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arrative Stud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by Volunteer Teachers in Rural Schools

任何人都不可能给自我认同和自身完整找到完全准确的定义和诠释，包括那些自己本身真正拥有自我认同和自身完整的人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们是伴着我们一生熟悉且奇妙的感悟，是只能偶尔在我们视野的边缘捕捉到的言语难以表述的真实，而故事是描述这种真实的最好方式^[4]。在帕克·帕尔默(Parker J·Palmer)看来，叙事的方法是描述真实故事最好的方式。本文选取教育叙事的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为方法论，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并运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形成理论，从而真实地呈现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在乡村学校的工作生活样态，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获得对其行为和行为驱动意义的解释性阐释。

本研究选取了F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其所服务的西部地区Z中学进行调研。坐落在某乡镇的Z中学，是该县最大的公办全日制初级中学，秉承着为山区孩子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该校有180多位教师，其年龄普遍偏大(教师平均年龄45.2岁)、学历层次普遍偏低、教学压力普遍偏大。该校有近3 000名学生，这些学生大都来自周围乡村，离家较远，学生通常周一至周五需要在校住宿。通过对所见所闻细致记录、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与分析，以及对F大学多年来派出的不同批次支教教师的深入访谈，本研究从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两个层面，揭示了支教教师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访谈对象包括6名支教教师、5名受助学校教师、1名受助学校校长、2名团县委工作人员、1名高校团委老师，以及4名受助学校学生、1名受助学生家长。本研究整理出共计13万字的文本资料，并对文本中不同内容所呈现出的主题进行编码处理，从受访者反复提及的本土概念中生成本研究的经验叙事。

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有3个：教育扶贫、乡村教师和支教教师。

其一，教育扶贫。从理论角度界定教育扶贫，可将其分为“扶教育之贫”和“依靠教育扶贫”两种。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教育的力量消除贫困产生的根源，激发脱贫地区人口的内生动力，让脱贫人口获得其在社会生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切断贫困再生产链条，实现“阻断式脱贫”。研究生支教团作为支教教师的一部分，其使命是通过教育帮扶脱贫学生摆脱不利现状，激发脱贫学生的学习内生力，使其通过掌握知识和技能来改变命运、摆脱贫困，最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其二，乡村教师。从学理层面分析，乡村教师是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职业称谓，即工作属地在乡村的教师。这支队伍的教育教学水平决定了乡村学校的现代化水平，最终会制约全国范围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乡村教师队伍，那么大量的分布在广大乡村地区的中小学就不能达到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全国范围的教育现代化也无从实现^[5]。

其三，支教教师。支教教师是教师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承担一定量的教育教学工作，努力改善当地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帮助欠发达地区学校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就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而言，他们是支教教师中的特殊群体。其特殊性有两点：一方面体现在其身份上，他们是职前教师而非在岗在编教师，在育人的同时还兼有“自育”的使命；另一方面体现在流动性和连续性上，与其他类别支教教师相比，研究生支教团服务时长固定为1年，服务期满后返回高校继续进行专业学习，同时其所在高校会派出新一批支教团成员继续开展支教工作。

经验叙事具有私人叙事属性，以关注个体内在世界和经验意义为特征，强调的不是反映这个世界的大而全的形式、规则和规律，而是反映个体独特性的经历、体验和感受^[6]。长期处于贫困文化中的儿童，自幼便被打上了属地文化的烙印，通过代际传递形成封闭的循环，使其难以摆脱受束缚的困境。教育对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使人突破思想的藩篱、解决现阶段问题等都起着关键作用。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推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与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学校担负着社会赋予的培养人才的责任，即社会期望通过学校教师实施的具体教育，实现人类文化的传递和各类人才的输送^[7]。在支教服务期间，支教教师也从甘为人师、点亮学生生命之光的过程中受益：他们不仅筑就了学生的成长梦和成才梦，也筑就了自身的教育梦和自我发展梦，实现了师生双方生命的共同成长。

初为人师的Y4对“人民教师”这一角色抱有诸多期待，但到了支教学校后，艰苦的工作条件和重养轻教的家庭风气，迅速将她从理想拉回到严峻的现实中。但是，Y4明白，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服务山区学校的学生，为他们答疑、解惑，并带领他们通过学习知识摆脱贫困，因此，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需要攻克的困难还有很多。

我还记得第一节课，一进门就看到一个个子不高但长得很机灵的学生，我叫他“小猴子”。我问他：“以后有什么理想啊?”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三年级毕业就要去打工了，爸妈说我在家没好好读书，早早出去打工娶媳妇。”这话让我对这个学生产生了悲悯：未来还没有展开，他好像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命运。——摘自支教教师Y4的日记

过去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首要因素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层次普遍不高，无力指导子女的学习，对教育的作用和意义也缺乏了解。具体表现在学历期望、生活能力期望和职业期望3个方面的低要求上：学历上只要读完九年义务教育规定的初中，生活上只要能做简单家务，职业上只要找份工作挣钱就足够了^[8]。这些低期望导致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父代对子代教育的长线投入缺乏耐心，使得一些父母早早地为子女安排好了未来——打工、结婚、生子、再打工。这一现象引起了支教教师Y4的反思：要创造怎样的条件才能帮助脱贫家庭的学生满足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从而充分体现教育扶贫的实际价值？

