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序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语序与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现代汉语是典型的VO型语言，但上古汉语存在部分OV语序。OV语序是上古汉语中极为重要的且使用较频繁的一种句式，其中借助结构助词“是”“之”“焉”“斯”“来”等前置OV语序是上古汉语OV语序的重要类型之一^[1]。借助“于”“焉”“斯”“来”等前置的OV语序只在极少数特定文献中出现，使用频率低，数量少。但借助“是”“之”前置的OV语序，则贯穿于整个上古时期，使用数量多，跨度大。从历史发展看，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开始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广泛使用，到两汉时期基本消亡。但直到今天该结构还遗存在现代汉语中，如“唯利是图”“唯你是问”“何陋之有”“唯命是听”“马首是瞻”等。为了正确认识该语序类型，有必要对“是”“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事实上，从《马氏文通》开始，对“是”“之”的研究已成为语言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但经过120多年的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一直困扰着学界而未得到良好解决，不利于对上古汉语OV语序全面深入地认识，更不利于汉语语法史的建立和完善。综观已有成果，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其性质和功能的研究，对其间的差异及原因的研究颇不充分。关于其差异及原因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各类古代汉语教材、语法著作和期刊论文中，而且只是就一个或几个方面差异的简单描写，很少涉及原因的探索。基于此，本文对其差异及原因作全面系统研究。

关于“是”“之”差异及原因的讨论，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马建忠，他认为“凡止词先乎动字者，倒文也。如动字或有弗辞或为疑辞者，率间‘之’，辞气确切者，间参‘是’”，充分认识到“是”“之”在“弗辞”“疑辞”“辞气”三个方面的差异^[2]。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成果很少。王力指出，如果被提前的宾语是代词，一般只能用“之”复指^[3]。8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殷国光指出，否定词在动词之前的，语法标志一律用“之”；否定词在前置宾语之前的，既可用“是”也可用“之”；句末有语气词时用“之”不用“是”；当前置宾语出现“疑辞”时，语法标志用“之”不用“是”；如果前置宾语由代词充任的话，语法标志用“之”不用“是”^[4]。朱声琦指出，如果前置宾语是指示代词(主要是“是”“此”等)，提宾时一般用“之”而不用“是”，他认为“是”可以作代词宾语前置，“之”作宾语时一般不可前置(否定句除外)^[5]。杨伯峻等从否定词句法位置、疑问词搭配、句末语气词、前置代词宾语四个方面对其差异作了较全面的归纳^[6]805-807。向熹认为代词作前置宾语时，代词宾语可以用“之”复指，但不能用“是”“斯”“实”“於”“来”等词^[7]。进入新世纪，洪波从前置宾语代词、疑问词搭配、否定词句法位置、与“将”构成“将O是V”格式四个方面对二者的差异进行总结，指出“是”具有确认和强调的语用意义，而“之”是没有这种语用意义的^[8]。何乐士讨论了“将”与“是”的搭配问题，指出“是”所在的句式都用在表示肯定语气或论述将要发生、应该发生或希望发生的事情^[9]。上述成果认识到了“是”表确定的语气和与将来时间相联系的特征。李武伟则讨论了“将”与“是”搭配的问题^[10]。

综上，学界已观察到“是”“之”二者在否定词句法位置、疑问词搭配、前置代词宾语、与“将”搭配等方面的差异，但受调查语料范围的限制而未能进行全面揭示。由于对代词语义的深入了解不足，导致对产生差异原因的解释不充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是”“之”的差异及原因，就不利于全面认识上古汉语OV语序的性质与特点。基于学界对“是”“之”的差异总结不够全面、差异产生的原因探索不够充分，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上古时期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进行穷尽性考察，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厘清其流变，结合代词在时间表达、连接性强弱、语气强弱等方面的相关成果，重新梳理“是”“之”差异，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为汉语史语序研究提供借鉴。

