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既是体验休闲与旅游住宿相结合的住宿方式，也是一种旅游资源，因不同地区民宿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形态不同，其定义也不一致. 大多数国家用B & B来表示民宿，也有一些国家称为“Homestay” “Family Inn” “House Hotel”等. Clarke^[19]认为，民宿是能够体验旅游环境的住宿产品；Dallen等^[20]认为民宿是建在乡村环境中的为游客提供住宿与餐饮服务的旅舍，旅游者通过入住来了解当地的日常生活与文化.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新版“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中，将民宿定义为：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经营客房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 m²，主人参与接待并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当前民宿行业发展日盛，民宿的分类与运营模式、相关利益主体及利益分配、空间分布特征、住宿体验等日益成为研究热点^[21-24]. 随着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土地利用转型^[25]、乡村重构^[26]等理论日渐丰富，民宿村落和集群的空间分异特征与空间重构效应研究开始得到关注.

本文中的巴渝民宿特指由重庆市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注资主导建设和经营管理的乡村民宿，除具备上述民宿的特点外，该类乡村民宿以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带动农户脱贫增收为阶段性目标，结合避暑海拔高程、民族及民俗文化特色及村庄优质旅游资源等特点，通过政府、企业、农户及村集体等多主体参与，采用“以房联营、以地入股、共建共享”模式，以促进乡村营造、实现乡村振兴为长远目标的特色乡村民宿.

对“乡村营造”学界目前并无明确定义. “营造”原指“建造、构造”，通常与建筑及器械制作相关，字面意义上有“行动”“造作”的含义，其不是简单的建造或设计，而是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共同参与的一个复杂系统工程^[27]. “乡村营造”以乡村景观为对象，以乡村居民为参与主体，从“人、文、地、景、产”五个维度切入^[28]，挖掘乡村的生态、审美与文化价值，让乡村在新一轮的改造中收获自身文化与经济价值，依托对环境、产业、文化等的改善，满足村民物质与非物质需求. 我国的乡村营造系统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村民主体参与、承建团体支持，三方参与的模式决定乡村营造系统是自上而下的线性链接式的结构形式，具有较强的导向性^[13]. “乡村营造”虽无确切的概念界定，但总体来说，在阐释乡村营造的内涵时都涉及参与主体、改造途径、改造结果这些关键要素环节. 近年来，“乡村营造”一词也被写入国家的政策文件，如2019年5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指出“运用城市设计、乡村营造、大数据等手段，改进规划方法，提高规划编制水平”；2020年4月30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做好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意见”(渝委发〔2020〕12号)中将“乡村营造”解释为：“引导和控制乡村空间环境和风貌特色，尽可能多地保留乡村原有地貌、自然地形等，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风光”.

本文将“乡村营造”的概念界定为：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对乡村地域系统的整体或部分进行保护、挖掘、改造等途径，塑造乡村空间，改善乡村风貌、提高村民生活品质的建设发展活动. 其中，乡村空间结构优化是目标，体现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有序组合，使其既能体现区域主体功能导向，又能满足新时代居民对各类空间的需求；参与主体是核心，既包括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村民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包含系统外主体如政府、企业等；改造方式和途径是关键，体现为参与主体建设乡村的具体方案与实践.

景观空间是展现乡村风貌的主要构成要素和展现乡村意象的有效窗口，乡村营造的重点即为乡村景观空间的营造. 乡村民宿建设就是乡村营造的过程，民宿发展推动乡村聚落“三生”空间重构优化. 民宿建设之前的边远山村，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传统农耕文明指导下的乡村生活空间杂乱破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生产空间以传统的小农种植和养殖空间为主，处于无序扩张状态；生态空间较为散乱，富有野性. 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人口流失导致房屋破败、土地闲置以及文化传统丧失，空间无序化问题日益突出. 民宿的建设和发展使聚落空间发生明显改变，生活空间由血缘聚集向业缘聚集转变，生产空间由农业生产功能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有序斑块化发展. 乡村聚落由封闭走向开放，村落内部与外部不断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逐渐出现复合空间. 生产-生活空间逐渐融合，生产-生态空间相互转化，生活-生态空间相互交织. 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村落系统内部的空间逐渐扩展融合，形成结构相对复杂、空间逐渐有序的新型乡村民宿聚落. 整体上，乡村民宿产业发展推动了乡村“三生”空间营造和协同演化，促进了乡村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图 1)