村里只有6名学生和1名60多岁的老师，破旧的单间瓦房是往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手工粉刷的，附近小房子里的设备积满了灰尘。孩子们以前从未上过音乐课或艺术课，这些设备对这位60多岁的老师来说似乎很陌生……

在继续调查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搭桥”的工作正式开始了。我们要“搭”的是学生转变贫困观念、消除固守贫困文化的思想之桥，也是助力学生从大山走向世界的志气之桥。我们基于“相互成长、长期扶持”的理念，在大学校园倡导“找对子”，招募参与“石桥项目”的优秀大学生作为成长支持者，共同支持支教学校学生在学习、思考和生活方面的成长。这一计划得到了大学的积极响应，有3 000多名大学生参与其中。我和队友堆起的“小石子”，将成为这座偏僻村庄里的教育小“石桥”。愿我是这里一块温暖的石子，通向你理想的桥梁。——摘自支教教师Y4的日记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教育对贫困人口来说是一条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收入、摆脱贫困的途径。一般而言，教育普及程度越高，贫困人口越有克服贫困的机会^[9]。在Y4的描述中，脱贫地区的教育设施日趋完善，但是仍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教育精准帮扶。教育扶贫的核心在于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以及生活技能，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实现帮助受教育者稳定就业、提高收入、摆脱贫困的目的。因此，“建桥”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支教教师、志愿者、帮扶人的榜样引导下，自觉树立远大理想，逐步实现自我提高、自立自强的人生目标。建“石桥”是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们摆脱贫困、实现理想、追求幸福的途径。

对一些从来没有踏出过县城的乡村学校学生来说，支教教师的到来让他们的思维和视野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支教教师Y4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让从未走出过生活地域的学生，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向往，他们对未来的规划与目标也更加清晰与坚定。受支教教师Y4的影响，学生S4萌发了成为人民教师的梦想，并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师范大学的学生。

出生某县小乡村的我上初中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不知道大城市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大学是怎样的，更不知道读书的意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考到县城，所以我不断地学习，但是小升初时我落榜了，没能考进县城的初中。

2016年9月，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道彩虹——支教教师出现了！他们点亮了我的人生。Y4老师是我的副班主任，她在班上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把外面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她把一张张照片放到教室的电脑上，并讲述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张照片里我面对的大海就是太平洋，这张图片里的冰淇淋是在香港拍的，这张图片拍的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地方，这张图片里的桥就是卢沟桥……”也是因为Y4老师，我听到了人生中第一首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也让我对前面的“路”该如何走有了新的认知。她以自身阅历告诉我：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我现在也是一名师范大学的师范生，也许我现在讲课的水平还不高，能做的事情有限，但只要我去做，就会在孩子的心里留下一抹颜色。——摘自学生S4的日记

知识改变命运。如果没有智力支持，那么不仅个人难以摆脱贫困，还可能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的成因及其破解之道都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支教教师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仅给学生带去了新知，还以自身的成长经历感染着受教育的学生，引发其情感共鸣，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作为S4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支教教师Y4发挥了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作用。通过Y4的讲述，S4对外面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读书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重要他人与重要事件的影响，让S4再一次树立了考大学的志向，并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师范大学。作为一名刚步入师范大学的新生，S4也想要加入支教教师的队伍，为了让脱贫地区的孩子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努力，为教育扶贫贡献力量。“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教育在此形成了闭环。

有学生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师范生，专门给我发消息报喜，我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对她说：“你考上了一所我都考不上的大学，你比老师优秀太多了，老师很开心。”我想暑假的时候，邀请我的学生开展一次座谈会，谈一谈教育对于人生的意义：上学到底是填充了一段生命的时光，还是说为以后的人生种下了一颗种子。考上大学的确是挺厉害的，但没考上大学的人也在为这个社会作贡献，也为家庭而工作。一个人有志气，有目标，能把自己的事做得好，这就算活得不错。——摘自笔者与支教教师Y4的访谈记录

“贫”指的是缺少，尤其是物质方面的不足；“穷”是一种身居洞穴、不自由的状态；“困”往往指的是精神、思想的困顿，故步自封，止步不前。由于家庭不仅要承担教育收益滞后的风险，还要承担其子辈在可以作为壮劳力的时候因受教育而不能打工所导致的收益机会减少的风险，脱贫地区有部分人信奉“读书无用论”。因此，教育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即“扶智”与“扶志”并行。所谓“扶智”，“扶”的是知识、智力，即让脱贫地区的学生接受公平而优质的教育，开阔学生的眼界，调动脱贫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脱贫学生摆脱贫困的能力；所谓“扶志”，“扶”的是志气、决心，即唤醒脱贫学生自主脱贫的内生力，激发脱贫学生自主脱贫的坚强意志，不依赖他人，不受外在条件的束缚，从而实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目的。支教教师通过教育扶贫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作用，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可以帮助支教教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价值，即在教育扶贫中支教教师既是扶智与扶志的激励者，同时也是扶智与扶志的引导者^[10]。这就是支教教师来到脱贫地区进行教育扶贫的使命所在。

