院长，不惜请客、做媒来拉拢方鸿渐和赵辛楣。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争斗中，既没有关系背景而又有些单纯善良的方鸿渐在左右失据中只好辞职走人。现代大学本以“学术本位”“教授自治”的现代大学精神著称，三闾大学的思想理念和风物制度却明显与此相悖。小说中，三闾大学是一所抗战期间新建的大学，奉命组建大学的校长高松年缺乏正确的大学理念，用人失察，任人唯亲，盲目推行导师制。高松年认为，名教授有架子，不会好好为学校服务，也不会服从领导。而没有名的人，要依靠学校，能努力为学校服务，因此他聘请的教员都是与他非亲即故的无名之辈和不学无术之徒。教员在学校的职级待遇因学历背景不同而等级分明，学生对老师的尊重与否凭的是他们的职称、学位和社会关系而不是知识学问和上课水平。方鸿渐老是觉得学生不把他的课当作一回事，因为他只不过是个争来的副教授，又没有什么关系背景。孙小姐的英文课直接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因为她只是个助教。源于西方大学的导师制本应因地因时制宜，三闾大学盲目推行，机械袭用，仅仅把它体现在“每位导师每星期至少跟学生吃两顿饭”的形式上，而且为了防止师生恋爱于未然，竟规定“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21]。虽然杨绛说“《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里面写的“全是捏造”^[22]，但正如陈平原所指出，“三闾大学里集合着政治、人事、职业、情场等诸多矛盾的明争暗斗，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谣诼诽谤”，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作家对于大学生态的一种理解与表述”^[1]。

从大学本体视域看，万迪鹤《中国大学生日记》中所描写的“野鸡大学”，与《未央歌》中温馨浪漫的西南联大和《围城》中钩心斗角的三闾大学又迥然不同。小说以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学生视角，描写了上海某野鸡大学校舍的简陋破败、教师的不学无术、学生的空虚无聊，揭示了1930年代部分大学从物质外壳到精神世界灰暗破败的状况。小说中，野鸡大学的简陋破败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所谓学校，就是赤裸裸的两幢房屋，还有一块像三十年不曾耕种样的荒地，算是操场。四面用一人多高的竹篱笆围起来，这些，会叫你一眼瞧上去就发生厌弃的感觉。出了校门，煤渣铺成的路。四面并没有树木，许多被炮火烧掉的房屋，剩下的只有墙壁在那儿颓然的立着。木的电杆依然立在路旁，可是上面的电线已经被人割掉了，这便是学校周围的景物”^[23]。如果说乱离年代大学物质条件简陋匮乏似乎情有可原，那么大学精神人格的空虚卑琐则令人匪夷所思。教授们不学无术，迂腐保守，人格卑琐。国文系七门功课，迂腐保守的姚老头子竟然一人兼任四门。他不但尊孔守旧，痛骂新学，而且还“以整个老年人的心，以百折不回的复古精神，来向我们说教”。教“词选及作词”的汪教授表面上派头十足，上课时“把金丝眼镜架在鼻梁的中段，从来不大望人”，实际上胸无点墨，只会对着抄来的讲义照本宣科。此外，麻子教授讲课也是照本宣科，曹先生抄袭别人著作，秀子教授则不顾廉耻地只对女学生说些无聊的话。与简陋的校舍、卑琐的教授“相映成趣”，野鸡大学的学生们个个空虚无聊，经常逃课，赌博，跳舞，看电影，谈女人，嘲弄老师，考试作弊成风。也许万迪鹤笔下的野鸡大学多少有些“寻常情理以外”^[24]的虚构想象，但是“如果由作为‘暴露’这点去看，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主人公无聊而又空虚，高傲而又可怜，代表了这一时代中某型青年的面型。……作者给现代大学教育作了一幅极刻毒极妙肖的卡通。他告诉我们大学校的内容是如何腐烂，庄严的衣裳怎样盖着一个最丑最丑的骨架”^[25]。

