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区，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全市辖45个街道、97个镇、39个乡、2 196个村，总面积11 968.53 km². 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环境、闽越古国历史文化、海上贸易经济等多种乡村地域发展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数量繁多且类型丰富，自然人文景观兼备. 福州市2022年接待旅游人数7 861.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96.4亿元，乡村游憩市场极为广阔. 近年来，福州市通过深入开展“百镇千村”“提质升级三年行动”推动福州市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但是在乡村旅游市场发展中，乡村游憩资源总体上呈现“低小散”的特点，开发效率低、市场供应不足、旅游同质化严重、资源禀赋地域差异性明显等问题日益突出，亟待从乡村游憩资源管理和开发上加以规划引导，以提升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中心城区城镇化率较高，不具备承载乡村地域功能的发展空间. 因此，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对乡村的定义和相关研究^[22-24]，本研究以福州市141个乡镇(不含核心城区和街道)为研究区，将主要承担城市功能的核心市区设定为非研究区(图 1).

研究数据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①基础地理要素数据. 福州市行政区划数据、数字高程模型(DEM)、水系等地理空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② POI数据. 通过高德地图API数据开放接口获取POI数据并构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数据库，通过搜集福州市政府官网、文化和旅游局官网、文化馆、天眼查等相关网站公布的名录获取具体地址信息，使用百度API拾取相关资源坐标信息并对数据库进行补充；③经济社会统计数据. 主要来自于2022年《福州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县统计公报；④游客数字足迹点数据. 基于“六只脚”平台中福州市游客在2015年至2023年发布的照片和地理位置信息数据整理与析出，共获取游客游记7 072篇，带有地理坐标的数字足迹点95 227个.

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下文旅产业融合的振兴，乡村地域系统是由社会、经济、生态与文化构成的开放空间体系，涵盖人口、土地、产业3类核心要素^[25]. 乡村游憩主体中的游客和居民作为“人”系统的核心，可以依据乡村旅游市场的供需特征和乡村游憩资源供给结构，发挥其对“业”系统中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乡村游憩资源为需求对象，重塑乡村游憩空间的“地”系统，从而提供满足“人”系统中各类需求的优质游憩资源，形成乡村游憩“功能—结构—要素”体系与“人—地—业”系统的协调统一^[2]. 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是推动乡村游憩发展的重要动力. 人们追求乡土风光、民俗风情、康养保健的动机与需求成为乡村游憩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力，同时乡村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为消费市场提供多元化、品质化的游憩产品，凭借其“乡村性”与“原真性”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核心吸引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26]. 近年来，乡村旅游市场逐渐开放以推动经济复苏，近郊游、周边游等相对安全可控的游憩方式更具吸引力，成为乡村游憩发展的重要机遇^[27]. 因此，以乡村地域系统为理论基础，结合供需匹配视角，可为分析乡村游憩资源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提供重要思路.

本研究以供需匹配为研究视角，将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关系作为研究脉络，按照“供需结构优化”的逻辑关系，以实现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格局、影响机制的系统剖析(图 2). 首先，通过多元渠道挖掘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空间信息数据，依据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现状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3, 9, 13]}，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进行类型划分，构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多元空间信息数据库. 其次，使用ArcGIS中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工具和方法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状态进行有效测度. 再次，结合游客数字足迹点数据，通过耦合匹配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供需两端，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和游客数字足迹点的空间匹配关系进行可视化分析. 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基于供需匹配关系视角下丰富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建议，推动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开发及乡村高质量发展.

最近邻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NNI)是测量乡村游憩资源空间点要素与其最近邻乡村游憩资源距离的平均值，最近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28]：

式中：m为NNI；d(NN)为最近邻距离(m)；d(ran)为期望平均最近邻距离(m)；N为样本点数量(个)；A为区域面积(m²). m＜1时表示样本点呈集聚分布；m＞1时表示样本点呈均匀离散分布；m=1时表示样本点呈随机分布态势.

多距离空间聚类可用Ripley's K函数表示. Ripley's K函数可以通过计算乡村游憩资源之间的距离关系，来分析其空间分布模式，并精准刻画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集聚或分散程度. Ripley's K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29]：

式中：A为区域面积(m²)；n为区域内点数量(个)；d为半径；I_ij(d)为半径d范围内i点和j点之间的距离；i，j=1，2，…，n，且i≠j.

