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理解，对于一个哲学家所采取的某种观点的解读似乎只限于其理论观点，也就是限于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持的看法。但这样的理解无法触及哲学家同其研究对象打交道的方式，因而也看不到特定的哲学理论生产方式的终结。

从理论本身看，作为研究者的黑格尔在对待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这些研究对象时，确实采取了历史性的视角。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6]602。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也充分肯定黑格尔这种纯粹理论的历史观点所具有的革命性质：“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7]269但恩格斯同时也指出，黑格尔哲学的这种革命性的内容被窒息在了其思辨的、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后者只能以自相矛盾的方式呈现出巨大的历史感和理论上的无畏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他们多次强调的“颠倒说”。实现这一“颠倒”的关键，在于剥离其唯心主义的外在装饰，从而揭示神秘外壳内部所蕴含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拯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非如费尔巴哈那样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黑格尔有着同样的历史性与现实性诉求。对于这一点，学界通常是仅限于理论观点本身来理解的。“与黑格尔相一致，在马克思看来，学术理论在总体上以切中并把握‘现实’为目的；只要这样的现实乃是社会—历史的现实，那就唯有通过普遍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化才能达到这个目的。”^[8]在学术层面准确把握社会—历史现实，根据学界普遍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把‘思维优先’颠倒为‘存在优先’这一哲学总原则来实现的”^[9]。这样的阐释当然是正确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0]在纯粹理论观点上，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的确可以概括为“存在优先于思维”。然而，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不仅仅是社会存在与“思辨思维”的关系，更是社会存在与“头脑”——作为研究者的哲学家个人的头脑——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思维优先”还是“存在优先”，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总要有一个哲学家的头脑在进行思维和研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纯粹理论观点上的颠倒——包括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所实施的“主谓颠倒”，既无法触及理论研究得以直接展开的思维主体本身，更无法触及哲学家思维活动所处的社会与历史条件。归根结底，这种颠倒并未真正回应哲学理论的生产方式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出发，不仅颠倒了黑格尔的理论观点，而且在哲学理论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终结了他对待自身与历史关系的那种非历史态度。

就其理论生产而言，“终其一生，黑格尔都在他的思想中为社会现实的各种形式——政治的、科学的、经济的等等形式——提供一个重要的位置”^[11]。这个判断的主语是“黑格尔”，也就是那个出版了《哲学全书》的黑格尔，是他在进行哲学理论活动。但黑格尔本人不这么看，因为他不是从自己作为研究者这个角度，而是从“理念”来看问题。“这个理念在其自身拥有主观性的规定，自我认识的规定；它在其自身包含活动的规定。”^[12]60-61就理论观点而言，黑格尔主张包括他自己的哲学理论生产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现实形式都是绝对精神自身运动的一个环节。从理念看问题，绝对精神当然没有“之前”，正如宇宙大爆炸也没有“之前”；但若从理论的生产方式看，黑格尔在提出关于“理念”的一系列学说之前的哲学理论生产活动又该如何定位呢？这里面的断裂^①之处在于，黑格尔只在其学说完成以后告诉我们他的哲学生产活动本身就是其研究对象的定在，而没有告诉我们在完成关于“理念是上帝在其本身的永恒生命”^[12]61的学说之前，他的哲学研究活动是如何同其对象——社会现实的各种形式——打交道的。黑格尔的秘密，马克思在1844年就已经勘破了：

① 这个断裂也同样表现在“开端”问题中。黑格尔哲学实际上“开端”了两次，一次是他的哲学理论生产活动的开端，另一次是作为这种生产之结果的《哲学全书》的开端。就此而言，无论在《哲学全书》中“哲学”处于怎样的定位，黑格尔所指的都不是作为理论生产活动的哲学。换言之，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没有《哲学全书》这本书本身的位置。马克思不会面临这种尴尬，当他抱怨《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支付烟钱的时候，他很清楚《资本论》这本书本身就是它第一章所指的那种东西——商品。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却决不宣布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就是绝对精神；其次，他只是在表面上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因为绝对精神只是事后[post festum]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制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13]292

