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师范”的概念并非首次提出。早在1926年陶行知先生就提出“新师范”这一命题，倡导实施以“自新”“常新”“全新”为精髓的“新师范教育”^[4]。然而，新时代的中国式新师范绝非一种表述形式的简单翻版，而是蕴含中华德行、师范本真、时代特征的师范教育体系，内嵌“中国式”“师范”“新”三个基本变量。

西汉末年，杨雄在《法言》中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5]，首次将“师”和“范”关联起来，强调教师要在知识和德行上成为人的表率，但将“师范”一词连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东汉大儒赵壹《报皇甫规书》中的“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6]，意指教师应该成为人们学习和师法的模范，要求教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7]，做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8]。可见，“德行”自古就是中华师范的精神内核，表征着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式”品格。

中国式新师范作为一种新型“教师教育范型”，着重涵养师范生德行，强化“中华师范精神”，具有理想化教师人格形象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式新师范承载着“中国君子”的人格形象，是“世界中、历史中的先进中国人”，具有“博学于文”的才学、“无终食之间违仁”的品德、“游于艺”的雅趣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是韦伯所谓的“伦理先知”与“楷模先知”的共同化身。其次，中国式新师范内含“经师”的专业素养，是通达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教育专业知识的“现代中国人”，具备持续的、积极的学习态度以及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教学能力，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的专业见解。再次，中国式新师范彰显“经师”与“人师”的高度统一，内含对最崇高价值的追求与坚守，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与遵循，拥有深厚的教育情怀、卓越的专业素养和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能够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起“民族复兴、教育强国”的大任，洋溢着教师的“范”、教师的“样”以及教师的“气质”^[9]。

师范者，师之元也。早在1922年，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师范学校的任务在于造就良好的教师^[10]。显然，培养良师是师范院校的第一要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师范教育体系，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师资保障。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更加关注教师队伍建设，专门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重要文件，要求“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2]，擘画了我国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蓝图。

在此背景下，师范院校积极抢抓政策机遇，从招生、课程、教学及实践等环节全方位优化师范生培养过程，多渠道探索师范生培养新模式。从此，师范院校纷纷回归“育师”的师范本真。2022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再次强调构建师范院校为主体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3]，力图打造极具现代感和历史感的中国版师范教育，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量身定制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模式。可见，中国式新师范的本质在于“师范”，归根结底在于“育师”。为此，师范院校要大力提升其在整个教师教育系统的主体性与统摄力，将分散的教师教育力量聚合起来，增强对师范生未来职场及职业成功的贡献度，彰显其在教师教育机体中的统整作用，着力提升教师教育“造就大国良师”的育师功能。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11]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遵其道而利其器。中国式新师范的关键限定词是“新”，赋予当代师范教育以新质。当前，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正形塑着教师教育新形态。显然，“数字赋能”不仅是推动教师教育转型的关键变量，而且还深度催生中国式新师范的“新”样态。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广泛使用，数字技术对人的智能的模拟已经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师范教育的许多简单工作都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为师范教育借力数字技术全方位拓展师范教育发展空间和功能阈限提供了新契机。与此相呼应，中国式新师范需要换上数字化新装，在继承传统师范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对标“数字中国”建设，研究出台与教师职业能力标准配套的数字化教育行动纲领和实施文件^[12]，实现师范教育观念、制度、技术全面更新。为此，在观念上，中国式新师范将数字技术融入师范教育各环节，促进师范教育智能化、自动化，助推师范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提升师范教育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示范力与引领力。在制度上，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多学科组织架构，并围绕教师教育这一主体任务创新“数字技术+师范教育”的发展机制，搭建具有个性化、自适应性的师范生学习体系，实现师范教育专业建设、教学过程、U—S(大学—中小学)合作等全方位数字化。在技术上，一方面，确立基于数字赋能的教师培养环境、技术手段、理论框架、知识结构和实践场景，并通过数字技术对师范生的学情诊断、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作业管理以及教学效果评价等进行全新升级；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嵌入师范教育全过程，实现师范教育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增强师范生培养的精准度，更新师范教育的存在样态。

教育始终是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关于教育强国的内涵，程天君教授认为，一是教育自身发展水平高，即展现为“教育”强国；二是教育服务贡献能力大，即表现为教育“强”国；三是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强，即体现为教育强“国”^[13]。中国式新师范链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以自身高发展水平展现出“教育”强国；同时，中国式“新师范”拓宽教师教育发展空间，以提升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来实现教育“强”国；此外，中国式新师范打造教师教育“中国标准”，以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而彰显教育强“国”。见图 1。