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用于分析点数据的空间密度特征及分布趋势，以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影响程度^[30].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为核密度函数；n为研究单元数；h为带宽；x-x_i为密度估值点x到点x_i之间的距离.

为探究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的空间互动关系，采用离差标准化公式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和游客数字足迹点的核密度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并构建空间匹配模型，实现空间尺度转为数据类型的重构，具体模型如下^[31]：

式中：P_i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与游客数字足迹点的空间匹配度；x为乡村游憩资源核密度原始数据值；y为游客数字足迹点核密度原始数据值；X_i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在区域i内的核密度归一化值；Y_i为游客数字足迹点在区域i内的核密度归一化值；P_i值越小，两者差异越小.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DE)是分析点数据空间分布方向性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对点数据的度量，以椭圆来表示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点要素分布的中心位置、离散情况和方向趋势. 长半轴反映乡村游憩资源的分布方向，短半轴表示其分布范围. 长短半轴差距越大，则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的方向性越明显，反之，则方向性越不明显^[32].

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GD)是用于探测被解释变量及其解释因子的空间分布是否一致的空间分析方法^[33].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_X为影响因素X对乡村游憩资源密度的影响力，q∈[0, 1]，q值越大，则影响因素X对乡村游憩资源密度的影响力越大；L为乡村游憩资源密度Y或影响因素X的分层；N_h和σ_h²分别为层h的单元数(个)和方差；N和σ²分别为研究区整体的单元数(个)和方差.

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乡村游憩资源分类方法，现行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分类系统、客观，是一套成熟、科学、完善的旅游资源分类体系，适用范围较广^[13]. 因此本研究依据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实际情况，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和已有的分类方法，以综合性、实用性、科学性为分类原则，界定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包括4个主类、11个亚类、50个基本类型(表 1). 经不完全统计和分析，共确定福州市乡村区域主要游憩资源单体108 161个，并根据所获取的资源空间信息构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数据库. 总体而言，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种类多样、供给层次丰富，但不同类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福州市乡村农业产业类游憩资源能够实现农业经济多元化、地方特色品牌化，进而满足游客的游憩需求.

采用ArcGIS最近邻指数工具分析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空间聚集状况(表 2). 结果表明，福州市各类乡村游憩资源的最近邻指数均小于0.6，Z检验值均低于-15，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均属于聚集分布模式. 集聚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乡村农业产业类、乡村综合类、乡村建筑设施类、乡村自然生态类、乡村民俗文化类. 乡村农业产业类和乡村综合类游憩资源丰富且集中分布，呈显著聚集分布特征，而乡村民俗文化类资源开发不足，且资源点间距较大，集聚程度低于其他类型.

本研究使用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探究乡村游憩资源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距离关系和集聚特征. 结果显示，福州市乡村综合类及各类乡村游憩资源的K观测值均大于预期值，且明显高于高值置信区间，表明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在45 km的观测范围内表现为集聚分布且具有统计显著性，随着距离的增大，研究区域内乡村游憩资源的聚集分布程度增强，但不同类型游憩资源的集聚特征有所差异(图 3). 乡村综合类、乡村自然生态类、乡村农业产业类和乡村建筑设施类游憩资源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小. 乡村民俗文化类游憩资源在距离17.3 km时集聚程度最高，并随着距离的增大，聚集程度逐渐减弱.

通过核密度分析刻画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级，得到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密度图(图 4).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总体上呈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组团式分布特征，在市域范围内形成5个密度核心区的集聚型分布格局. 其中，仓山区建新镇、晋安区鼓山镇、闽侯县上街镇为主核心区，承担福州市游客和居民基本日常游憩活动需求. 长乐区北部与罗源县凤山镇为次核心区域，是满足游客和居民市内游、城郊游等游憩活动需求的重要区域. 乡村游憩资源在福州市核心城区的虹吸效应下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形成环核延伸带，向东北和东南方向扩散至马尾区、闽侯县和福清市. 罗源县、长乐区核密度高值区特征与中心城区相似，集聚热点区的连片度较高，形成相对独立的单核聚集点. 永泰县、闽清县等西部山地区域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难以形成大规模连片的游憩空间，乡村游憩资源集聚区多呈散点状分布.

