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haping Path of Teachers' 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Intelligent Age

道德是反映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道德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根源于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发展意味着不断变化与更新。教师道德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其发展是从一个阶段进步到另一个阶段，不断变化、更新、完善。培育良好的道德素养有助于教师实现生命的价值。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教师道德“具有‘遗传’与‘变革’的双重特性”，它“既要保留传统社会文化根深蒂固的要求，又要适应处于不断变革之中的现代社会的相应要求”^[2]。

从历史发展与演化进程看，在古代“君权神授”“神权即君权”的观念统治下，人逐渐被君权形塑，教师道德不可避免地被这种观念同化。古代教师在与自我的关系上以圣贤自居，在与学生的关系上，受学生敬仰，在与教师集体的关系上追求共同的信念，在社会关系中充当道德传递者的角色。神权形塑下的教师道德具有理想化、一元化、政治化的特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也促进了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近现代三次科技革命翻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近现代科技浪潮的影响之下，人们追求真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近现代科技革命产生的进步作用和巨大的影响在于：其一，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其二，使人类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狂热探索；其三，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思考。这为教师道德从古代神权形塑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使教师道德逐渐被科技形塑所取代。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教师道德形塑在发展进步的同时逐渐被异化。近现代科技浪潮影响下教师道德“他者形塑”的内容与发展取向如图 1所示。

人类从原始农业社会迈入工业文明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科技革命开启了人类探索世界的大门。不断涌现的科技新发现、形成的科学概念、确立的系统科学技术理论以及科技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人类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科技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科技革命的实质。科技革命中所倡导的科技新思想、科技新思维方式和新的科技精神形成巨大的文化力量，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社会文化进步。

技术的威力不仅能够探索和改造自然界，还能毁灭自然界。人类对科技的狂热崇拜导致唯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价值理性中那些关于思想意识、义务、尊严、责任、资源等方面的信念。从技术视角来看，“与动物相比，人类先天存在缺陷，技术是人类为弥补缺陷而获得的性能”^[3]。换言之，人类要依靠技术而存在。这就很容易导致技术至上的观念。人类为了进步而发展科技，但在盲目的崇拜中没有预料到科技事业发展的长远后果，给人类道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随着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技术的对象不再只是人类自身之外的物质世界，“人类自身也已然被添加到技术的对象中去了，从而导致作为技术的一个对象的人类的出现”^[4]。在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丧失了人的社会属性。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而人类道德却不断退化。人类越迷恋科技、控制自然，越容易成为技术的奴隶。然而，这与人类社会追求全面发展、自我实现、公正平等以及人的彻底解放是背道而驰的。

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科技与人类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局面被打破。对科技的崇拜使人们误解科技力量，一度盲目追求科技，甚至迷信科学技术。教师道德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被重新构建。

“以业为先”是近现代科技发展对教师道德形塑的要求。随着师范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师聘任的制度化，我国教师身份发展为“专职教师”。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学科的分化以及知识难度的增加，因此教师应首先遵守教师职业要求和相应的道德规范。这是近现代社会对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的道德形塑要求。

在近现代科技浪潮影响下，师生关系表现为明显的权威型师生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知识逐渐走向社会大众。学生对教师不再盲目平等崇拜，学生和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沟通，“师主生仆”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教师与学生的地位仍不可能完全平等。班级授课制犹如工厂的流水线，学生的培养过程依然标准化、规范化。而教师依然固守崇高的知识地位，凭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顽强占据知识高地。学生和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平等，但主要还是学生顺从于教师。

“由道转识”是教师共同体的一致追求。这里的“识”指知识。科技时代的合格教师，其知识结构应包含知识与能力两个方面。科技时代教师集体的共同价值追求从古代封建社会的传道、论道(甚至“为道牺牲”)转变为注重对知识的追求与积累。