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是上古汉语OV语序的重要类型之一，二者的产生年代存在先后之别。殷商甲骨文则未见“是”字，据考证“是”字最早见于周昭王年间(前995—前977)所铸“沈子簋”。“之”则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使用。基于“是”“之”出现的最早时间，本文通过对上古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以及《尚书》《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管子》《荀子》《韩非子》《墨子》《战国策》《史记》《汉书》《论衡》等传世文献，对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这些文献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即春秋以前、春秋、战国、西汉、东汉。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例，剔除重复情况之后的使用次数，详见表 1：

由表 1可知，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明显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和数量上的差异性。从历史发展看，借助“是”前置的OV语序在春秋以前出现之后，一直沿用到东汉；借助“之”前置OV语序从春秋以前出现之后，一直沿用到西汉。从使用数量上看，两种结构使用越来越少，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从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数量来看，表现出不同差异。春秋以前和春秋时期，借助“是”前置OV语序多于借助“之”前置OV语序，与此不同的是，战国到西汉时期，借助“之”前置OV语序多于借助“是”前置OV语序。这与“宾·是·动”所在的语体有关。敖镜浩指出，“宾·是·动”是一个含有古雅修辞色彩的惯用句式^[11]。可见，如果在研究中不区分历时性和数量上的差异性，就不能很好厘清二者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更不利于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探索。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中“是”“之”的差异，除使用数量上外，还有与“将”搭配、前置代词宾语、语气强弱三个方面的差异，而以语气强弱的差异最为复杂和明显。

在上古汉语OV语序中，只有“将”与“是”搭配，构成“将(唯)O是V”结构，没有“将(唯)O之V”结构。《左传》9例、《国语》2例，共11例。如：

(1)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左传·僖公五年》)

(2) 彼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将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 (《国语·鲁语下》)

上述例子中的“将虢是灭”“将天下是王”中由“是”与“将”搭配，构成“将(唯)O是V”结构。

在上古汉语中，借助“是”“之”前置的OV语序，当前置宾语为代词时，只能借助“之”，不能借助“是”。此类格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沿用到两汉。如：

(3)《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左传·昭公十年》)

(4) 蓄聚不厌，其速怨四境盈垒，道馑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是之不恤，而于民多矣。(《国语·楚语下》)

(5)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战国策·秦策一》)

上述例中“我之谓”“是之不恤”“此之谓”中的代词“我”“是”“此”都借助“之”前置于动词。

通过对上古汉语中OV语序的整理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否定词句法位置

众所周知，上古汉语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中，否定词句法位置的差异在《诗经》《左传》《论语》中已有用例，但数量较少。如：

(6)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唯迩言是听，唯迩言是争！(《诗经·小雅·小旻》)

(7) 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左传·襄公九年》)

(8)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9) 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围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通过对上述用例的仔细比较后发现，例(6)中的“匪”分别前置于“先民”“大犹”；例(7)中的“不”前置于“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前；例(8)中的“不”前置于“恤”；例(9)中的“不”前置于“许国”。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中否定词的句法位置，现对上例使用情况总结，如表 2所示：

表 2显示，借助“是”“之”前置的OV语序，否定词的句法位置存在差异：借助“是”前置的OV语序，否定词只能置于O前；借助“之”前置的OV语序，否定词既可置于O前，又可置于动词前。

2.否定对称

在借助结构助词“是”“之”前置的OV语序中，其否定形式存在对称性上的差异。借助“是”前置时，与“唯”搭配，构成“非O是VP，唯O是VP”格式；借助“之”前置时，与“而”搭配，构成“非O之VP，而O之VP”。如：

(10) 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左传·昭公三年》)

(11)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左传·宣公十二年》)

例(10)中的“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例(11)中的“非子之求，而蒲之爱”分别借助“是”和“之”构成OV语序。

