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并没有针对易地脱贫搬迁的研究，与易地脱贫搬迁研究相似的是生态移民，也叫作环境移民，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搬迁前后的讨论。文献[3]选择山西和陕西两个省进行了实地调查，并站在搬迁农户是否自愿的角度上进行了分析。文献[4]结合可持续生计和劳动力迁移两种理论构建了能够衡量移民脆弱性的指标体系。文献[5]基于对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2000年开展的两项移民安置方案的研究，指出农户在首次搬迁后的安置区产生了新的脆弱性问题，导致生计能力降低，由此对移民进行了二次搬迁。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个国际机构提出了衡量生计资本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在2000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SLA)^[6]。文献[7]分析了不丹农村地区生计策略多样化及其对农村生活水平的影响。文献[8]使用来自印度东北部394个农村家庭的收入和资产数据，通过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指标体系，结合聚类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了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目前，国内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主要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通过对搬迁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算，揭示了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关系，分析了生计产出结果，提出了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策略^[9-13]。部分学者通过对不同安置模式和不同生计模式的分析，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变动^[14-16]。文献[17]对贵州省大型城镇安置区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进行了测算，并对家庭收入进行了影响分析。文献[18]以LJ水库移民为例，研究了进城安置、集中安置、分散安置3种不同安置方式下移民的生计资本情况，并对生计稳定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此外，文献[19]通过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文献[20-22]分别以银川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生计资本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文献[23-24]分别以文献分析和量化测算的方式对脱贫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文献[25]通过线性回归法研究了搬迁农户失地后生计恢复能力的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解释和剖析易地脱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优化策略，更多关注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较少关注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内部考察。本研究聚焦于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的内部变动，揭示不同生计资本要素在搬迁前后的变化机理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旨在为西南山区安置区后续发展路径与政策制定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SLA)是研究农户生计问题的经典范式，其核心是生计资本，描述了农户如何在脆弱性环境中依靠自身能力与资产以及外部资源维持和发展生计，并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重新组合生计资本最终形成新的生计策略，产生生计后果并重塑生计资本的过程^[2]。政府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将原来生态环境恶劣及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的人口实施易地搬迁，改善他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提高其抗压能力，降低其遭遇脆弱性以及预期脆弱性问题的风险^[26]。易地搬迁农户在政府帮扶的基础上，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帮扶资源积极融入本地经济发展，充分把握市场机遇，提高生计资本，从而实现自我的良性发展^[27]。虽然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研究提供了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思路，但并不是普适的解决方法，需要根据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特点对其进行调整^[28]。

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贫困脆弱性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理论框架(图 1)。首先，农户在搬迁前面临的生态脆弱性、生活环境落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转变成为农户易地搬迁的关键因素^[29]。其次，易地搬迁不仅改变了农户的生活空间，更对农户的生计环境产生了影响^[30]，随着生计环境改变，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破，生产资料减少，生活习惯发生改变，使得原有生计资本流失，但由于搬迁后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就业渠道增加，生活品质提高，使得农户获取新的生计资本，从而导致农户在搬迁后的生计资本发生变动^[31]。再次，生计资本的变动通过中介作用影响搬迁后的生计环境^[30]，在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下，农户的生计资本不断增长和累积，从而实现农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持续增收、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最后，政府后续政策调控、社区参与、市场调节等成为保证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的重要条件。该理论框架图清晰地展现了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变动的复杂过程，为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评价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其中调研地区涉及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调研方式主要采用入户访谈式，问卷按照一户一卷原则，总共发放1 200份问卷，回收1 036份问卷，排除无效问卷24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 012份，问卷回收率达到86.33%，有效率为97.68%。

本研究基于1 012份农户调研数据，基本情况见表 1。其中受访户主男女比例约为1.3∶1，年龄集中分布在36~65岁。西南山区拥有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分布广泛，在此次访问中涉及到彝族、藏族、傣族、侗族、哈尼族、苗族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其中彝族人数最多，占比约为35.17%，其次为藏族、哈尼族，占比分别约为14.13%、11.17%。本次调查中农户整体的家庭受教育程度较好，最高学历为高中或同等学历、大专或同等学历、本科及以上的家庭占比分别约为26.09%、18.87%、21.64%，且大部分农户搬迁类型为建档立卡户，占比约85.38%，搬迁方式以部分搬迁为主，主要的安置方式包括行政村内就近安置、移民新村安置、县城安置和集镇及周边安置，分别占比约17.09%、63.14%、17.69%和2.08%。

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参考图 1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和文献[9, 15, 32]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研究区域的特质来构建。具体来讲，主要采用DFID建立的SLA框架，选取自然资本变动、人力资本变动、物质资本变动、金融资本变动、社会资本变动5个指标作为衡量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搬迁前后可持续生计资本变动的依据。同时，主要根据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动来分析搬迁农户的生计状态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重。通过专家咨询打分，将调查获得的结果构造判断矩阵，测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同时，为真实反映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动，在生计资本的测算中对同一指标在搬迁前后赋予相同的权重。具体指标选取与权重(值)见表 2。