道德矛盾是教师道德在近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古代老师作为道德的传递者，发挥道德榜样的作用，传递“王道”，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而到了科技时代，教师的社会地位依然居高不下，其学术知识也被重视。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继续钻研、加强学习，试图借助知识的力量为自身专业发展以及国家繁荣昌盛出力。但科技发展的滚滚浪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教师单纯、朴实的心灵，使教师道德形塑被异化。教师在科技时代逐渐迷失方向，成为物质利益的追逐者，完成了对自我的“道德松绑”，并且渐行渐远。

科技时代，传统师道尊严日渐式微，教师由“兼职教师”演变为“职业教师”，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不同于古代老师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使命，此时的教师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教师不再以“君子”“圣贤”自居，而是回归现实，从传统神圣道德中“脱嵌”，抛开所谓的“圣贤”形象，融入世俗道德之中，走向大众文化，走向自由。

科技时代，功利主义盛行。首先，应试教育以考试成绩为最根本的选拔标准，导致教师为了业绩考核和分数竞争而忽视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导致教学不断工具化、功利化，同时也忽视了教师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其次，高校的科学研究从学术创造性活动沦为为了应付上级制定的科研量化指标而实施的功利性活动。最后，为应对数字化教学的挑战，同时也为了职称晋升，教师必须用数字化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疲于追求学术成果，逐渐弱化了教育活动的育人功能和文化价值。

科技时代，科技探索与市场“效率”不可分割。教师教学与评价异化为标准化，教师教学采用标准化的方式，在班级授课制的模式下培养出一批标准化人才。学生的个性、独立与创新被忽视。教师在被“标准”标榜的时代沦为教学机器，加重教学负担，其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被严重忽视，于是教师职业逐渐失去吸引力。

“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理论由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提出，是他通过研究文艺复兴而形成的一种自我形塑和自我启蒙的文化诗学理论。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自我形塑就是人对于自我问题的基本态度。自我形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人具有自主性，如果对现状不满，就会力图通过“自我塑造”去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自我意志力量，体现自我约束；其二，“自我形塑”不只是“自我塑造”，还有其他力量的推动，即自我塑造是在自我约束和社会文化的合力中形成的，体现社会约束。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应该表现出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自由的超越性，即教师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地实施教育活动的特性。因此，教师道德的“自我形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自我塑造，即发挥教师自主性。教师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止能够由其自身来决定，不为任何其他外在的力量所干预，能够体现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成为体现别人意志的工具。教师是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5]。其二，社会塑造，即发挥教师自我和社会的合力(主要指教师共同体的塑造)。教师道德“自我形塑”不是只涉及“自我力量”，而是还需要其他力量，即需要在自我约束和社会文化影响的双重合力中不断发展进步。

当前，智能技术正以迅猛的速度重塑教育样态，推动教育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引发教育管理、教师角色、教学模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开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全新阶段。在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建设需要从他者形塑转向自我形塑，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关注自我转向自我与他人并重，注重协同发展，体现不同于以往社会的道德形塑内容与发展要求(如图 2所示)。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工智能威胁论，人工智能能否取代教师成为近年来的热议话题。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逻辑思维和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将教师从单调、机械、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能够替代教师的部分功能。正如余胜泉教授所说，“智能教师”在未来可能扮演12个角色，如“可自动出题和自动批阅作业的助教、学习障碍自动诊断与反馈的分析师、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的素质提升教练”等^[6]。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教育关键要素的教师究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有专家指出，“创意工作者”“人际连接者”和“复杂模式的判断者”这3种角色是人工智能无法触及的，而教师这一职业可以同时满足这3种角色的要求^[7]。同时，教师的工作往往是“非预设、非逻辑、非线性的，教育过程中的各种偶发事件需要高度的创造性和艺术性”^[8]。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独有的幽默、尊严、同理心、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价值判断、情绪管理能力、社交能力等天赋本能和特质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路上的“绊脚石”。因此，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教师角色，未来的教育将会进入“人机协同共教”的时代。