3.与疑问代词搭配

笔者考察发现，在借助“是”“之”前置的OV语序中，疑问代词“何”“奚”“胡”“谁”不能与“是”搭配，只能与“之”搭配。上古汉语中“何/胡/奚+O+之+VP”，在殷墟甲骨文、西周铜器铭文和《诗经》《尚书》中都没有出现。在《论语》《国语》《韩非子》等文献中开始出现。根据杨伯峻等的研究^[6]804-805，这种格式可分两种情况：

其一表反问。如：

(12)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13) 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上》)

其二表疑问。如：

(14) 齐宣公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孟子·万章下》)

上述从例(12)到例(14)是由疑问词“何”“奚”“胡”与后面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借助“之”充当前置宾语。除此之外，还有疑问代词“谁”借助“之”前置于动词的情况。此情况只在《诗经》中出现，没有在其他任何时代的文献中出现，可能的原因是，与《诗经》的语体有关。如：

(15)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诗经·庸风·桑中》)

此例中的“云谁之思”的疑问代词“谁”借助“之”前置于动词“思”。

4.句末是否有语气词

借助“之”的OV语序，句末可出现语气词。通过整理发现，借助“之”前置OV语序句末出现语气词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由“何X”构成的偏正结构，借助“之”前置于动词。如：

(16) 吾不既过矣乎？过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左传·宣公十七年》)

第二种是由“之谓”构成的“X之谓”格式，如：

(17)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左传·隐公元年》)

第三种是由代词充当前置宾语的情况，如：

(18) 国人诵之曰：“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衰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国语·晋语三》)

(19)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

上述四例中由“之”构成的OV语序，句末的语气词分别为“焉”“乎”“兮”“也”。

5.主语为人称代词“我”或“吾”

当人称代词“我”“吾”作主语时，与“是”“之”的搭配差异，以往学者未加关注。当借助“之”前置构成“S(唯)O之VP”语序时，由“吾”充当主语，即“吾(唯)O之VP”；反之，当借助“是”前置构成“S(唯)O是VP”语序时，由“我”充当主语，即“我(唯)O是VP”。从使用数量看，“吾(唯)O之VP”占6例，“我(唯)O是VP”占1例，即使用例数量少，但也能充分体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从出现的文献看，只出现在《左传》《国语》中。

(20) 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之见。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左传·定公十三年》)

(21) 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国语·越语下》)

(22) 鼓子之臣曰夙沙厘，以其孥行，军吏执之，辞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于鼓？”(《国语·晋语九》)

前两例“吾”作主语时，其后的OV语序借助“之”前置；例(22)中“我君是事”，“我”作主语，OV语序借助“是”前置。为了更加清晰呈现上古汉语OV语序中“是”“之”的差异，现将其差异情况总结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结构助词“是”“之”存在使用上的差异。总的来看，存在与“将”搭配、前置宾语为代词、语气强弱等三个大的方面差异。其中，语气强弱还包括与疑问词搭配、句末语气词、否定词位置、否定对称、“我”“吾”作主语等五个小的方面差异。当前置宾语为代词、与疑问词搭配、句末有语气词时，只用“之”；当与“将”搭配时，只用“是”；当否定词在前置宾语前时，既可用“是”又可用“之”，否定词在动词前，只用“之”；当构成“非……唯……”形式时，只用“是”(非O是VP，唯O是VP)，构成“非……而……”形式时，只用“之”(非O之VP，而O之VP)；当“我”作主语时只用“是”，“吾”作主语时只用“之”。可见，如果在研究中不从使用上去区分二者的差异，就不能明确厘清其差异实质，更不利于探索其差异原因。鉴于此，必须对“是”“之”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探索。

学界长期以来对上古汉语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中“是”“之”差异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从词汇学角度看，某些功能相同的词，由于产生先后不同和来源不同，有些潜在差异会通过一些特殊条件显现出来。从出现的时间看，“是”最早见于周昭王年间，“之”则在甲骨文中已有使用。从来源看，“之”的本义是“往，到……去”^[12]；“是”在《说文·是部》：“中表直也，从日、正”。由此可知，“之”最早来源于动词，“是”最早来源于形容词。本文接下来将对“是”“之”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