可见，黑格尔把他在头脑中为社会现实的各种形式提供定位的思维活动，当成了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活动本身，在自己的意识、见解、观念中制造历史。由此，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作为“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13]292。也就是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只是以“意识”这种纯粹思维活动参与历史，同现实的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历史打交道。当然，以思维活动或理论生产的方式来参与历史本身不是问题，毕竟也不能指望哲学家通过镰刀和锤子同历史发生关系。真正的问题是理论生产参与历史的那种德国古典哲学方式。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在其发展的最高峰上，也只是从事后的“理念”观点上将哲学家自身的思维活动与其研究对象纳入同一个自在自为的辩证运动中，而根本无法反过来从各种社会现实形式的历史运动出发给哲学家的理论生产赋予一个恰当的定位。这就导致，无论是否在理论上采取历史观点，在理论的生产方式上，他们或者把自己置身于现实的自然史与人类史之外，或者把自己同历史打交道的方式仅仅局限于构建哲学体系。前者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表现得最为赤裸裸，他们“先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虚假之物……然后宣布这种幻象是真正的幻象……以便最终可以宣告他自己的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13]343-344。后者典型地在费尔巴哈身上体现出来，哲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7]296。总之，德国古典哲学家的非历史态度，不是关于如何看待历史本身的，而在于以一种置身历史之外的“视点”来看待自身参与历史的方式。

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之所以在对待自身与历史的关系上采取非历史态度，是因为不理解他们进行理论生产时所面临的环境制约性，更不理解哲学家的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如果将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思想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7]299。德国古典哲学家进行理论生产时所面临的环境制约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哲学家所处的学院环境。拖着一根庸人辫子的黑格尔摆脱了物质生产生活的紧迫性，便“倾向于搁置形势的要求，搁置经济和社会必要性的限制，以及这种必要性限制所规定的急迫需要、所提出的目标”^[14]，仅仅凭借“回顾既往的意识”而参与历史。其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允许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13]280。在这种双重局限性中，即使像黑格尔这样如此要求超出抽象的普遍性而开展出全面的具体化的哲学家，也不得不陷入幻觉，“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7]309。对此，卢卡奇指出，“概念的神话总是说明人们对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那种他们无力摆脱其后果的条件不理解”^[15]。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将超验力量以神话形式呈现，并以此构造现实、对象关系、人与对象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正是由于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研究对象自身的存在条件。不仅如此，也正是因为不理解哲学理论生产本身的存在条件，德国古典哲学家才不承认自己仅仅在意识、见解、观念中制造历史。

正如卢卡奇(Lukács)所说，当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他们才获得了清算一切神话的可能性和立足点。就本文的论域而言，这个“立足点”显然在于把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不仅贯彻到了研究对象之中，而且首先贯彻到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在内的研究者的头脑(在其中进行思维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中。这种贯彻的结果就体现在《费尔巴哈论》之中。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兴起以后，哲学理论生产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种由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打交道的方式所带来的理论生产中的局限性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揭示出政治、宗教斗争背后的经济动因。“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7]306哲学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经济性、政治性、阶级性被摆在了前台。此时，任何关于各种社会现实形式的理论观点，无论它再怎么以理论自身的根据包装自己，但就其生产方式而言，都成为关于经济与政治斗争的观点，这迫使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自身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单凭哲学家个人的头脑“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7]273就不可能了。当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哲学理论研究所处的环境、受到的制约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本身同其有待研究的社会历史对象遵循着同样的规律，甚至就是后者的产物，哲学家那种以置身历史之外的方式来同历史发生关系的“哲学”态度与理论生产方式就终结了。

德国古典哲学家与历史打交道的非历史态度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与历史规律打交道的非科学方法的终结。就理论观点而言，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了，而费尔巴哈陷入了直观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于唯物辩证法或唯物世界观的阐释当然也是对上述两者的直接批判，但很少被注意到的是，恩格斯的批判是以他们与历史规律发生关系的“做法”为出发点的。

不妨先来看看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他说那个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派别“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7]297。如此，在颠倒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以后，“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7]298。如果仅仅在研究者之外的“研究对象”的意义上看待这里的“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而不把作为哲学家、科学家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本身也包括进去的话，那就还没有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底。正是因为没有看到哲学理论生产也是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一环，有学者才会认为恩格斯对于辩证法的界定忽视了“一向被马克思作为哲学的首要原则加以推崇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原初性地位”^[16]。除非倒退回置身历史之外的非历史态度，否则任何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同对象打交道的方式纳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就此而言，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反思、批判研究者及其研究态度、方法、立场的科学。当马克思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6]593的时候，他所指的不仅仅是过去所信仰的哲学观点，更是对“哲学”背后的理论生产方式本身的信仰行为。同样，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伴随着历史领域内的哲学而终结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与历史规律打交道的方法：从头脑中想出历史联系。