教育强国首先表现为教育自身发展水平高，总体实力强。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教育强国，根本在于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质量。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常情况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升，依靠体力劳动和低端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产业模式将被具有更大发展潜力的创新劳动和高新产业所重塑。可见，世界强国均为教育强国。当然，教育强国并不只是某一学段的教育之“强”，而是包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的强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1]基础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主要缘于“基础教育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1]。同时，“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1]。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范登布什等比较了教育人力资本影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后指出，“高等教育培育的人力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强”^[14]。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 441美元。2021年世界银行标准显示，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 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在4 096~12 695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国家^[15]。据此，我国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下限。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至关重要。因此，要将高等教育发展放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格局下超前布局、统筹推进。然而，在教育强国战略推进中，无论是筑牢基础教育这一基点，还是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引领作用，均离不开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有力支撑。中国式新师范链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是统筹“基点”与“龙头”的关键结合点，不仅为基础教育“强师”，助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而且本身也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以自身高发展水平展现出“教育”强国。

教育强国不仅表现为教育自身发展水平高，还表现为教育服务贡献能力大。换言之，教育强国必须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使之成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快变量”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党的二十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系列强国建设目标，其中教育强国排在首位。对此，周洪宇教授认为“世界教育强国在教育发展水平、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教育对经济的贡献、教育对知识的贡献等层面，与其他一般国家相比较而言，均有着显著优势”^[16]。

然而，教育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在于教师，有高水平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中国式新师范拓宽教师教育发展空间，倾力铸造心怀“国之大者”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提供坚强的人力保障，增强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一方面，中国式新师范全程融入“教育家精神”，强化教师教育发展的“德性”空间。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等方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为中国式新师范“涵养德行”注入新元素。另一方面，中国式新师范注重培育时代“大先生”，拓展教师教育发展的“质量”空间。“大先生”不仅具有大道德和大理想，还需要具备大学问和大智慧。中国式新师范遵循教师成长的内在规律，通过顶层设计、制度护航、示范引领，以“强师计划”“国优计划”等项目为抓手，造就堪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的“大先生”。概言之，中国式新师范把握教师教育改革的新趋势，拓展教师教育的“德性”空间与“质量”空间，培育德行高尚的“人师”和精通专业的“经师”，以提升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来实现教育“强”国。

教育强国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教育国际影响力强。换言之，教育强国中的“强”取决于教育综合实力。教育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其中硬实力是指财政投入、入学率、办学条件等硬性指标；软实力则反映教育本源、本质或内在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自由、平等、担当、激活、区分的程度”^[17]。目前，我国虽然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也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但与世界强国的教育综合实力相比，我国教育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存在一定差距。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强国内涵和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研究显示，2022年教育强国指数在0.65以上(视为教育强“国”)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典等15个国家，而我国教育强国指数得分为0.62，位列第23位^[18]；2024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显示：中国大陆仅有7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强，且作为我国师范教育“天花板”的北京师范大学位居177位^[19]，我国距离世界强国的教育发展水准尚有差距。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围绕科技制高点和高素质人才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谁拥有教育话语权，谁就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发挥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中国式新师范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承担着造就“大国良师”的历史重任，通过优化教师资格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以及教师教育质量标准，抢占国际教育话语权来彰显教育强“国”。详言之，一方面，中国式新师范将家国情怀、行为世范、君子品性等元素纳入教师资格标准体系之中，深化师德标准的内涵，彰显教师资格标准的中国品性，增强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式新师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而又不失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使传统师德、优秀师范文化大放异彩。此外，中国式新师范从高尚德行、示范人格、乐教善教等方面综合考量师范教育的质量标准，并将信息素养、人工智能技术等纳入质量标准体系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育师特色。概言之，中国式新师范通过构建具备中国文化内核和教师教育普遍规律的教师资格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以及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增强我国师范教育在国际教师教育合作交流中的话语权，为世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而彰显教育强“国”。

诚然，中国式新师范不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还蕴含着深厚的质量意蕴，内嵌“德行涵养、师元本真、数字赋能”的内核表征。显然，中国式新师范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在助推教育强国建设中面临诸多挑战。