在上古汉语OV语序中，“将”与“是”搭配才构成“将O是V”或“将唯O是V”结构。此结构最早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国语》中，没有在其他文献中使用，原因可能与《左传》《国语》的语体有关。许嘉璐认为，“唯……是……”式句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是上层社会的雅言，而在《左传》《国语》整理者眼中则更是古奥典雅的言辞了^[13]，如《国语·周语下》“将灾是备御”等。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将”表将来时间的时间最早产生于何时？卢烈红指出“将”表将来时最早见于《尚书·盘庚》^[14]。蒲立本指出“将”是表示未来时间的小品词，这个“将”通常暗含着某种意愿而不是简单的未来^[15]134-136。梅广指出表非实然情态词“将”不但表未来，还表示立即的未来，它含有一个时间定点表说话时间，使一个未来情况与之产生现时的关联^[16]。蒲氏和梅氏都认为“将”有表示将来时间的意义，那么上古汉语中“是”的语义是否与将来时间有关呢？肖娅曼从阐释学角度对“是”表时间概念进行研究，并从文献学角度提出确凿证据，指出“是”由“时”分化发展而来^[17]。黄盛璋认为，“是”表太阳正中，与人正立时正在其上相值，这时候当然是正午，因太阳处于正中故以此表时间上的“今”；进一步，“是”可以表示“当时”，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将来^[18]。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列举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墨子·节葬下》：“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其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19]816此例中“必将、必是、必且”互文，“将、是、且”三字同义，可见“是”表示“将”。既然“是”与表将来时间有关，那么“之”是否与将来时间有关呢？《甲骨文合集》12939：“贞今日壬申其雨，之日允雨。”殷墟卜辞中的“今日”是特指占卜的那个晚上，因此与“今日”对举的“之日”，也是特指过去的那个晚上。又《甲骨文合集》12961：“贞今夕不雨。之夕允不雨。”此例中“今夕”“之夕”对举。关于“之”表达过去时间，早有学者论述。陈梦家指出卜辞的“之日”“之夕”并非“此日”“此夕”，而是表示过去的“是日”“是夕”^[20]。从历史文献看，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九称“之，犹已也”，同时列举了《左传》《战国策》中的“之”表示过去时间的例子^[19]739。张定认为，语义上“之、往、去”从表“往，到……去”到表“过去的(时间)”，这一演变是通过转喻实现的；同时，“之”经历了“‘往’义动词＞过去的(时间)＞远指代词”这一语法化过程^[21]。由此可知，“之”表达的与过去时间相联系而不是将来时间，“是”可以与表达将来时间相联系。

上文指出，上古汉语OV语序中只有“我之谓”“此之谓”等，而没有“我是谓”“此是谓”等，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界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原因是有同义关系的指示代词“是”“之”二者的作用不同，这种不同如果从语义上看目前还无法解释，但从“字”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二者的词义和功能存在区别。“之”有助词性，用于连接定语和中心语，有强连接性；“是”则是弱连接性，可以连接名词，但不能连接代词包括“是”自身。为什么“之”的连接性强于“是”的连接性呢？从汉语史角度看，“之”由指示代词演变成结构助词^[22]，连接修饰语和中心语，进而演变为定语标记。这不仅体现在传世文献中，出土文献中也有大量用例，如《居延汉简》126.30“十室之邑，必有忠信”^[23]、《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天之道也”^[24]。与此同时，“是”则由指示代词演变为系词和强调标记。由此推知，“之”的连接性强于“是”的连接性，在OV语序中当代词充当前置宾语时，用“之”而不用“是”连接。