本研究参考文献[33-35]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对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变量进行了选择。政策帮扶、家庭生计能力、社区环境3类具体变量的名称、说明与赋值见表 3。

政策帮扶是易地搬迁成功与否的重要保障。政府政策支持有助于减轻搬迁初期农户的经济压力，帮助农户在搬迁后稳定就业，促进其生计资本的快速积累。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包括政策补贴金额、帮扶政策解决家庭就业人数、家庭是否参与农业企业或合作社。

家庭生计能力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主要因素。家庭成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户能否适应新环境，良好的家庭生计能力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提升自身获取生计资本的能力，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充分应对搬迁后的挑战。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包括年龄、家庭最高学历、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和家庭年收入。

社区环境影响着农户的居住质量、生产活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一个舒适、和谐的社区环境能够促进农户之间的融合，帮助搬迁农户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系统，这对于其生计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包括就业培训次数、人际交往是否有障碍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

选取量化后的自然资本变动、人力资本变动、物质资本变动、金融资本变动、社会资本变动作为因变量，分别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因此回归方法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其一般表达式为：

式中：P_j代表各单项农户生计资本变动指标值；α_ij与β_ij为回归方程系数；x_i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ε_ij为残差项。

本研究利用SPSS 25.0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确保问卷设计的可靠性。

首先是信度检验。信度分析主要研究量表的可信度与可靠性，采用的主要方法为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法，此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 1]。系数越接近1，则说明问卷的可靠性越高；系数在0.6以下，则需要对问卷进行调整。由表 4可知，该问卷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605，大于临界值0.6，说明问卷整体具有可信度。

其次是效度检验。效度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问卷中量表的总体情况进行检验，通常情况下采用取样适切性量数(KMO)和巴特利特球形度(Bartlett)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在检验的多个指标当中，主要关注其中两项，其一，KMO的取值范围为[0, 1]，系数越接近1，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越好；其二，Bartlett的显著性若小于0.05，则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从表 5可知，量表总体的KMO值为0.754，Bartlett的显著性为0，小于0.05，说明设计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根据表 2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和变量赋值，可以测算出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搬迁前后的得分、变动值和变动幅度，具体结果如表 6。

根据测算结果，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整体变动值为0.507 7，变动幅度为25.24%，在五大生计资本中，提升幅度最大的为物质资本，各维度总变动幅度为40.31%。总体来讲，生计资本相较于搬迁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说明西南山区通过实施易地搬迁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为进一步走向“稳得住、能致富”和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自然资本方面，搬迁前后总的变动值为-0.049 8，变动幅度为-8.30%，其中，耕地处理方式和林地处理方式指标值分别降低了0.025 7和0.024 1，变动幅度分别为-7.14%和-10.04%。导致两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搬迁之后部分农户的安置点与原有耕地距离较远，由于耕种半径变化较大，使得农户将原有的耕地或林地进行了流转、集体回收或弃耕处理。

在人力资本方面，搬迁前后总的变动值为0.071 6，变动幅度为16.89%。其中，家庭稳定就业人数变动、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变动和家庭参加技能培训次数的指标值都有所上升，变动幅度分别为17.15%、9.47%和27.22%。搬迁后，农户享受了更多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机会，提升了自身的能力，拓宽了就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的稳定就业；同时安置区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产业发展条件，农户有了更多元的就业机会和选择。

在物质资本方面，搬迁前后总的变动值为0.218 9，变动幅度为40.31%。其中社区、村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变动、家庭生活耐用品数量、生产设备数量、医疗条件改善和教育条件改善的指标值都有所上升，变动幅度分别为43.25%、24.63%、40.26%、20.76%、44.08%和45.35%。易地搬迁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户的住房和居住环境，完善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包括道路、供水供电、通讯设施以及教育、医疗设施等；农户在搬迁后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家庭收入，家庭生活与生产设备得到了改善，生活品质有所提高。

在金融资本方面，搬迁前后总的变动值为0.155 6，变动幅度为30.85%。其中，家庭人均收入变动和借贷款是否容易的指标值都有所上升，变动幅度分别为42.54%、86.89%，而家庭消费支出是否增加的指标值降低了0.034 8，变化幅度为-41.13%。易地搬迁后农户在政策帮扶和自身努力下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就业渠道，从而增加了家庭收入；同时，搬迁后农户的活动范围为集镇及其周边地区，接触信贷的渠道更为广泛，小额信贷的可获得性更强，借贷能力得到提升。但由于搬迁后的安置区多处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这意味着农户的生活成本会增加，家庭消费支出相比过去有明显增加。