首先，人工智能让师生身处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汇之中，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使信息传递模式发生了变化。在“人工智能+教育”的场域里，教师的教学空间已经不局限于眼前实际的教育场所，而呈现出虚拟与现实的交叉融合。比如，在教学环境方面，校园环境信息化将向更高层次的智慧校园拓展，使校园物理环境、教室教学环境、网络学习环境充分融合。其次，智能教学系统越来越丰富，不仅可以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对学生实施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还可以储存、检索大量教学信息。再次，人工智能使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如语音识别和语义分析技术可以用于口语测评，图像识别技术可以用于作文批改和拍照搜题^[9]。人工智能可以让每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的智慧学伴，只需要人手一部手机，就能实现智能搜题、答案解析、难点分析并自动生成和推送。因此，教师要与时俱进，更新自我观念，主动与人工智能协同配合，自觉自主走向“人—机”合作学习，积极参与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研究，基于智能技术优势推动课堂教学变革，引领课堂教学的创新与发展。

智能时代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信息素养等都将重新整合，创造出人类全新的、多元的生存与交往方式。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滚滚浪潮，教师道德实践将更加复杂、多样。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与以往的他者形塑不同，主要依靠教师自我主体价值的发挥，应体现新的观念、价值、思想。

教师职业经历了从兼职到专职、从“职业发展”到“专业发展”的演变历程。教师个体也经历了从“社会人”到“职业人”到“专业人”的身份变迁。在智能时代，教师将由“全才”变为“专才”，即传统教师从“孤立无援的全能型多面手”转变成为“具备高效支撑体系的‘专业人员’”^[10]。人工智能将会部分替代教师职能。因此，智能时代的教师职业将会更加专业化。首先，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更加重视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科学、理性地使用智能技术。教师道德形塑要注重依托智能技术，在客观上帮助塑造教师的行为规范，构建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教育实践方式和新型的教师生活方式。其次，教师要与人工智能协同配合，自觉自主走向“人—机”协同共生的合作学习。最后，教师要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培育和提升道德素养，扮演好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为应对智能时代的挑战、适应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教师要基于教学实践深入思考教师职业角色和专业身份，注重专业学习，拓展专业知识，不断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智能时代的教育理念注重“人机协同发展”，倡导传统教学观念从静态的“师教生学观”转变为动态的“师生互学共生观”，使师生关系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共享共创精神^[11]。智能时代，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心灵引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成为学生的心灵引导者，体现智能时代新型的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将更加强调营造师生共同学习交往的教学生活环境，体现尊重、关怀、理解，有助于学生“学以成人”，有助于教师“教以育人”。教师要树立智能时代的教学观，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全面发展；要抛开权威，与学生主动进行角色的转换，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师生之间需要在平等、自由、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双向互动，加强心灵的沟通。这一切都有赖于教师自我主体性的发挥，从而达到“形塑自我、引导学生”的效果。

“转识成智”，其中“智”指智慧。“转舍世俗心识，成就超越智慧”，是教师共同体的真实写照。人工智能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全球性、个性化的特点，它正以迅猛的速度重塑教育样态，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是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会部分替代教师职能、改变教学方式。然而，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已然生成的，人工智能对教师的替代局限于“知识授受”层面，发挥知识运输的作用。教师共同体注重协同发展，超越知识局限，化“外在之物”为“内在之物”，帮助教师完成“转识成智”的专业蜕变。教师作为“意识唤醒”的教育者、“价值之思”的教育者和“文化生成”的教育者，应注重“转识成智”，促进自己与时俱进。“转识成智”是智能时代教师最重要的一次心灵转向，也是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新时代教育的价值导向^[12]。智能时代要求教师成为有自觉意识、有道德情操、有思想情怀的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做一个“没有思想的齿轮轮牙”^[13]。

在智能时代，作为“道德榜样”的教师形象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教师要从‘卫道士’‘牺牲者’‘传递者’的角色转向‘为己为人’的立场”^[14]。“道德能动”是教师在社会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按照古德莱德的观点，教师是具有反思能力的道德实践者，具有较强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形塑意识。“道德能动”对于教师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这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它强调教师的道德自觉，使教师处于行为自觉状态，并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其次，它强调教师对教育实践中道德要素及意义的觉察和理解，更有益于学校伦理文化的建构，凸显了教育过程的道德性，更有利于师生共同的道德成长^[15]。