关于“是”“之”语气强弱的差异，学界已有关注。黄易青认为表强调的“实”与“是”同源^[25]。龙海平等提出“是”有强调、确认功能^[26]。杨永龙指出从语义、语用联系看，“实”具有确认事实、加强判断、表示强调三个功能，三者密切相关，而加强判断语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强调^[27]。杨剑桥指出，凡是语气较为坚决、确定的，都倾向于用“是”，反之则倾向于用“之”^[28]。石毓智指出，句子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是相等的，否定句似乎跟疑问句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表现在肯定程度极低的成分，一般都既能用于否定句又能用于疑问句，但不用于肯定句^[29]。综合学界研究成果，可认为“是”具有肯定、强调的语气，“之”比“是”的语气要弱些。通过对上古汉语中OV语序的整理发现，“是”“之”在语气强弱上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1.否定词句法位置导致语气强弱不同

上文表 2显示，在借助“是”“之”前置的OV语序中，否定词的句法位置存在差异，借助“是”前置的OV语序中否定词只能置于O前，借助“之”前置的OV语序中否定词既可置于O前又可置于动词前。戴耀晶指出否定是一个句法语义范畴，有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要求。他把否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构词的否定，否定标记是一个构词成分，否定语义不延伸到句子层面；第二类是短语的否定，否定标记是短语的组成成分，否定语义限制在担任句内成分的短语中，不扩展到句子层面；第三类是句子的否定，否定标记出现在谓语层面，否定语义通过谓语扩展到句子，表达一个否定事件。根据他提出的判断标准，否定词置于O前的属于短语的否定，不是句子的否定，即不是否定句；否定词置于动词前才是句子的否定。由此可知，句子的否定跟对某单个语法成分的否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否定。他还进一步指出肯定句的语义确定性较高，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较低，否定句的确定性低于肯定句^[30]。胡裕树认为，用否定句式语意就轻得多。一般来说，否定句较委婉、缓和，不像肯定句那么直截了当^[31]。由此可知，否定词在前置宾语时，辅助词为“是”“之”；否定词在动词前只能用“之”。

2.否定对称导致语气强弱不同

在借助结构助词“是”“之”前置的OV语序中，借助“是”前置时，构成“非O是VP，唯O是VP”格式；借助“之”前置时，构成“非O之VP，而O之VP”。何乐士指出前后句在意义上正反相对照，两句的动词往往相同或相近，“非”字句表排除因素，后句表确定因素^[32]，他注意到了二者的相同之处，但忽视了其间的细微差异。为了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有更清晰的认识，不妨结合语境来思考。从语篇看，例(10)“宅”与“邻”、例(11)“子”与“蒲”形成对比关系。“宅”与“邻”存在语义常规关系，而“子”与“蒲”不能形成语义常规关系。曹亚北指出常规关系来源于人们的客观认知，如“公交车”可以触发“司机”和“乘客”，“餐厅”可以触发“服务员”等^[33]。由此可知，“宅”与“邻”之间的语义关联性更强。用“唯”旨在突出排他性和唯一性，使强调的意味更浓，更加突出“是”的特指性。“非……而”构成假性否定，是一种语用否定。邵敬敏等指出假性否定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程度的焦点凸显性效果^[34]。