在社会资本方面，搬迁前后总的变动值为0.111 4，变动幅度为20.63%。其中，亲友关系密切度变化、邻里关系密切度变化和生活环境适应程度的指标值都有所上升，变动幅度分别为24.11%、29.11%和33.83%，而人际交往是否遇到问题的指标值降低了0.004 7，变动幅度为-3.92%。搬迁前农户的亲友多为同地生活，彼此交往相对较多；搬迁后即使被安置在不同区域，但由于搬迁后便利的交通通讯条件，也进一步加强了亲友之间的联系。但搬迁安置点内除了来自同一搬迁地的农户，也存在大量来自不同搬迁地或不同民族的农户，由于彼此不熟悉或文化差异等，导致搬迁农户在人际交往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了解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政策帮扶、家庭生计能力、社区环境对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7。

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自然资本变动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农户年龄越大，越依赖自然资本解决生计问题，且搬迁后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而政策补贴金额、家庭是否参与农业企业或合作社、家庭劳动力人数、就业培训次数对自然资本变动的负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搬迁后农户劳动力提升、政策补贴增加、参与农业、企业或合作社以及就业培训等都会使搬迁前生计策略以自然资本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逐渐转向更加多样化的非农业生产活动，从而导致耕地、林地等自然资本被流转、弃耕、集体收回等，最终使得自然资本相对减少。

政策补贴金额、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就业培训次数对人力资本变动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政策补贴、劳动力及就业人数、就业培训等因素的改善都会使得农户在搬迁之后的人力资本得到提升；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人力资本变动的负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是良好的公共服务使得农户自主选择就业的比例提高，而参与就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的活动相对减少。

是否参与农业企业或合作社、家庭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物质资本变动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由于搬迁后部分农户通过参与农业企业或合作社，拓宽了生计途径，家庭就业人数增加，加之安置区周边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为农户带来了更优质的生活条件，从而使得物质资本增加。而年龄、人际交往是否有障碍、家庭最高学历对物质资本变动的负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农户年龄较小，人际交往没有障碍的农户在搬迁后能更好地获取物质资本。

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就业培训次数对金融资本变动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些因素能够促进易地搬迁脱贫农户金融资本的提升。而家庭就业人数对金融资本变动的负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搬迁后农户家庭就业人数的增加可能导致家庭整体消费支出增加，从而导致金融资本减少。

帮扶政策解决家庭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社会资本变动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搬迁后农户通过帮扶政策解决就业，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以及便利的公共服务条件促进了农户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使得社会资本增加。而年龄、家庭最高学历、就业培训次数对社会资本变动的负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的农户尚未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导致短时间内社会关系网络难以重建；而家庭就业人数越多、就业培训次数越多的农户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就业等自身发展方面，尚未建立起新环境下的社会关系网络。

易地搬迁的生计资本变动研究不仅关乎脱贫成果的巩固和农户可持续生计，还直接影响安置区的长效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既有研究更多关注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36]，较少关注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内部考察。本研究聚焦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的内部变动，揭示不同生计资本要素在搬迁前后的变化机理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为西南山区安置区后续发展路径与政策制定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巩固了农户的脱贫成果，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例如搬迁农户如何实现生计多样化、如何提高生计获取能力等后续发展问题。西南山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等影响，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相对于搬迁前，自然资本变动指标值呈现较大幅度下降，这与迁入地特定自然环境条件、耕种半径变化等有较大关系，这势必导致在后续发展中推进农户耕地、林地等自然资本流转；相对搬迁前，农户人力资本变动指标值变化幅度较小，这与原有地域性封闭的思想观念、社区与政府的治理方式等有关系，因此应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技能培训，提高培训的效果和质量。同时，研究揭示了政策帮扶、家庭生计能力、社区环境等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主要因素，进一步说明了生计资本变动有赖于外驱力和内生力的综合作用，但在易地搬迁的后续发展阶段，应着力增强脱贫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

本研究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视角，构建了生计资本变动理论框架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1 012份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情况，并且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不同生计资本要素在搬迁前后的变化机理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西南山区易地搬迁脱贫农户整体生计资本有明显改善。具体来看，生计资本在搬迁后呈现出了积极的变动趋势，总变动值提升0.507 7，变动幅度达到了25.24%。这表明易地搬迁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表现突出，其指标值分别提升了16.89%、40.31%和30.85%。

2) 五大生计资本变动幅度差异较大。一是自然资本变动指标值明显下降，搬迁后农户与原有土地资源分离，由于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空间距离导致耕种半径大幅扩大，农户选择土地流转、弃耕或集体回收，导致自然资本下降。二是人力资本变动有一定改善，这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就业机会增加以及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不仅增强了农户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稳定性，也改善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从而提升了农户的人力资本，但调研中还发现，就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及效果仍需优化。三是物质资本变动、社会资本变动与金融资本变动明显改善，虽然搬迁后农户的亲友关系密切度和邻里关系密切度有所提升，但仍存在人际交往障碍，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全面增强；金融资本的正向变动得益于家庭收入的增加和信贷渠道的拓宽，但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也带来了潜在的财务压力。