智能时代的教师除了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教学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与技术驱动的个性化学习不同，智能时代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是一种可扩展、可延伸、可持续的个性化学习，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优势和潜力，并且在教育方式、学习进程、时间和地点选择等方面都与传统的教育有明显区别。其主要区别具体表现为：教师注重教给学生社交和情感交流技能，促进学生增强自主性；在标准化课堂教学中融入学生选择；加强反馈和评估的有效性^[16]。智能时代的教师不仅要学会洞察社会、教育、课堂环境中的道德关系及价值，还要引导学生正确地进行个性化学习。同时，教师自身的教育观念、教学风格、师生观也应该具有智能时代的个性化特点，不断创新教学方式，与人工智能助教协同合作，注重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人工智能将人类卷入知识、信念、价值观被颠覆和重构的浪潮之中。教师一方面要主动迎合时代，在与世界的交往中重建自己的信仰与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在自我形塑的同时，还要逐渐拨开信息化的大雾，“守得云开见月明”，真正摆脱外在的束缚，从混乱、虚无走向充实，成就自我，独立思考，进入一种主动创造、积极创新的状态。有学者指出，未来有两种发展趋势：其一，“将会有一台超级终端把全世界70亿人的大脑与电脑终端相联系，形成系统联机，这一切将演变成一个超级系统”^[17]；其二，注重世界的互动性。“我们想拥有与设备交互的体验，需要虚拟现实的交互环境，渴望真实的互动和回应，可以通过更多途径与电脑互动。”^[17]无疑，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并带领教师乃至所有人去探索更多新的领域。人类的价值体现为设计和研究人工智能，强化机器人的各种功能，从而把人类从劳动束缚中解放出来。教师被智能时代赋予了主动创新的使命。

人工智能正改变着全球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模式，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使教师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和信息共享。高速发展的信息化为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知识传播与共享提供有效的外部环境支撑，并且加速彼此渗透，改变了在传统社会形态中个体“独善其身”的状态。在智能时代，“没有人能真正与世界脱离干系”^[18]，教师也不例外。与此同时，随着智能时代知识大爆炸、大融合和信息共享，整个世界都被拟像(simulacra)化、数字化、智能化和“自媒体”化。世界在快速地生产知识、传递信息，又不断将信息更新换代，使整个世界处于永不停歇的活跃状态。

教师道德形塑在近现代科技浪潮的影响下超越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神权形塑”，具有浓厚的科技形塑意味，注重“他者形塑”。在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建设需要从“他者形塑”转向“自我形塑”。要实现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首先就要厘清教师道德形塑的逻辑理路与发展走向，认识“自我形塑”的必要性；其次，在此基础上要积极探索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的可能性，努力建构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推动教师道德建设走向“自我形塑”。

在智能时代，人类生活世界正由物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拓展到信息空间，人与自我、社会、自然的关系正延伸到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肩负时代的重任，首要任务是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合格公民”。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道德是教师从业的首要品质，是教师践行教育使命的内在要求。古往今来，不管教师职业如何变迁，教师承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社会重任却依旧未变。智能时代的教师更应该成为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优秀思想品质的人。教师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和不断完善主要取决于教师自身，取决于教师道德“自我形塑”，而外界条件只是辅助因素。只有加强教师道德“自我形塑”，才能使教育活动有效地达成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才能使教师灵活应对具有主体性、可塑性和模仿性的教育对象，机智处理工作中建立起的复杂人际关系。

教师道德形塑需要与智能时代发展相适应。教师作为教育实践的主体，并非是静态的发展或永恒的存在，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教师作为道德形塑的主体，同时兼具主体性和客体性，必然要对智能时代的要求作出回应，尤其要对教育领域的道德现象进行深刻反思。教师道德“自我形塑”必然要“迎合”智能时代发展的期许，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要求，又要直面智能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问题。