随着城镇居民对乡村空间消费需求的增加和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村闲置宅基地等资源日益受到重视，在依托乡村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及人文资源优势的前提下，特色风情小镇、传统古村落、田园综合体及乡村民宿等乡村发展模式相继涌现，促进了乡村营造与现代化发展. 有的地方因民宿建设而旅游生，有的地方因发展旅游而民宿兴，但无论哪种情况，民宿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民宿与乡村营造相伴而生.

民宿发展耦合了乡村经济社会与空间的变革，核心行动者的推动作用能够实现乡村物质景观与社会的转变与重构，优化提升乡村内部结构和功能，实现城乡协调与互补^[29-31]，内部条件与外部因素的双向驱动及多元主体的干预是乡村聚落人地关系与地域功能转变、乡村重构的重要原因^[32]. 在内外要素有机作用下，巴渝民宿模式逐渐形成，推动乡村空间营造. 乡村营造与乡村重构目标愿景一致，其区别在于乡村重构的起点通常是非良性状态的乡村地域系统，且侧重于重新架构与转变，但乡村营造的起点并非一定是“存在问题”的乡村，而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下发生的建设发展活动，其更强调主体参与下的建设途径与方式. 在巴渝民宿模式的建设发展中通过乡村内外各要素“输入、新增、留存、整合”形成品质化的生活空间、集约化的生产空间、景观化的生态空间以及多样化的复合空间(图 2).

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以带动农户脱贫增收、激发农村资源资产要素活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阶段性目标，通过开展民宿建设，助推农村地区发展，主要形成了“以房联营、以地入股、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表 1).

传统乡村建设活动主要由村民、村集体两方参与，相关事宜由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间进行商讨. 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是政府、村集体以及农户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标志着乡村建设由两方主导向多方参与转变. 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用地取得方面，因相关用地及建设补贴政策由政府出台，且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使用，加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行，巴渝民宿的营建聚拢多方主体，集各方之长形成丰富多元的主体参与体系. 此外，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引导恒大、华侨城、北大资源等知名地产企业通过合作入股参与民宿建设，通过吸引工商资本下乡，为乡村营造带来充足的资金，保障了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民宿运营过程中，集团选派专门人员驻扎乡村，并为民宿聚落配备专业店长，负责片区管理工作，指导农户旅游经营，通过民宿的运营与乡村旅游的开展，游客与村民及村庄产生交流互动，城市文化渗入乡村，促使传统乡村更加开放与包容. 外来资源输入乡村聚落，促进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奠定了城乡融合发展. 巴渝民宿通过将城市的建设资金、管理、技术、人才等要素与乡村房屋、土地等资源有机链接起来，有效盘活乡村各类资源，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

在依托旅游资源发展民宿的基础上，巴渝民宿借助区别于传统农家乐的住宿体验与产品开发同时带动所在乡村的旅游业发展，其网络平台专设巴渝文化板块，通过全方位宣传展示巴渝乡土文化吸引城市人口前往乡村，促进周边旅游景观及氛围营造，而旅游业配套产业的开发建设，改变了乡村以农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现状. 随着入住游客对餐饮、娱乐需求的增加，农家特色酒肆、乡村游乐场等场所逐渐形成，乡村业态进一步丰富；此外，民宿发展促进乡村聚落内基础设施不断更新与完善，如入村道路的扩宽硬化、饮用水的安全达标、垃圾的集中规范处理等，巴渝民宿的建设过程即是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过程. 巴渝民宿的建设，在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同时，实现了农户脱贫增收. 民宿旅游通过激发本地农户的发展意识，促使农户就地创业经营餐饮，拓宽其收入来源渠道，且农户通过“以房联营、以地入股”获得收入分红，财产性收益进一步增加.