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我国师范教育被动卷入高等教育改革浪潮，缺乏充足的前期准备与完善的制度设计，导致自身发展乏力，无力彰显“教育”强国。据2021年《国务院关于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全国开办教师教育的师范院校207所，非师范院校489所^[20]，其中部属师范大学仅有6所。此外，在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除6所部属师范大学外，仅有4所地方师范院校入选^[21]。显然，师范院校自身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其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神经中枢与引领范导功能式微。同时，师范院校“去师范化”现象严重，部分师范院校通过合并、升格或转制转型为综合性院校，师范教育特色被稀释，师范类专业成为湮没于众多学科和专业中的一个类别，且日益被“边缘化”。此外，师范教育专业的生源质量不高，师范生的专业情意不足，就业机制欠佳，较大地弱化了师范教育的吸引力。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文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但教师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许多期望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对教师职业望而却步，流失了相当一部分优秀生源。即便是国家实施了“公费师范生政策”“优师计划”“国优计划”，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师范教育仍然不是优质生源的最佳选择。2023年，多省师范院校招生遇冷。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广西师范大学和南宁师范大学在第一、二次志愿征集中均未完成招生任务，其中南宁师范大学需要通过第三次征集且文史类降24分、理工类降25分进行录取^[22]；浙江师范大学师范专业录取位次平均下滑5 144位，其中，学前教育(师范)专业下滑14 859位，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下滑9 621位，历史学(师范)专业下滑3 788位^①。总体来看，除了公费师范生外，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普遍偏低。结果，师范教育自身发展水平受限，无力彰显“教育”强国。因此，如何提升师范教育自身发展水平以彰显“教育”强国，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难题。

① 数据来源于浙江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根据浙江师范大学2022—2023年浙江省录取情况一览表数据统计而得(仅计算相同录取专业)

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教育。唯有加快教育发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方能为强国建设提供人力支撑。“强教必先强师，有了高质量的教师，才能有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23]因此，“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然而，作为师范教育“母机”的师范大学难以在造就“大国良师”中发挥中枢作用，无法较好为强国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一方面，部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辐射面不够广，所培养的高水平教师对基础教育关于优质师资需求而言犹如“杯水车薪”。部属师范大学在综合化进程中，在加大非师范生培养的同时，大多采取精英化、控规模的培养模式，极大地稀释了其教师教育含量，部属师范大学辐射引领作用不显著。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仅招收心理学、特殊教育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公费师范生83人，约占招生计划人数的4.04%；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招收公费师范生也只有384人，约占招生计划人数的22.39%^①；另一方面，地方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引领力不强，彰显区域示范性的使命与责任不足。有研究对16省(区、市)教育厅基教处和师范处基础教育处处长的调查显示：认为地方师范大学培养的师范毕业生“很好满足”本地基础教育师资需求的受询者仅占5.26%，“一般满足”需要的占26.32%^[24]。此外，地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坚守性不足，或借合并与升格之机更名为综合性院校，或保留师范之名但实际上也在朝综合性方向办学，丢失了“师范味”，越来越远离“造就大国良师”的初心。概言之，由于部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辐射面窄、地方师范大学教育引领力弱、地区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坚守性差，导致在培养基础教育优质师资上乏力，难以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师资保障。因此，何以利用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以支撑教育“强”国，任重而道远。

① 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根据2023年各省份录取分数线及招生计划情况数据统计而得。

百年来，我国师范教育“远法德国，近采日本”^[25]，学美国，仿苏联，转习欧美，有着强烈的外源性色彩，因而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最基本、最关键的“德行”这一“中国品性”缺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始终是以“学习者”的身份出现，师范教育发展的专业化路向不断被强化。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教师专业化浪潮中，我国教师专业化路向更加突显，出台了一系列教师专业标准。2012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为我国教师教育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和规范。然而，这些标准部分是以西方教师专业标准为蓝本，仅在某些技术方面根据国情进行修正，故而在内化“中国品性”的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方面严重不足。因此，当国人对教师教育的技术标准越来越清晰时，对教师教育的价值定位和道德信仰却日渐迷失，师范生的教师职业归属感越来越差强人意^[26]。2017年10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出台《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以及《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持条件、质量保障、学生发展等八个方面对师范专业建设提供建设依据。但受西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影响，上述标准的部分内容倾向效率、功用和规范，具有西方教师教育专业化特征，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中国标准”“中国话语”等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孱弱。因此，怎样建构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标准”以此支撑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甚为迫切。

中国式新师范作为我国新时代师范教育的新样态，须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升级师范教育性能，打造中国式师范品牌，培养和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国良师”，筑牢教育强国建设的人才之基。