智能时代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思想观念、信息素养等都将重新整合。顺应时代变化，探寻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道德理论来指导教师教育实践，是智能时代对教师道德形塑提出的新要求。要想达到智能时代对教师道德发展的要求，使教师专业身份在表现形式上“凸显意向性与道德性，维持机制强化情感性与利益性，发展状态呈现相对稳定性和发展性”^[19]，就需要教师更新观念，建立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想范式。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既需要发挥自主力量，又需要得到外力推动，同时也力求改变和影响他人。

教师道德形塑从古代封建社会的“君权形塑”转向近现代社会的“他者形塑”，具有浓厚的科技形塑意味。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教师道德形塑逐渐出现了异化现象，而智能时代对教师道德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图 3概括了不同时代教师道德形塑的内容与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从教师与自身的关系来看，教师道德形塑经历了“以德为先—以业为先—以专为先”的价值嬗变；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来看，教师道德形塑经历了“精神信仰—知识权威—心灵引导”的发展；从教师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来看，教师道德形塑体现了“共谋于道—由道转识—转识成智”的发展取向；从教师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教师道德形塑经历了“道德传递—道德矛盾—道德能动”的发展演变。

智能时代教育转型面临着教育资源、助学设备、人文教育以及伦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为应对人工智能对教师道德的伦理挑战，走向教师道德“自我形塑”之路是必然选择。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形塑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从“他者形塑”走向“自我形塑”，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关注自我转变为关注自我与他人并重。教师要在时代变革中不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同时还要积极参与构建开放、团结、和谐的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形成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发展新格局。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构建模型如图 4所示。

教师道德“自我形塑”应注重教师“角色定位”，要求教师在不同的情境下坚持一致的道德行为准则。教师道德教育平台理应成为促进教师共同发展的成长空间，使教师在共同成长与发展中作为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体验。共同体作为一种意识性的精神存在，需要相应的道德教育空间载体。学校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场所，教师和同事在这里共同工作和生活，互相学习，还伴随着情感交流以及精神对话，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彼此依赖、信任，其中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与感动。学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存在基础，是一个特殊的、充满感情的伦理空间。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一旦形成，每个教师就必须认同、理解并遵循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教师个体与共同体相伴相生、和谐共融，每个教师成员都属于共同体。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与教师的命运紧密相连，促进教师与同事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当前，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变革，但教师和同事之间相互协作的工作形态却依然未变。教师与同事在心理上相互影响，在行为上相互协作，因而教师个体的发展直接影响其他同事的发展。随着当前转向协同化的教育发展理念、走向智能化的教学模式、趋向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以及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开放，未来群体智慧的发展将替代单打独斗的个体智慧。并且教师专业发展是“内力”与“外力”的结合，即在自我和共同体的双重合力中不断发展。以往人们对个人的道德行为表现往往过多地强调其主体的自律性，“事实上人们的道德行为表现始终都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实现的”^[20]。因此，为应对人工智能对教师各方面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在时代变革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还需要参与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教师—人工智能—教师”协同互动的实践形态，建立基于“教师—人工智能—教师”三方互动融合的道德教育平台。在这个道德教育平台，教师个人与集体同智能机器共存，突破不同教师个体文化、观念、习俗之间相互分离的现状，消除“教师伦理理解个体化带来的单向偏执，促使差异化的教师个体在作为共同体成员角色时寻求到了视域融合点”^[21]。

学校是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教师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教师的行为规范都圈定在学校的制度框架内。教师在进行“自我形塑”的同时，要基于学校的办学理念、制度设计、校园文化等构建自己的道德理念，这样才能被学校认可和接纳。教师与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相伴相生、和谐发展，对共同体有一种归属感。教师道德形塑之路与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