巴渝民宿秉承“乡土特色与现代化适应性相结合”的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宿一品、共建共营”的建设原则，在建筑的修建中结合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建筑空间布局采用便于农户生产生活的院落式布局，并依据地势起伏进行整体布局，同时使用融入本地石材或夯土的建筑材料，使得民宿保留了乡土气息并极具地方特色. 民宿建设并未丢失传统乡村生活方式与习俗，其内部空间布局尊重当地村民生活习惯，保留堂屋、火塘等空间，厨房设立遵从农户意愿，依附民宿主体建筑侧边修建独立偏房并保留传统土灶. 经营民宿赋予农户民宿主人的新身份，但并未完全剥离农户传统的耕作生活方式，聚落内部及房屋前后仍留有块状菜地及农户承包地，用以种植苞谷、烤烟等传统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存续了乡愁与乡情.

一是居民点的集聚. 巴渝民宿的建设选址主要包括农户原宅基地拆旧建新和农户易地搬迁、原宅基地复垦两种方式. 对于分布较为集中、地形条件良好的聚落，通过原址拆旧建新，对新建的民宿以户人口数为原则分配户型，随机分配位置，在保障农户居住需求的同时保证用地公平，而分散零星、地形条件较差的聚落，通过拆旧复垦搬迁，将原本独立散乱的农村住宅集聚到更加平坦及适宜居住与发展的空间，减少了基础设施投入成本，优化了农村居民点布局.

二是土地的规整. 主要表现为零散自留地的创新使用与农户承包地的流转整合. “智慧田园”模式对民宿区域内的零散土地进行分区分块，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发共享农庄认领活动，供游客线上认领地块，农户通过参与代种代管服务而获得代种代管费. 农户承包地通过统一整合并流转给开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相关企业，逐步实现规模效应.

三是社会关系的重构. 传统乡村聚落的社会关系主要由地缘及血缘关系联结，巴渝民宿的建设重组了原有的邻里关系，同村不同组的各家各户经民宿规划布局成为新邻居，改变了传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空间上“团聚”的结构，原本稳定、牢固甚至封闭的社会关系逐渐开放化.

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依据民宿项目所在村落的土地利用功能特征，并结合其他学者研究成果^[33-35]，本文界定案例区村落的空间用地类型如表 2所示.

生活空间营造主要体现为居住空间环境改善、公共服务空间提质增效、基础服务设施覆盖度提升. 民宿建设发展前，农户起居空间主要由卧室、堂屋、灶房、圈舍、杂物间、院坝等组成，建筑材料以木材、青瓦、夯土为主，抵御外部环境能力弱，空间功能混乱重合，以生活居住和农业生产工具存放为主. 民宿建设发展后，传统土木结构房屋改建为砖混木结构，屋内空间重组且功能明确，起居、餐饮、住宿接待与院坝活动空间更新并完善，生活空间由功能模糊混合、环境杂乱潮湿、设施落后陈旧向功能清晰、环境整洁、设施现代化转变.

公共服务空间是反映农户生活和精神状态的重要指标，其建设完善过程承载着乡村文化的变迁. 民宿建设发展前，山区乡村聚落整体上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分布特征，承载着乡土文化、娱乐生活的休闲性公共空间缺失；而屋前院坝、村口、树下等空间，是提供村民日常交流和情感维系的唯一场所，环境条件有限，配套设施不足，农户公共活动频率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民宿发展后，公共服务空间逐渐多元化，小卖部、公厕、图书室、文化广场等空间新增并完善，满足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文化需求. 此外，民宿的发展促使政府拓宽、硬化乡村道路，并修建垃圾处理设备、布设路灯及院坝前的照明设施，民宿所在集群实现网络覆盖. 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前提，也是改善农民生活的支撑点，同时也为农户创业增收提供便利.