从各类乡村游憩资源来看，不同类型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密度差异较大，地域分异显著(图 5). 仓山区中部、晋安区南部与闽侯县东南部均处于核密度高值区，可能是得益于区位优势和城镇效应，人口密度大且流动频繁，乡村游憩市场规模庞大. 乡村自然生态类游憩资源集中连片分布，在晋安区南部形成密度超过4.490个/km²的高值区，呈现以鼓山风景区为中心，向东北、西南方向延伸分布的“大集聚、小分散”特征，与晋安区地形奇特多样、生态空间广且景观质量良好等优势相得益彰. 乡村农业产业类游憩资源空间分布与乡村综合类分布模式相似，在闽侯县上街镇、晋安区南部、长乐区金峰镇、罗源县中部形成密度超过68.338个/km²的密集分布中心. 该类区域邻近中心城区，经济发达且基础设施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多在此聚集，产业规模和集聚效应较好，具有较强的向心性. 乡村建筑设施类游憩资源呈现组团式分布特征，在仓山区东南部和晋安区南部形成密度超过9.185个/km²的核心区，并向东南和西北方向延伸. 乡村民俗文化类游憩资源围绕福州市主城区呈环状空间集聚结构，区内闽都文化、古厝文化、客家文化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依托海丝文化与海洋遗产独特性、乡村地方原真性，在平潭县南部、罗源县中部形成次高密度区. 在福州市自然环境、市场需求、产业体系等发展环境引导下的乡村地域系统，较大程度调整和引导乡村游憩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调整和流动.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福州市中东部地区，具有离散性较小、方位角趋势统一的特征. 椭圆重心均分布于仓山区，反映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在空间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特点(图 6). 乡村综合类、乡村自然生态类、乡村农业产业类、乡村建筑设施类游憩资源的标准差椭圆表现出相似性，但方向性较弱，大致呈现出“东北—西南”方向. 乡村民俗文化类游憩资源的标准差椭圆“东南—西北”方向性明显，同时覆盖范围较大，表明该类型游憩资源在福州市域内的分布状态相对分散，但受制于资源数量，该类型游憩资源对于整体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较弱.

对游客数字足迹点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游客数字足迹点空间分布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特征，高值区主要集中分布于晋安区、马尾区、闽侯县等城市近郊区域. 以鼓山风景区为首的城市核心公共游憩空间形成高密度聚集区，并在中心城区西部、北部和南部形成次核心区，呈现出明显的点状分布特征(图 7).

参考相关学者研究^[31]，在乡村游憩资源与游客数字足迹点核密度栅格结果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依据自然断裂法分别将乡村游憩资源和游客数字足迹点空间聚集程度划分为高、中、低3个层次(图 8). 当乡村游憩资源核密度值高于、等于和低于游客数字足迹点核密度值时，空间匹配的关系分别为供给主导类、供需平衡类和需求主导类，包括高—低、高—中、中—低、高—高、中—中、低—低、低—中、中—高、低—高9种表现形式(图 9).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关系总体上呈现“东优西差、带状分布”的特点，以供需平衡类为主，面积占比为91%，供给主导类和需求主导类面积占比分别为6%和3%. 福州市域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东部和西部区域非均衡特征较为明显，供需分配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中类型分布范围最广，面积为4 977.99 km²，占比高达42%，主要集中在福州市西部和北部区域. 该区域虽然受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约束，但能承接游客和居民周末和节假日中远程乡村游憩活动需求，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供需匹配状态. 供给主导类的空间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在福州市中心城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整体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渐减少的散点式分布特点. 该类区域城镇化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完备，但是随着福州市中部和西部森林景观与生态保护区、生态产业区的建设发展，该区域内的游憩需求不断减弱，游憩市场日益饱和，供给盈余现象较为突出. 需求主导类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北部和西部山地区域，呈现碎片化的分布态势，这些区域主要位于福州市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是生态游憩的热门地带，但是受制于复杂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乡村游憩资源开发受限，资源供给不足，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是乡村游憩资源重点调控的关键区. 整体而言，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在中部核心区和东部沿海区存在市场饱和配置情况，而居民和游客更倾向于前往自然性和乡土性保存更好的北部和西部山地空间，符合现阶段乡村游憩市场从城市观光到乡村休闲体验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鼓山风景区作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主要集中地和乡村游憩的重要空间，其与周边区域的供需匹配关系差异较大，亟须协调统筹区域间乡村游憩资源空间配置，提升乡村游憩空间均衡发展水平.

