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问卷星以网络在线形式对小学三年级至高三的学生进行调查，共获得63 626份中小学生问卷数据，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58 407份(有效率91.80%)，留守中小学生数据15 766份(留守比例26.99%)，其中，三年级学生1 926人(占12.2%)，四年级学生1 914人(占12.1%)，五年级学生2 169人(占13.8%)，六年级学生2 145人(占13.6%)，初一学生2 117人(占13.4%)，初二学生1855人(占11.8%)，初三学生1039人(占6.6%)，高一学生1119人(占7.1%)，高二学生961人(占6.1%)，高三学生521人(占3.3%). 男生7 781人(占49.4%)，女生7 985人(占50.6%). 被试平均年龄为12.60岁(7~18，SD=2.45).

本研究采用郭成等^[18]编制和修订的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 经修订后的量表包含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4个维度32题和2个测谎题，共34题，采用5级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适应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良好(χ²=16 654.27，df=432，CFI=0.91；TLI=0.90；RMSEA=0.05；SRMR=0.04)；社会适应及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0.95，0.85，0.83，0.90.

本研究采用Gross^[13]编制的情绪调节策略问卷. 该问卷包含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个分维度，共10个项目. 采用5级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使用该种情绪调节策略. 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0.78.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中小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认知和行为的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认知和行为2方面. 认知问卷包括2题：①疫情严重性：你认为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吗？②疫情影响性：你认为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行为问卷包括3题：①学习时长：近期你在家每天学习的时长大概为多少？②运动时长：近期你平均每天的运动时长为多少？③睡眠时长：近期你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长大概为多少？疫情相关认知和运动时长采用3级计分，疫情期间学习时长和睡眠时长采用4级计分. 疫情相关认知得分越高，认为疫情越严重、影响越大；疫情相关行为得分越高，表明学习、运动、睡眠时间越长.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进行，由班主任将问卷链接发送至班级群，学生利用手机或电脑作答. 回收问卷后，采用测谎题和作答时间长短等进行有效问卷筛选. 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如表 1所示，性别差异上，女生在社会适应总水平、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男、女生在人际和谐上的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独生子女与否的差异上，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非独生子女在生活独立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在家庭居住地差异上，城市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城镇留守儿童，但不同居住地的留守儿童在生活独立上的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学段差异上，小学生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中生，初中生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中生，但高中生在生活独立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中生，初中生在生活独立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小学生；在留守时长差异上，留守0.5~1年的儿童，其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留守1~2年、2~5年、5年以上的儿童，且留守5年以上的儿童，其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和环境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留守1~2年的儿童，不同留守时长的儿童在生活独立上的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 2所示，在疫情严重性差异上，认为疫情“严重”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认为疫情“不严重”的留守儿童，且认为疫情“不严重”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认为疫情“与我无关”的留守儿童；在疫情影响性差异上，认为疫情“影响非常大”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认为疫情“一般影响”的留守儿童，认为疫情“一般影响”的留守儿童在环境认同上的得分显著低于认为疫情“基本不影响”的留守儿童，认为疫情“影响非常大”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认为疫情“基本不影响”的留守儿童.

在学习时长差异上，学习时长为6 h以上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学习时长为4~6 h以内的留守儿童，且学习时长为4~6 h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学习时长为2~4 h以内的留守儿童，学习时长为2~4 h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学习时长为0~2 h的留守儿童；在运动时长差异上，运动时长为1 h以上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运动时长为0.5~1 h的留守儿童，运动时长为0.5~1 h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运动时长为0~0.5 h的留守儿童；在睡眠时长差异上，睡眠时长为10 h以上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生活独立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睡眠时长为8~10 h的留守儿童，睡眠时长为8~10 h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和学习自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睡眠时长为6~8 h的留守儿童，睡眠时长为6~8 h的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总水平和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睡眠时长为0~6 h的留守儿童.

采用相关分析考察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其社会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适应总水平、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与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种情绪调节策略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表 3).

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种情绪调节策略为自变量，分别对社会适应及其4个子维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由表 4可知，认知重评对社会适应、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表明随着认知重评策略使用的增多，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水平会逐渐升高；表达抑制对社会适应、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对生活独立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对学习自主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表明随着表达抑制策略使用的增多，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人际和谐、环境认同水平逐渐降低，但生活独立水平逐渐升高. 其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社会适应整体水平的解释率为29.4%，对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的解释率分别为27.0%，23.9%，9.7%，22.4%.