畜牧养殖空间收缩或消失、农业生产空间由零散转向聚集、旅游服务空间显著扩张是乡村生产空间营造的主要表现. 传统村落的农户通常在房屋附近修建圈舍或者在一层房屋偏房进行牲畜养殖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圈舍占地面积在20 m²以内. 民宿建设发展后，受相关旅游规范标准的限制及对整体环境卫生的考量，民宿经营区域内一般禁止建设鸡圈、猪圈等畜牧养殖场所，养殖空间在以民宿经营为主的村落中逐渐消失. 但因存在对畜牧产品的客观需求，农户多采取变通策略，如减少养殖家禽数量、异地养殖，部分民宿点在民宿经营区域外设置统一的养殖场所.

重庆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零散、破碎，在农业生产空间方面，承包地主要由农户自种高山玉米、红薯等作物，耕作潜能较低的土地则出现撂荒情况. 民宿建设发展后，为满足旅游发展需要，农户的耕地经历流转、整合以及再分配过程. 村集体组织通过整合项目区内的耕地，使农户获得租金，同时，各民宿点在建设过程中都为农户重新分配小块土地用于种植日常蔬菜，该地块的特点是小而均，主要沿建筑周围及道路两侧分布. 旅游发展需求促使传统的乡村生产空间衍生出配套旅游产业用地并逐渐扩张，村内原本闲置的地块改建为旅游停车场，新建商业步行街、游乐园等现代化休闲娱乐场所，旅游服务空间不断蔓延，乡村传统农业生产空间的功能不断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

建设民宿前，聚落内部生态空间零散分布，主要体现为农户在院坝周围栽种少量绿植花卉，生态空间被道路及分散的耕地分割，整体村落生态空间规则不一、杂乱无序. 发展民宿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一规划，规整有序，同时出于整体旅游环境需要，村落内外新增绿化空间及观赏水域空间，各民宿房屋周围布设规则小块花园及菜园，村落生态空间逐步景观化.

在乡村复合空间的形成过程中，生产-生活空间交互融合、生产-生态空间兼容转化、生活-生态复合空间相互交织. 部分农户因经营餐饮业而产生对相应空间的需求，但因民宿建筑单体规划设计空间限制，民宿点只能用堂屋、院坝、腾出的客房等空间代替餐饮服务空间，生产与生活空间交织. 民宿建设前用于存放杂物的阁楼被改造为客房与棋牌室，农户生活空间被压缩. 而旅游旺季到来时，村内用于休闲交流的公共广场又可作为农户零售农产品、停车的场所.

生产生态空间转化趋势明显，自然沟渠、水塘等生态空间随着水上娱乐场所的建立而转变为生态-生产复合空间，旺季时承担起游览休闲功能，淡季则主要承担水源涵养功能. 其次，养殖空间的萎缩和消失带来村落绿化景观的扩张，从而扩充了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 民宿发展前农户宅基地周围通常种植果树或花卉装饰生活空间，民宿建设过程中村落内部新建花圃、草坪，村内道路两旁新增绿化景观，原有生活空间内的植物景观被赋予新的生态功能，同时生活空间内为满足旅游服务需求融合具有生态价值的景观.

巴渝民宿的建设发展重塑了乡村空间，同时优化了乡村土地利用格局. 房屋结构、内部设施等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农户生活空间发生质的提升；耕地经流转集中并重新分配，生产空间得以优化整合；绿植景观规整有序，生态空间逐步景观化. 此外，乡村三生空间不断重构、融合，基于巴渝民宿建设的乡村聚落环境得以改善，乡村土地类型趋向于为满足民宿旅游发展需求而服务，土地利用格局和秩序得以优化. 尽管巴渝民宿的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部分问题：巴渝民宿农户主体与游客交流主动意识不强，农事体验活动内容不丰富，游客融入感较弱；乡村民宿建设发展后续资金不足，资金筹措渠道单一；民宿建设对乡村发展多层次建设需求兼顾不够，与乡村整体布局规划有效衔接不足，存在民宿建设用地与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基本农田保护、生态红线等相矛盾等问题.