从题材内容来看，这一时期沈从文《冬的空间》、阳翰笙《大学生日记》也可视为本体视域的大学想象文本。在《冬的空间》中，沈从文关注大学校园的日常生活形态，以滨江某私立大学文学教授A的校园生活和情感活动为主线，反映了1920年代后期大学校园内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小说中，作者一方面生动呈现了玉、五、朱等女生们在不同校园空间情趣盎然的日常生活，诸如宿舍内的学、说、逗、唱，课堂上的浮想联翩，盥洗室内的戏谑打闹等；另一方面又细致描写了教授A在冬季校园烦闷无聊的生活和萎靡寂寞的心情。与妹妹玖相依为命的A时常陷入当衣、卖稿、生病等窘迫的生活境遇，而一段遐想中的美好恋情还未开始就已结束，这是以作者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经历为基础展开的大学想象。与万迪鹤《中国大学生日记》一样同属“大学生日记”的阳翰笙《大学生日记》，从在校学生视角描写1920年代后期的大学校园生态。其一是学校商业化，校方只收学生的建筑费，却不搞校园建设，校门前后“大马路”式地开设起大餐室、洋服店、皮鞋铺、弹子房等商业娱乐场所。其二是学生空泛化，不爱学习，精神空虚，感情淡漠。与“我”同住一室的几个人“没有一个是相知的友人”，“简直是几只典型的怪物”，有的整天面露“颓丧的神色”，有的挂着“一张冷冰冰的毫无表情的瘦削的面孔”，有的抱定“不上课、不读书、不管校事”的“三不”主义^[26]。其三是教授“政客化”。“老滑头”排挤“非留美派的教授”，把大学变成“政治舞台”“压榨机器”。社会学教授夏博士主张“社会改良”，反对“激进革命”。潘先生思想左倾，受到排挤，被迫辞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叙述者及其叙述姿态的不同，左翼作家阳翰笙的大学想象要比民主作家万迪鹤积极进步得多，《大学生日记》中毕竟还有潘先生、炳生、胡俊、梁警世、沈如渊等思想进步的大学人物。

“本体”指事物的本源性存在，即亚里士多德所说“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27]。本体视域的大学想象就是通过对大学本应具有的内容、形式、功能、特征等的想象与描述，呈现大学本体形象。五四时期和1920年代的大学叙事大多带有作者的自叙传特征，在题材内容上主要以大学校园为背景，叙述的是青春时期的烦恼和忧伤，表达的是个性解放和婚恋自主的时代主题，在文体结构上多采取自我抒发的短篇方式，具有抒情性和片段化特征，显然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够成熟。而三四十年代，鹿桥、钱锺书、万迪鹤、沈从文、阳翰笙、巴金等的本体性大学叙事，在革命救亡的宏大主题之外，通过对大学校园日常生活、知识活动和风物景观的文学想象，彰显了大学本应具有的学院气质，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小说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

鲁迅曾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28]探讨抗战时期的大学叙事，在关注革命救亡时代语境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创作主体的自身状况。由于作家的文化身份、教育经历、生活体验和个性气质等各不相同，其笔下呈现的大学想象也必然各异。茅盾、阳翰笙、巴金、齐同、司马文森等革命进步作家，反映了革命救亡年代大学校园的各种学潮运动、大学人物的政治倾向和人生抉择，形塑了政治视域中的大学形象。沈从文、王西彦、张爱玲、老舍、郁达夫、钱锺书、鹿桥、万迪鹤等自由主义作家，描写了民族乱离时期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人格心理和精神风貌，呈现了人性视域或本体视域中的大学形象。茅盾、老舍、沈从文等早年没有亲历大学校园生活，他们对大学的想象往往缺少认同感和亲近感，多带批判嘲讽笔调。同样是关于抗战时期大学校园生活的描写，教师身份的钱锺书与学生身份的鹿桥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大学风貌，前者重在讽刺教授们的种种丑态，后者旨在讴歌学子们的浪漫情怀。总之，在纷乱复杂的抗战时期，不同身份的作者对同一对象的叙事立场各不相同，不同人生阅历和个性气质的作者在相同时代语境中的叙事心态也迥然相异。大学不仅创造和传承学术文化，而且凝聚和彰显时代精神，大学叙事对大学人物、体制、精神、文化的呈现与反思，既彰显了创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也表达了对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品格的理想诉求。因而，在20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视域下，全面考察不同时代语境中的大学叙事，探讨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变迁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不仅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