参考相关学者研究成果^{[26, 28, 32, 34-40]}，并结合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关系空间匹配特征结果，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取性、关联性与科学性，本研究以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核密度分层处理为被解释变量，选定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口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文化基底、交通区位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和政策支持力度7个维度、15个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建立指标体系(表 3). 自然驱动力是乡村游憩资源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有力保障，内生驱动力直接刺激、作用于乡村游憩资源发展，外源驱动力为乡村游憩资源发展提供驱动力，发挥精准调控的作用^[41]. 在自然驱动力中，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乡村游憩资源分布的基础性因素^{[30, 32-33]}，地域文化为乡村游憩提供精神层面的核心吸引物^{[26, 36]}；在内生驱动力中，社会人口条件影响乡村游憩资源市场需求的规模大小^{[28, 35]}，经济发展水平为乡村游憩资源开发提供物质基础^{[26, 37-39]}，交通是连接客源地和乡村游憩资源的重要载体^{[34, 36, 38]}，旅游产业能够有效地整合乡村资源和地方文化^{[26, 34, 40]}；政策支持力度作为外源驱动力为乡村游憩资源开发提供保障^[34]. 乡村游憩资源的空间分布是自然驱动力、内生驱动力和外源驱动力的综合作用下的重要表征(图 10).

将影响因子导入地理探测器模型，求得各影响因子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值. 结果表明，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子大小为：X₁＞X₅＞X₂＞X₁₅＞X₁₂＞X₆＞X₁₁＞X₁₀＞X₃＞X₈＞X₁₃＞X₄＞X₉＞X₁₀＞X₁₄，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 4). 总体来看，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口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因子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格局起主导作用，交通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区域文化基底、产业发展基础对其影响相对较弱.

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乡村游憩资源基本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26]. 海拔和坡度是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的强影响因素，q值分别为0.267和0.160.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集中布局在海拔和坡度值较低的区域，包括福州市江北平原、南台岛、乌龙江南岸平原，以及罗源县凤山平原、小获平原和长乐区闽江冲积平原等地，呈现南北纵向延伸的趋势. 西部地区受地形约束，主要沿长廊式谷地呈东西走向带状聚集分布. 游客密度是乡村游憩吸引力和游客游憩需求与偏好的重要表征，是影响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q值为0.184，这也与上文发现的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关系空间特征相符. 结合图 9可知，福州市乡村游憩供需匹配仍存在东西部区域不均衡问题，游客需求对乡村游憩资源的影响和约束较为明显. 因此，系统分析游客密度空间分布与游客的需求和偏好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规划乡村游憩资源，进而平衡游憩活动与资源开发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乡村游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颁布数量、公路总里程、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力同样较为突出，q值分别为0.136，0.135，0.126，0.088，表明中心城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作为福州市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地区，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区位优势显著. 同时，福州市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增强了乡村游憩资源的可达性，激发潜在游客的乡村游憩需求，从而推动乡村游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区域文化基底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力较小，说明福州市东西部地区乡村地域文化资源分布较为均衡，乡村地域文化发展水平趋于协调.

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图 11)，各影响因子在交互作用后解释力显著增强，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表明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格局是7类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7]. 海拔与其余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力均高于26%，其次是游客密度与其余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力在18%以上. 说明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格局主要受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口条件与其他因子共同作用影响. 游客密度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交互作用远大于自身影响力，解释力度为0.322，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游憩需求的关键因素，游客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越高，表明其拥有越强的游憩支付能力和游憩意愿，从而影响着乡村游憩资源要素的流动方向，进而对乡村游憩资源的集聚产生较强吸引力. 另外，高级别景区数量在单因子探测中影响力相对较弱，解释力为0.014，而高级别景区数量与海拔、人均可支配收入、游客密度和公路总里程作用后影响力呈线性增强，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297，0.274，0.229，0.225，表明乡村旅游和游憩产业的发展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需在与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市场需求、交通状况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充分体现. 同样，常住人口数量在单因子探测中影响力较小(q=0.039)，但在与海拔、坡度和游客密度等其他因子交互作用后q值均显著增大，分别为0.387，0.230，0.296.