本文在对巴渝民宿和乡村营造、民宿建设发展中的乡村营造过程及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巴渝民宿建设发展模式，系统分析了巴渝民宿建设发展中的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营造过程.

1) 乡村民宿建设作为塑造乡村风貌、提高村民生活品质的途径之一，其建设发展过程也是乡村营造的过程，民宿建设的主体同时是乡村营造的主体，民宿建设发展的具体实践成为乡村营造的一种途径. 巴渝民宿经过实践，探索出的“以房联营、以地入股、共建共享”的民宿发展模式理顺了资金、用地来源、利益分配及民宿产权等关键问题，通过各类要素的“输入、新增、留存、整合”等方式丰富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活化乡村资源要素、推动乡村空间营造.

2) 在乡村空间营造的过程中，乡村生活空间逐渐品质化，房屋结构外观得以加固和修缮、内部设施由落后向现代转变，空间功能由混合模糊转向独立清晰；生产空间集约化，农业生产空间经流转整合由零散变集聚、畜牧养殖空间因旅游发展限制逐渐收缩至消失；旅游服务空间开发建设配套；生态空间景观化，乡村聚落内部生态空间经规划布局逐步规整有序；复合空间多样化，乡村生产-生活空间交互融合、生产-生态空间兼容转化、生活-生态复合空间相互交织. 整体而言，乡村土地类型趋向于为满足民宿旅游发展需求而服务，土地利用格局和秩序得以优化.

3) 巴渝民宿的建设发展促进了乡村空间重塑、丰富了乡村产业形态、传承了乡风文明、促进了城乡要素流动、激发了乡村内生动力，带动了农户脱贫增收，但也存在对本土文化挖掘深度不够、后续发展资金来源不足以及缺乏规划的有效指导等问题.

1) 结合农户实际生产生活需求，完善民宿建设中的建筑单体空间设计，统筹村庄国土空间规划与乡村整体发展. 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实际需要，设计适用于旅游经营户、普通户的居住空间户型，解决生活空间与旅游经营空间交叉冲突的问题，同时协调用地主体需求，通过科学评估，合理规划养殖用地，或者与邻村协商，通过空间置换的方式建设养殖场所，满足农户对畜牧养殖空间的需求. 另一方面，充分挖掘、整合区域内特色乡村旅游资源，形成目标明确、布局合理、定位科学、特色鲜明的民宿发展规划，协调民宿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确保民宿用地规模、范围符合规划要求，有效避开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红线，科学安排民宿用地指标及其配套设施用地指标，发挥乡村民宿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生态宜居的引领作用.

2) 充分挖掘乡村地域特色，提高民俗文化体验感. 一是以村域为单位，调查盘点乡村人文资源，识别、解读乡村文化内涵，设置宣传栏或建立村史文化档案馆，以文字、图表、讲解等多种方式集中展示与宣传乡村文化，提升乡村文化的可视性；二是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产品，凸显农耕文化、乡土文化以及民俗特色，开发富有本土特征的食品、用品、纪念品等创意产品，提升乡村文化的多元性；三是创造性地开展农耕体验、民间技艺、时令民俗、节庆、民间歌舞等活动，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提升乡村文化的参与性.

3) 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 发挥政府的支持引导作用，提高农户及村集体的资金筹措能力，探索新型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下乡，从而优化乡村民宿投融资结构，促进行业内资金整合与行业间资金统筹相互衔接，整合多方资金筹集渠道，建立乡村旅游资金统筹长效机制.

本文借助巴渝民宿案例探究新业态植入乡村过程中对乡村空间的影响，在乡村营造概念界定及营造机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例分析该民宿业态对乡村营造的作用过程及机理，为研究乡村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但本文所选研究样点局限于重庆山区，且仅从巴渝民宿视角出发，侧重于乡村物质空间营造分析，未涉及乡村基层组织、社会阶层等社会形态的变化，乡村社会空间营造，以及农户意愿、农户生计演变、适应性等方面的内容，未来乡村空间营造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且需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定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