《礼记》有云：“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27]中国式新师范需要中华传统师范精神来引领，激励广大师生向着理想的教师形象奋发进取。中华传统师范精神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与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融入师范教育之中，要求“涵养德性，启迪知识，以备为人师、为人范也”^[28]，凸显中国品位。归根结底，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内核是“涵养德行”，主要包括国家责任、弘道使命与行为世范。对此，首先，涵养“国家责任”。通过大思政教育将国家精神、国家意志、家国情怀贯穿师范教育各个环节，让造就“大国良师”或成就“大先生”成为师范教育的首要目标，使“国家责任”成为师范生职业发展的“胚基”。其次，筑牢“弘道使命”。坚持“以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的理念，打造一流的教师教育者，并以教师教育者的人格魅力提升教育“温度”，帮助师范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师范精神”品性的熏陶与润泽，使其深刻理解教师职业的时代重任，筑牢师范生“以文化人”的弘道使命。再次，修炼“行为世范”。坚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将“行为世范”融入课程体系、社会实践、学校管理以及学校文化等关键环节，使“行为世范”深植于每一位师范生的心中，成为一种行为自觉。总之，中国式新师范需要涵养“国家责任”，筑牢“弘道使命”，修炼“行为世范”，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将家国情怀、教育信仰、理想人格融入师范教育全过程，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性。

中国式新师范之“新”是一次全新换装，不仅指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形式之“新”，更在于教育性能之“新”，意味着中国师范教育性能的优化升级。为此，中国式新师范必须从师范生专业增值效应、职后发展两方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强化师范生的“专业增值效应”。所谓“增值效应”即师范生品格和智力培养方面的正态价值。中国式新师范要以“精品师范”建设为抓手，从教育理念、办学思路、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全新升级师范教育系统，同时基于师范生经验、兴趣、最近发展区等开展有“温度”的教育教学，使其在思想品质、道德情操、专业学识与能力素养上实现增值，最大限度地提升师范生专业素养，为“造就大国良师”筑牢基础。另一方面，推动师范生职后持续发展。中国式新师范为师范生职后发展提供精心、精细、精准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赋予学生职后发展的专业根基，如专业批判力、创造力、想象力、学习力、人格力等，使之成为职后成长的“专业基因”，尤其是部属师范大学肩负优化教师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更新的责任，需要精准把握教师教育发展趋势，为师范生职后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理论指导，从而助推师范生职后持续发展。此外，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新师范性能升级。紧密结合未来教育教学特征开设专门的信息技术与智能教育课程，重点培养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与智能教育能力，确保他们具有胜任并引领未来教育的行动能力；挖掘数字媒体技术，用大数据、云平台、VR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武装师范生培养的全过程，在“无处不在的设备”“无时不有的连接”和“无可比拟的价值”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中国式新师范的教育性能，扩大中国式新师范在教师教育中的辐射力、示范力与领航力，使之成为教师教育体系的硬核与中枢，从而增强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

中国式新师范要以“育师”为价值统摄，扎根中国大地造就“中国品性”的“大国良师”，使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9]，凸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牌”，进而提升我国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此，首先要构建教师教育“中国标准”，具体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健全具有中国品性的教师资格标准。借助“教师资格认定”“师范专业认证”等途径，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和教育家精神纳入教师资格标准的关键指标，凸显教师准入门槛的中国品性。二是建立扎根中国大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围绕培养“造就大国良师”的目标，按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学习领域、建议模块和学分要求，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礼仪、美德等充实到教师教育课程中，引导学生从中华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从中华美德文化中涵养高尚品德和正直品性，从中华礼仪文化感悟恭敬、谦逊、礼貌的待人处世之道，从而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话语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三是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建立本科层次为基准的教师教育专业招生标准，积极吸纳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学生攻读教师教育专业；同时完善教师教育机构标准、师范生实习实践标准、教师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等。其次要重构师范教育的“中国制造”工序，具体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优化师范生选拔程序，通过笔试、面试、心理健康状况测试等多种方式，全面考核学生的学科知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教育情怀、仁爱之心，全面提高师范生的准入门槛；同时实施师范生二次选择与转流机制，鼓励师范生培养单位采取校内二次选拔方式择优选拔师范生，允许不愿或不宜做教师的师范生转出师范专业。二是优化培养过程。通过制度设计鼓励优秀教师为师范生授课，提升师范生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创新教师教育U—S共生合作机制，强化师范生实践教学环节，不断提升师范生实践教学质量和工作胜任力。

一言以蔽之，在奋力推进教育强国战略进程中，中国式新师范链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拓宽教师教育发展空间，革新教师教育“中国标准”，铸造心怀“国之大者”的“大国良师”和“大先生”，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此，中国式新师范一要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性；二要升级中国式新师范的教育性能，增强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三要打造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牌”，缔造最具现代感、历史感的中国版师范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奋楫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