3.疑问代词的搭配导致语气强弱不同

上古汉语中的“何/胡/奚+O+之+VP”，在殷墟甲骨文、西周铜器铭文和《诗经》《尚书》中都没有出现。在《论语》《国语》《韩非子》等文献中开始出现。根据杨伯峻等的研究^[6]804-805，这种格式分为两种情况：其一表反问。如《论语·子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关于这种句式虽有疑问词但不传疑，只表示反问，以反问的形式表示否定。王力曾认为反诘语当然可以当否定语用，这是很自然的道理^[35]。吕叔湘指出反诘实在是一种表达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于否定^[36]405。其二是疑问。如《国语·晋语九》：“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除此之外，还有疑问代词“谁”借助“之”前置于动词的情况。此情况只在《诗经》中出现，未在其他任何时代的文献中出现，应与《诗经》语体有关。如《诗经·鄘风·桑中》：“云谁之思”，疑问词“谁”借助“之”而不是“是”前置于动词。那么其原因何在呢？本文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指称角度看，吕叔湘指出疑问词属于无定性的指称词，它们也不一定只用于询问，有时只表示不能决定或不必决定^[36]236；二是从疑问句的语义看，徐阳春指出疑问句区别于陈述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真假，这是因为它并不直接对事实如何加以陈述或断定，对疑问句本身无法做出或真或假的断定^[37]。由此可知，疑问词表达的语气不确定，与上文所说的“是”表达确定、强调的语气不相符合，因此只能借助“之”前置，而不能借助“是”前置。

4.句末是否有语气词导致语气强弱不同

索振羽认为指示词语是语用学最早选定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直接涉及到语言结构和语境^[38]。借助“是”前置的OV语序，大多数情况下句末未见语气词出现。借助“之”前置OV语序，句末出现语气词存在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何X”构成的偏正结构，借助“之”前置于动词。如《左传·宣公十七年》“何利之有焉”，上文已讨论其表达反问语气，此处不再赘述。何乐士等指出“焉”用在句末，与句中疑问词相呼应，表疑问语气^[39]。吕叔湘指出与疑问词合用之后，“哉”字多表反诘^[36]402，反诘语气也是一个否定表达。第二种是由“之谓”构成的“X之谓”格式，如《左传·隐公元年》“其是之谓乎”及《吕氏春秋·务大》“此之谓也”。杨伯峻等认为“X之谓”格式常出现在叙事和引语之后，引经据典表示对前面所说事实的评论^[6]803-804。“其是之谓乎”，沈玉成^[40]和李梦生^[41]都理解为“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方有国指出，在已然语境中，“其”的将然时间义不可能实现，“其”完全将句子的推度义承担起来，成为典型的推度语气副词，不过从语境看，整个句子主要表示说话人估量或推测“其”后面的动作行为能否发生^[42]。综合三位学者的分析，本文认为“其”表示委婉的语气副词，表达的语气不够确定。王力认为，“其”是表委婉的语气副词^[43]。洪波认为“(其)……乎”表示断言语气不仅依赖于事实或事理，而且明显带有测度和不肯定，在语用上往往用于需要委婉表达的场合^[44]。关于“此之谓也”，张双棣等翻译为“这些话说的就是上述情况”^[45]。本文认为，从他们的翻译可以看出，此句的“此之谓也”就是对前文内容的简单陈述，并非强调语气。由此可知，“之”主要用在语气比较委婉的句子中。第三种是由代词充当前置宾语的情况，从上下文语境来看，“吾是之依兮”中的“兮”受前面“兮”的类化，同时还具有补充音节的作用。此外，“若狄公子”中的“若”，吕叔湘指出假设连词“若”表未定事实，即可能实现的假设^[36]574。关于例(19)“今也或是之亡也”，李泽厚^[46]和杨伯峻^[47]等多个译本均翻译为“今天呢，或许连这些都没有了”。他们都把“或”理解为“或许”。吕叔湘指出“或许”表示“不很肯定”“有可能”^[48]。由此可知，上述两例的语气比较舒缓。所以用“之”不用“是”。

在《管子》中也有借助“是”前置OV语序句末有“也”的特殊情况，如：

(23) 定宗庙，育男女，官四分，则可以立威行德，制法仪，出号令。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君也。(《管子·幼官》)

(24) 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左传·昭公元年》)

(25)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唯魂是索些。(《楚辞·招魂》)