本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会受到性别、独生子女与否、家庭居住地、学段、留守时长的影响. 第一，在性别差异上，留守女生的社会适应、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学习自主水平均显著高于留守男生，这与前人研究一致^[19-20]；但留守男生与留守女生的人际和谐水平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肖梦洁^[5]的研究类似，即男、女生在人际疏离方面的表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第二，在独生子女与否差异上，非独生子女的生活独立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这可能因为在一孩家庭中，父母养育压力较小、更易溺爱子女，由此独生子女在生活上也更容易对他人形成依赖，从而生活独立能力更差^[19]. 第三，在家庭居住地差异上，城市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人际和谐、环境认同、学习自主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城镇留守儿童，这可能因为相比农村、城镇，城市中丰富的社会环境刺激会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如更少的害羞和敏感^[21]，且家庭居住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社会资本. 根据经济投资理论的家庭投资模型，居住于城市的高收入家庭可能更多投资于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而居住于农村或城镇的低收入家庭可能更多投资于家庭的迫切需求^[22]，从而与城市留守儿童相比，农村、城镇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较低^[23]；但居住在城市、城镇、农村的留守儿童的生活独立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由于无论居住地在哪里，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他们较早参与到家庭劳动中，其独立生活的能力在生活中不断得以锻炼和提升. 第四，在学段差异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独立水平随着学段升高而提升，本研究中的生活独立主要测查“我能自己做饭”之类的家务能力，所以随着年龄增长和生长发育成熟，其生活独立水平也相应提升. 而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及其他社会适应子维度水平随着学段升高而降低，这与以往研究一致^[24]，这可能因为与小学生相比，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伴随着情绪波动大、行为易冲动等特点，会面临更多学业压力和亲子关系紧张问题，进而表现出更差的社会适应. 第五，在留守时长差异上，短时间的留守(0.5~1年)并没有导致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水平的下降，当留守时长超过1年后，随着留守时长的增加，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水平先缓慢下降(1~5年)，最后有回升趋势(＞5年)，这一变化趋势与Oberg^[25]的四阶段论描述的适应过程相符. 儿童、青少年从有父母陪伴的生活环境转到离开父母的新生活环境，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由于“新鲜感”的适应到中途的挫败、震惊，最后不断调节达到新的适应状态的过程.

本研究同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会受到与疫情相关认知、行为的影响. ①认为疫情越严重及疫情对其生活影响越大的留守儿童，其社会适应水平越高，这与以往研究不太一致^[11]，究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体现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对留守儿童积极作用的一面. 对留守儿童而言，在疫情更加严重或影响更大时，其父母会通过回家或给予其更多关心的方式使留守儿童感受到未有过的情感陪伴，使其心理需求得以满足，从而社会适应更好；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本研究中关于“疫情影响性”的调查不单指向消极影响，还包括积极影响. ②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随着学习时间增多而升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多学生采用网络学习的方式，减少了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紧张感，以往类似研究也表明^[26]，具有便利性和交互性的网络替代学习可增强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效能感. ③当每天运动超过0.5 h后，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升高，以往实证研究表明^[27]，运动可改善认知功能损害和缓解消极情绪. ④随着睡眠时长增加，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升高，以往相关研究也表明^[6]，睡眠状况和个体心理压力显著正相关，疫情期间，睡眠质量的下降值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8].

情绪调节或情绪调节策略是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指标，对其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8]. 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共同预测了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这与情绪调节的两阶段模型相符^[14]，即在情绪的体验和表现阶段都进行情绪调节的过程会对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这与郝萍等^[16]的研究一致，即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有效减轻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认知重评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这与以往类似研究一致. 认知重评属于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个体通过改变其对事件的理解从而减少消极情绪体验，即在情绪产生前改变自身消极认知，它作为一种积极的认知策略，可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心理健康水平^[14.16]. 然而，表达抑制显著负向预测社会适应、人际和谐、环境认同，显著正向预测生活独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表明表达抑制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两面影响. 表达抑制属于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是对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进行抑制，会调动自我控制能力^[29]. 虽然多数研究者^[16]认为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但也有研究者^[17]认为表达抑制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中表达抑制对留守儿童生活独立的正向预测可能原因是：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其被隔代抚养，导致其在体验到较高情绪时缺乏倾诉对象，会更多采取压抑情绪不外露的方式，以致在生活中的表现更加独立、自主.

本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状态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不仅受性别、独生子女与否、家庭居住地、学段、留守时长的影响，还受与疫情相关的认知(包括疫情严重性、疫情影响性)、行为(包括学习时长、运动时长、睡眠时长)的影响；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及其子维度与认知重评、表达抑制显著两两正相关，且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共同预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 本研究的发现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提升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学校和教育者需认识到男生、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在农村和城镇的留守儿童、留守时长在1~5年的儿童以及中学生的社会适应会表现较差，需要特别关注这些留守群体的身心健康；其次，学校和教育者应加强教育，使留守儿童明白保持足够的学习、运动、睡眠时长对其学习、人际、生活等的重要性，例如监督学生每天保持至少6 h的学习时间，坚持每天运动0.5 h以上，保持每天睡眠时间至少在8 h以上，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其社会适应水平；第三，学校应加强对留守儿童在压力情境中运用情绪调节策略与方法的教育和训练，使其适时进行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以减少消极情绪体验，促进社会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