3) 政策帮扶、家庭生计能力与社区环境对农户的生计资本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讲：自然资本变动受到政策补贴金额、家庭是否参与农业企业或合作社、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就业培训次数等的影响；人力资本变动受到政策补贴金额、家庭劳动力人数、生计多样性、就业培训次数等的影响；物质资本变动受到政策补贴金额、家庭是否参与农业企业或合作社、家庭最高学历、家庭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等的影响；金融资本变动受到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就业人数、家庭年收入、就业培训次数的影响；社会资本变动受到帮扶政策解决家庭就业人数、年龄、家庭最高学历、家庭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人际交往是否有障碍等的影响。

1) 完善土地补偿机制，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强化自然资本的利用。首先，由于西南山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搬迁后耕种半径大幅改变，部分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自然资本收益，导致土地搁置或弃耕等问题。因此，应建立土地流转收益的长效机制。同时，推动农户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土地流转或土地入股的形式积极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实现搬迁农户自然资本的盘活和利用。其次，要积极发挥西南山区特色自然资源的优势，充分利用西南山区气候和土壤特点，发展具有地理标志性的地域特色农产品，完善和利用电商平台、线下直销等多种渠道，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有效转化自然资本优势为发展优势，促进自然资本对搬迁农户的增收。

2) 定期开展技能培训，拓宽农户就业渠道，优化人力资本的开发。首先，结合西南山区搬迁安置点周边的特色产业与发展规划，定期开展个性化职业技能培训，包括西南山区特色农业技术、手工艺、旅游服务等，提升农户的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其次，通过社交软件如微信群等常态化地推送相关信息，包括通用职业素质培养、企业劳动法律法规等内容，不断提高农户的信息化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再次，进一步加强安置区工业园区、扶贫车间、旅游等项目建设为搬迁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37]。最后，协同不同部门，设立多种类型的公共服务岗位，为搬迁农户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例如护林员、公共设施管理员、村内水域巡查员等，鼓励搬迁移民在安置社区周边通过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多种形式就业。

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物质资本的积累。针对西南山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现实状况，要进一步通过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强化安置区生产生活的物质支撑条件。一方面，完善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所在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等，优化易地搬迁安置点交通网络布局，如合理增设安置区公交站点、完善安置区饮用水供给等设施。此外，通过建立5G网络、物联网等智能基础设施体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为安置区提供更为有力的硬件支撑^[38]。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设立“一站式”社区中心，避免搬迁户“两头跑”现象，尤其在西南山区搬迁安置区，“一站式”社区中心的建设，不仅是基本服务功能的整合，还应特别关注促进社会融合、尊重民族文化等独特需求。同时，进一步优化安置区教育服务设施，并与本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建立共享教学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站或诊所，与上级医院建立转诊机制等，不断夯实安置区的生产生活的服务保障。

4) 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开发多元化金融产品，提升金融资本水平。针对西南山区普惠金融和脱贫农户对于金融服务认识滞后的特点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搬迁脱贫农户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定期为搬迁农户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帮助农户树立正确的现代金融观念。第二，开发适合脱贫农户特点的金融产品。针对脱贫农户家庭发展基础、劳动力等特点，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小额创业信贷、农业保险、农村养老金融等，降低农户融资门槛，提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第三，积极搭建对接平台。通过安置区农业合作社、帮扶车间等，为脱贫农户与政府、金融机构等搭建对接的平台，为脱贫农户提供定制化农业保险产品，帮助农户获得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第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健全的搬迁群众与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搬迁群众能够分享产业发展的成果。通过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方式，实现搬迁群众与经营主体的紧密合作和互利共赢，不断提升农户收入。

5) 加强社交网络建设，促进社区共同治理，提升社会资本建设。研究发现，西南山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封闭，具有其历史性，而搬迁后又面临易地经济重建、社会重构的挑战。因此，一要加强搬迁脱贫农户的社会网络构建。针对安置区脱贫农户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等，通过定期举办社区活动，如文化节、体育比赛、技能竞赛等，促进搬迁脱贫农户相互交流和合作，构建和谐社区氛围。二要促进搬迁脱贫农户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安置社区要培育“互信、互容、互合、互助”为特征的新型邻里关系，营造和谐社区氛围。进一步完善安置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为搬迁农户提供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增强社区自我管理能力。三要加强社会关怀与服务。针对搬迁脱贫农户社会融入障碍，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例如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设立心理咨询室等，帮助其处理搬迁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同时要重点关注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如无障碍设施改造、托儿所、老年人活动中心等，使其更好融入新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