在解释原因之前，有必要对例(23)的意思进行说明。根据谢浩范等的理解，“罚”当作“非”，言非求其地、君其民^[49]。“非地是求”“罚人是君”是OV语序结构。整句的意思是，用兵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去占领别国土地、统治别国百姓。王力认为“也”会起到填充句中空位的作用^[50]。本文认为，这个“也”字是用来足句的，不是语气词。例(24)为由“是”构成的OV语序，句末有语气词“矣”，本文认为，OV语序结构没有三字格，此处的“矣”用来构成四字格，主要是起凑足音节的作用。殷国光认为，它的偶然出现可能是由于“……之谓”类化作用的结果^[4]。例(25)出现在《楚辞》中，与《楚辞》属于楚方言有关。

5.主语为人称代词“我”或“吾”导致语气强弱不同

上古汉语OV语序中，当人称代词“吾”作主语时构成“吾(唯)O之V”，如例(19)中“吾唯子之见”，人称代词“我”作主语时构成“我O是V”，如例(21)中“我君是事”，为什么存在这样的现象呢？这与“是”“之”之间、“我”“吾”之间的差异有关。由上文可知，“是”表示确定、强调、肯定的语气，“之”表示比较缓和的语气。那么，“我”“吾”在语气表达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呢？夏先培从语用的角度考察“我”“吾”的区别，认为“吾”比较平和、“我”比较严肃，前者似多用于闲谈时使用，后者更多用于正式场合^[51]。胡适指出，“我”字有时亦用于主次，以示故为区别或故为郑重之辞^[52]。俞敏从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角度出发，证实“吾”“我”的分别纯粹只是声音问题^[53]。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蒲立本指出“我”比“吾”更富有强调对比的意味，这跟法语中的分离形式moi和me(或je)的对比关系是平行的^[15]86。值得注意的是，例(21)中“百姓”和“舟与车”形成对比，从而对前置宾语“百姓”进行强调；例(22)中“君”与“土”形成对比，对前置宾语“君”进行强调。既然这两例都是通过对比来强调前置宾语，那么为什么例(22)要用“是”而例(21)用“之”呢？本文认为，与例(21)中的“不”有关，此例属于否定句。正如前文所说，否定句语义较轻，语气缓和，故用“之”，不用“是”。朱红认为相对于“吾”的非语义焦点化特征，“我”主要出现在对比焦点的位置上，具有语义对比和强调功能^[54]。由此可知，“我”比“吾”的表达语气更强，更具有强调意味。所以根据语气强弱一致的原则，“是”与“我”搭配，“之”与“吾”搭配。

综上，借助“是”“之”前置OV语序中的“是”“之”的差异，由于它们出现时间先后不同、来源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差异。

综上所述，借助“是”“之”前置的OV语序是上古汉语OV语序的重要类型之一。从共时角度看，“是”“之”的共同之处在于帮助宾语前置于动词。从历时角度来看，由于“是”“之”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不同、来源不同，导致“是”“之”存在质上的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为与“将”搭配的差异、前置代词宾语的差异、语气强弱方面的差异等三个大的方面，其中语气强弱还包括否定词句法位置、否定对称、与疑问代词搭配、句末是否有语气词、人称代词“我”“吾”作主语等五个小的方面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依次为时间表达的不同、连接性强弱不同和语气强弱不同。刘丹青指出，库藏类型学特别关注特定范畴向其他语义域的扩张用法，就指代词来说，包括了向领属及广义定语标记、定冠词及类指标记和话题标记等功能域的扩张^[55]。本文通过对“是”“之”的分析，在汉语研究方面，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二者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汉语代词和代词史的研究；在语言类型学方面，为跨方言或跨语言的代词研究提供研究范式。汉语既存在OV型语言的特征，又有VO型的特征，这对世界语言的共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对语言类型学理论做出补充和完善，提升其解释力。本文考察了上古汉语OV语序中的结构助词“是”“之”的差异及原因，但有些问题如代词的来源问题、定语标记、语法化路径等，还有待进行详尽的跨方言或跨语言考察。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北京大学董秀芳教授、四川大学俞理明教授、周俊勋教授、顾满林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等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