本研究聚焦福州市乡村区域，以供需匹配为研究视角，对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及分类体系进行系统识别与构建；在量化分析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和供需匹配空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其影响因素，为资源科学与旅游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研究提供新思路，并为市域乡村游憩资源管理标准化和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 主要结论如下：

1) 乡村游憩资源是乡村地区各种能对游憩者产生吸引力并可以从事游憩活动的事物和现象.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分类体系包括4个主类、11个亚类、50个基本类型和108 161个单体.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类型多样、数量丰富，但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吸引力缺失等问题. 对此，福州市应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深度挖掘福州市闽都文化、温泉康养文化、海丝文化等地域文化，因地制宜树立乡村游憩资源品牌形象. 从路线规划、产品研发等多维度拓宽乡村游憩资源开发路径，构建多元化乡村游憩资源产品体系和产业链，强化乡村游憩资源多渠道的创新性发展，为游客和居民提供特色化、品质化和精细化的乡村游憩资源.

2)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总体上东西差异显著，不均衡特征突出. 以福州市中心城区及东部沿海地区为核心区，向东北、东南和西北方向辐射扩散. 对此，需要充分利用福州市各类乡村游憩资源，推进资源空间统筹，优化全域乡村游憩资源空间结构^[32]. 以资源集聚区作为乡村游憩发展的“增长极”，发挥其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和涓滴效应，适当向内陆地区的非核心区倾斜，构建更加完善均衡且覆盖面更广的乡村游憩资源空间格局，实现福州市乡村游憩全域协同发展.

3)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东优西差，带状分布”的特点，地域不均衡特征突出. 中—中类型分布范围最广，整体上呈现出“西多东少”的特点. 高—高类型在福州市中心城区的边缘区域和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整体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渐减少的散点式分布特点，中—低类型和低—中类型均呈现碎片化的分布态势，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的识别提供了基础.

4) 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主导因子为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口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重要因子包括交通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文化基底和产业发展基础的影响力较弱. 双因子交互作用显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异是同时受到7类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其中海拔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下影响力最强，其次是游客密度，而高级别景区数量只有与海拔、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影响因子相结合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游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5) 实现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应将乡村游憩资源的市场供给与游客和居民的游憩需求有机结合. 需要重点关注游客和居民个性化和不断细分的乡村游憩需求，形成游客需求与偏好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格局. 通过加强乡村游憩配套设施建设，推动全域乡村游憩线路设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规划具有地区特色的乡村游憩线路，串联沿线乡村游憩资源，从而加快推动形成区域统筹、产业协同、产品互补的游憩发展新格局^[32].

科学构建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分类体系，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供需匹配模式和影响因素，可以为市域乡村游憩资源优化调控提供指导和借鉴，为乡村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决策支撑和理论参考. 与已有研究重点关注游憩资源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不同，本研究在构建乡村游憩资源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从供需匹配视角揭示了乡村游憩资源与游客需求的空间匹配关系，进一步探讨福州市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推动乡村游憩资源研究由侧重“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的单维空间逻辑，向关注“供需匹配”“游憩空间构成要素”的系统思维转变. 本研究阐释了居民和游客偏好对乡村游憩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从供需视角丰富游憩资源配置研究，对理解游客游憩行为特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福州市域乡村空间，后续将探究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下乡村游憩资源的分类体系与空间格局，确保乡村游憩资源多维研究体系的科学性和普适性. 其次，在探讨乡村游憩资源供需匹配关系时，囿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取游客数字足迹点反映乡村游憩资源需求程度，未来研究将结合多源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了解游客和居民游憩意愿与偏好，从而更加准确地量化不同尺度和类型乡村游憩资源的供需匹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