通常而言，从头脑中想出联系意味着主观臆断或独断论，但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生产出其哲学理论的那种感性的物质活动方式。“马克思的历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正在于它是从作为下位的人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的经济基础出发，去解释全部历史包括居于上位的人们的观念、目的等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17]哲学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当然是“居于上位”的，但哲学家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难道不应像物质产品的生产者那样，被置于“下位”来考量吗？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正是以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费尔巴哈的：他虽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却因“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致使其不得不“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7]284。在自然科学领域，费尔巴哈看到了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的问世，却没有亲身经历这些发现所带来的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上的变革，所以不能从人的感性活动，而只能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来对待对象、现实、感性。在历史科学领域，费尔巴哈没有在巴黎或伦敦参与人的历史行动的现代方式——出卖劳动力、交易所投机、商业经营、办报纸等，也未能真正介入现代人基于情爱、道德与欲望等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他自然无法“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7]297。孤寂生活把费尔巴哈同19世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隔开了，除了被黑格尔理性神学和基督教本身以及德国乡下的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锻炼出来的“哲学头脑”，他没有任何别的方式、渠道、工具去真正理解和介入19世纪世界历史的具体形态。

黑格尔当然没有离群索居，但他却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恩格斯曾描述过这种庸人的生活：“恬静而舒适、虔诚而正派，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乎不出大门一步……”^[18]29，黑格尔、康德等就是在这样的庸人习气中从事哲学理论生产的。他们参与历史、与历史规律打交道的根本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哲学体系。正是出于建立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即便在理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了大量实证科学知识，却仍不得不屈从于其体系本身的强制性结构，漠视自18世纪维科以来便盛行于欧洲的进化论思潮^[19]，进而主张自然界在时间上并无发展。同样出于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黑格尔尽管曾在理论上主张并非所有社会或政治形态都具有必然性，却仍不得不为历史进程设定一个终点，最终将所谓“地上的神物”寄托于当时德国落后的生产状况之中。过着庸人生活的黑格尔既没有像恩格斯那样亲身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更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因为参与革命运动而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自然无法在历史本身中寻找历史的火车头，而只能从“哲学”的理论生产方式中将这种动力外在地输入历史。就此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在黑格尔那里捕捉到历史的哲学“基因”^[20]，不是因为他的现实或现实性概念，而是因为他只能通过“哲学”这种理论生产活动跟历史以及历史规律打交道。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研究者与历史规律打交道的科学方法，并非在远离阶级革命的环境中凭空“想出”历史联系，而是通过将实证科学研究与辩证思维相结合的方式，对当时的科学成果进行系统概括，从而“发现”各种历史事变背后内在的客观联系。如果说黑格尔还曾透过建构体系的需要这面哈哈镜来看待实证科学，那么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经验科学完全未能进入他的视野范围^[21]。于是，抛掉辩证法以后的抽象哲学思辨就成了费尔巴哈看待历史事变的唯一工具，“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13]528。同样，对于辩证思维，如果像蒲鲁东(Proudhon)那样仍然拘泥于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纯粹理性的运动，那也只能把一切一分为二：“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13]604由此，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加以辩证的改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将“辩证法”“唯物主义”“实证科学成果”在理论观点上结合起来，而在于研究者本人亲身参与到由科学进步所推动的那种历史性生产生活方式的辩证运动本身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做的。其中恩格斯的参与方式更多地体现在经验层面，那就是社会调查。恩格斯认为，以英国工人为典型表现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是理解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于是他深入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亲身观察、倾听并研读工人阶级参与现代社会运动的真实状况。英国工人进行劳动即参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以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在调查员恩格斯面前，那就是他们生产和生活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酗酒。“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他迫切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13]415，身心的麻醉和放纵在今天的上工和明天的上工之间插入一个断裂，恰恰把上工劳动和下工休息的循环“拼接”成过日子。正是通过“断片儿”与“放空”，工人从事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在生活，而反过来他们的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昭示着现代社会最尖锐、最露骨的矛盾与撕裂。工人阶级的物质生产生活所具有的这种“辩证性”统一关系，不需要类似于“黑格尔对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承诺”^[22]，就以经验性的形式直接呈现在研究者面前。