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能助推教师个体的进步。智能时代，教学模式、教学环境、教育评价、学生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革，教育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伴随发展理念走向协同化、教学模式走向智能化、学习模式走向个性化、教育资源走向动态开放化^[22]，“未来单打独斗的个体智慧将会慢慢被人工智能所超越，群智发展将成为常态”^[8]。而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可以为教师个体与群体的合作提供空间，促进教师群体智慧的发展。因此，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建设要抓住发展机遇，建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整合不同的价值理念。由此，教师个体道德发展才会紧随共同体的脚步，遵循共同体的道德发展路径，促进自身教师道德素养不断提升，以此获得自我和他者对教师身份的认同。

教师个体的进步促进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繁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通过“心”向里向内追求，以达到内在力量对人的充实和完善。在此过程中，教师个体在“自我形塑”与社会力量的双重影响下重新建构自己的道德观念，并积极实践。不同的教师个体由于生活背景和生存环境的迥异，必然存在多样化的道德观。多种道德价值观念在共同体中相互冲突，同时也被相互理解、包容，逐渐趋向一致，并不断更新，形成交融共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智能时代将“重塑教师的生存境遇，叩问教师的涉世方式，重组教师的价值序列，亟须教师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进行理性反思与价值觉解”^[23]。但人工智能缺乏“德性之智”的向度，不能引导教师的“心灵转向”。与此同时，“人机共教”迫使教师更加注重发挥其职业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成为一个区别于人工智能且不被其取代的教师，就要避免像机器一样无情感，要注重“德性”，加强情感投入，加强“自爱”和“他爱”，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面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趋势，对道德实践主体的教师来说，“爱”与道德情怀是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安身立命的关键，是他们在共同体占据一席之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情感投入，注重对学生的情感教育、柔性管理，“以共情共鸣的心理、同理换位的思考塑造学生的人格品质、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24]。

首先，教师要“自爱”。教师个体要主动追求道德进步与专业发展，走“自我塑造”之路。教师要善于思辨，基于以往的发展经验，增强自身的教育洞察力，发展自身的教育机智^①。不仅如此，教师个体还要进行反思性的道德实践，以“反求诸己”的方式，与自己进行心灵对话，以便更好地发现自己、了解自己。

①   “教育机智”，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定向能力，是指教师根据学生新出现的(特别是意外)情况，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判断，随机应变地及时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教育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教师对学生活动的敏感性，是教师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修养的外在表现，是教师娴熟地运用综合教育手段的能力(参见刘野《教育机智的内涵及其运用策略》一文，发表在《教育科学》2008年第2期)。

其次，教师要“他爱”。这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共同体的奉献，其实质是教师在自我形塑与共同体的引导而形成的合力中寻求发展。一方面，教师需要对自己、同事以及学生的需求有深刻的了解，要积极付出和分享，在共同体内与同伴分享体验和成果，为同伴提供道德发展支持；另一方面，教师要主动关注共同体成员的生活和成长，在肯定、尊重他人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对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离不开教师道德建设。教师道德是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性资源”，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从“仰望星空”走向“规模化落地”。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与教育更深层次的融合将以更强的灵活性、包容性重塑教育形态，更加注重个性化，同时也给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秩序带来冲击和变革，特别是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教师道德关系。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既有助于推动教师道德建设，使教师道德规范内蕴的价值得以实现；又有助于教师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理念，不断适应智能化、数字化的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的需要。从相关研究来看，我国现有研究大多数是从教育整体出发探索教育领域的道德规范或者伦理制度，对教师道德形塑及其价值取向的探讨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关教师道德的研究需要将其作为一个必要且独立的部分，结合新时代我国师德建设的相关经验和政策，探索教师的责任认知和使命担当应体现的新内涵和新特点。第二，关注教师工作与生活，尤其关注同事遭遇的工作和生活困境。教师道德困境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并且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与同事的相关利益纠缠就形成了“同事困境”。它在教学行业中形成“同僚文化”或“缄默文化”，这种文化会阻止教师对同事不正确的价值观、不恰当的教学以及不公正的教育理念等问题的揭露。因此，智能时代教师与同事之间相处的困境这一问题依然具有极大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