相对于恩格斯来说，马克思参与现代社会的辩证运动本身，或者说与历史规律打交道的方式，则更多是理论性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仅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源泉问题的论述进行简单说明。孔狄亚克(Condillac)等人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商品流通领域，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假定了有一个只买不卖，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其实质是“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23]。那么马克思是如何，或者说，凭什么能把人理解为个人的呢？工人是活生生的“个人”，这不需要理解，只需要去看、去听、去读他们就行了。如果不通过田野调查真实地揭示工人阶级通过麻醉和放纵而把自己活成“个人”的那种方式，而仅仅从国民经济学的视角，将他们视为参与商品流通的“劳动力”，又怎能避免将其简单理解为人格化的经济范畴呢？无论是过着庸人生活的黑格尔，还是离群索居的费尔巴哈，抑或是以建立实证科学自居的国民经济学家，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实际上都是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商品流通——无论是观念的，还是物质的——中的东西。那些不能以商品的形式从人的实际活动中剥离出来，从而进入流通领域中的事物，只有通过恩格斯所采用的方式，才能真正与之打交道。当然，“恩格斯的方式”也不是纯粹经验主义式的实证研究，它更意味着理论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研究亲身参与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去。“这正是马克思所做的：他通过参加早期无产阶级组织的斗争，而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语)，也正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理论立场上，他才得以‘理解’资本。”^[24]因此，正是恩格斯的社会调查与马克思的理论批判之有机统一，揭示出人的生产生活在商品流通“之外”所发生的历史性运动，并将他们二人本身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共同融入这种历史性运动的当下形式，即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之中。

德国古典哲学家以置身历史之外的非历史态度而从头脑中想出历史联系的理论生产方式，在理论观点上表现出“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方规定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7]312。黑格尔的辩证法颠覆了那种将一切现存事物无条件视为现实的保守观点；费尔巴哈颠倒了人与上帝的关系，釜底抽薪式地揭示了基督教及其理性神学的本质。他们这种革命性的理论观点，曾产生了巨大的现实社会影响。青年黑格尔派以哲学为武器，展开了一场表面反宗教、实则属于政治领域的斗争；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就消失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家那种与历史、历史规律打交道的理论生产方式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产物，它只能在纯粹理论上表现出一种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触及无产阶级革命。

如前所述，黑格尔是在德国庸人生活中，费尔巴哈是在乡间孤寂生活中从事哲学理论生产的。无论当时的德国是否已建立起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得以形成的基础——大工业生产——都未曾真正进入他们的视野。作为哲学家，作为摆脱了生存紧迫性的理论生产者，他们只能借助思维工具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观念流通中的诸如“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实体”“追求幸福的欲望”等概念产物，却始终无法真正触及这些观念背后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方式——不论是机器轰鸣的工厂、跨越重洋的贸易，还是风云变幻的证券交易所。正是透过“哲学理论生产”的滤镜，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中人与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转化成了概念之间的甚至是概念自身的矛盾。于是，“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13]213的意识、自我意识，实际上不过是哲学家黑格尔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人的实际生活中一切非资本形式所进行的实质吸纳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丰功伟绩——摧毁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亵渎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赞歌。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工人身上所导致的“异化”，或者说工人通过他们的实际生活而对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完成的“拼接”，跟哲学家又有什么关系呢？费尔巴哈的确在哲学观点上颠倒了黑格尔，指出由概念的自我旋转而在思维中付出辩证法的代价所完成的运动，其实只是关于肉体的人通过他的对象性存在而发生的类性关系的理性神话。“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们创造神是为了表达生命的精神性意义，正如艺术家创造艺术作品是为了表达他对美的意识。”^[25]但费尔巴哈说的仍然是哲学家的语言，不是无产阶级的语言，只不过是用“追求幸福的欲望”代替“精神创世的欲望”而已。至于工人现实的不幸福，费尔巴哈唯一能说的就是“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13]549。

由此，德国古典哲学纯粹理论上的革命立场，与其说在于其理论观点中的具体表述，不如说这种理论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一环。这里的“一环”除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即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理论以外，还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理论的生产本身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作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及人的存在的研究重心的“资本生产”^[26]，不仅指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更包括哲学家们的理论生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日为生存资料而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是无暇获得阅读哲学著作的条件的，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受众。反过来说，德国古典哲学理论所表达的革命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产物，唯一的消费者就是思维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这种理论传播恰恰以不触及无产阶级为前提。更为关键的是，只要还在以纯粹理论生产的形式来表达革命精神，只要还迷恋体系、戴着哲学家的眼镜，那么越是强调变革世界，就越远离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情况典型地表现在青年黑格尔派身上。

青年黑格尔派是以哲学为武器进行反宗教斗争的，而宗教中的斗争是当时德国政治斗争的“副本”^[27]，就此而言，这种纯粹思想领域中的政治斗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归根结底是对准当时德国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他们并非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德国古典哲学所由产生的旧生产方式本身进行彻底批判，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旧世界在思想层面的产物，即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以及在该体系中被论敌所利用和强调的部分。他们反对彼此的观点，却不反对这些观点被生产出来的那种“哲学”方式。无论是“实体”“自我意识”，还是“唯一者”，它们的肯定性的批判性恰恰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对手提出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于是，施特劳斯(Strauss)、鲍威尔(Bauer)兄弟、施蒂纳(Stirner)合谋上演了一出戏剧：通过词句中的战争来掩盖他们作为观念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这一事实。如此一来，他们的每一个改变世界的诉求，比如主张哲学“要成为实践活动的哲学，‘实践’(praxis)的哲学，对社会生活施加直接影响的并且在具体活动范围内发展未来的哲学”^[28]，都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观念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的再一次确证。一句话，用词句批判词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观念生产方式。这种观念生产方式的政治效应是：“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3]516

前文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其“头脑”参与历史运动的方式已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哲学是一种理论生产活动，其特殊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哲学家对待自身与历史关系的非历史态度以及与历史规律打交道的非科学方法，而且决定了哲学家天然倾向于掩盖他们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但在观念与其物质存在条件之间的联系已得到科学阐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身的现实也已呈现在所有理论生产者面前之后——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在内的每一位哲学理论生产者，都不得不就自身与当下物质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抉择。要么假装它不存在，然后在思想自身发展和思维自主性的幻觉中，任由这种关系被某种特定的知识生产方式扭曲成理论自身的革命或震撼世界的词句。要么将它纳入自身的研究之中，从而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对象——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中，为自己确定一个适当的位置。前一条道路通向的是羞答答的或“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家”^[7]313，后一条道路通向的则是列宁所说的战斗唯物主义。

战斗唯物主义者当然也是理论生产者，也会涉足哲学问题，但无论如何已经不再是那种以置身历史之外的态度从头脑中想出历史联系的，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生产方式在于坚守两条路线：在思想领域中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积极同唯心主义思想做斗争并与党外唯物主义者结盟；在实践领域中加强党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结盟^[29]。惟其如此，他们才不是从思想自身的发展史中，而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并在自身所定位于其中的那种物质生产方式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势中锻造自己的理论武器。他们不是体系的商品的生产者，而是通过“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8]587。他们找出这些观点不是为了单纯解释世界，而是指出这些观点背后的那些特定知识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与必然灭亡性，并“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30]。战斗唯物主义者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那种对待自身与历史关系的非历史态度，那种与历史规律打交道的非科学方法，那种在纯粹理论中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他们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历史出路。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没有把自身所从事的理论研究看作“理论生产”，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3]516。于是他们对于自己与德国的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对于通达包括自身的物质环境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采取了非科学的方法，并最终只能在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中表达出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这就是他们不自觉地所采取的理论生产方式。在恩格斯揭示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这一科学本身也包含对研究者及其研究态度、方法与立场的反思与批判——之后，哲学家就必须自觉地进行理论生产了。或者自觉地遗忘、掩盖哲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以及自己的理论生产和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或者自觉地把这种联系纳入自己的研究，从而科学地为自己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寻找一个恰当的位置。就此而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理论生产方式的终结，同样可被视为这样一种对现存思想状况进行彻底变革的现实运动。如此一来，我们对《费尔巴哈论》的理解得以深化：恩格斯在理论上对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的宣告，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诉求，那就是坚持不懈地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理论生产方式作斗争。这也启示我们，只有跟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理论生产方式及其一切变种划清界限，才能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