在谈到支教老师Y4时，有个男生脱口而出：“当然记得！我以前不好好学习的时候老师气不过用书拍了我的脑袋，下课了还把我叫到办公室教育我，问我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问我的家庭情况，还反问我‘天上会掉馅饼吗’。老师反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触电了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立志要好好学习，否则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和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摆脱贫困。她(Y4)点醒了我，我立志要靠双手去换取好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父母。”——摘自笔者与学生S4的访谈记录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树立明确的目标和理想信念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一步。从“人穷志短”到“穷则思变”的过程，人需要经历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推动^[11]。对那些缺乏内生力的学生来说，教师要鼓励他们成为有理想有志气的人，要让他们明白目标与理想的实现需要坚持不懈地追求与奋斗。被支教教师及时点醒的学生，他们在年少时立下的志向会随着时间不断延续，不断深化，直至形成更为长远的目标。

教育过程是由师生双方共同构成的。虽然教师与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所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但都是教育活动不可缺少的要素，是教育活动的复合主体^[12]。研究生支教团作为乡村支教教师有其独特的价值使命和独特的职业属性。一方面，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在就读高校的身份是本硕衔接阶段“受教”的学生；另一方面，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在支教单位的身份是为脱贫地区学生赋能的“授教”教师。“受教”与“授教”身份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研究生支教团作为乡村教师的独特性。因此，支教教师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同时，还要抓住开展教育实践的绝佳机会，这对其硕士阶段的学习有独特作用，即在更新学生观念、传播知识文化的同时还获得了专业成长。这种支教模式不仅成为师范生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还成为师范院校与乡村学校贯通培养、实现教师教育与乡村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13]。

“一开始是有些幻灭的……”这是见到研究生支教团成员Y1时她说的第一句话。在Y1看来，学生是她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她也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她用“星星”来表达她对这些学生的感受：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星星的光并不是那么亮，但是只要沉得下心，就会发现有很多星星在闪耀，慢慢地星星越来越多，黑暗的夜空就变成耀眼的星空了。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教师应该要有生命的自觉，不断发展的意识。如果再让Y1做一次选择，她说，会依然选择去支教，成为一名支教教师。——摘自笔者的田野日记

除了教师专业发展，Y1还提到教师发展与生命自觉。教师作为一个真实、具体的人，不仅要推动学生的发展，也要促进自身的发展。教师生命价值的实现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教师发展应该是教师作为“人”的发展与教师作为“师”的发展的统一，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这也是教师提升自身生命质量和提升教育质量的统一。“生命自觉”是对自我存在的认识与把握，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生的生命自觉；二是教师的生命自觉。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觉察自己的存在状态、找寻生命的意义、塑造理想的人格，还要通过这一过程实现自己对生命的觉知。由此可见，“生命自觉”能促使师生在教育生活中共生共长^[14]。

在支教过程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差距。过去，我了解的“因材施教”是书本上的说法，当在支教中面对一个个鲜活的学生时，才真正领悟到要做到“因材施教”有多难。在乡村学校，有的学生根本不服管、不听话；有的学生是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家校沟通很困难；有的学生完全不学习，父母的想法就是上完初中出去打工。由于每个学生的成长经历、家庭境遇、自身个性都有很大差异，而教育要兼顾各种类型的学生，这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经常还得翻书、查阅文献寻找解决的办法。——摘自笔者与支教教师Y6的访谈记录

教学可以使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都得到提升或转变，教学也是教师发现、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的重要路径。借助教学中的评价、反思、调整等方式来实现教师技能的提升和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这是“教学相长”内涵所在。“授教”亦是“受教”。正是这些拥有独特性、差异性的学生，使得教师的职业生活充满了挑战与活力。对支教教师而言，具有生长性、发展性与独立性的教育对象意味着教育对象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可能，而这些也充盈了教师的生命。

实习支教增强了研究生支教团的爱国情怀、从教信念和对乡村教育的深厚情感，提升了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教育管理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实现了能量和情怀的正向传递。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研究生支教团对学生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支教结束而终止。

支教教师跟我讲，她在教导学生时说：“身为当地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摆脱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而更应该是我们通过教育获得了自立自强的本领与能力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家乡，如果大家都是这么想这么做的，那么我们的家乡就会越来越好。”我问她：“你这么跟学生讲，学生会懂吗？”她说：“虽然学生现在不一定会懂，但是我还是得跟学生讲清楚，学生以后会明白的。”这段对话让我很感动。我在这里待了很多年，我们培养的很多年轻人出去了都不愿回来，支教老师能这样理解我们、教导学生，是很多老师都做不到的，这也鼓舞了一批学生读完大学后返乡从教。——摘自笔者与校长P1的访谈记录

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较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农村经济发展缓慢。许多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和后代教育质量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留守农村的青壮年数量减少，出现了许多“空心村”，这也使得农村学生产生远离乡村的想法。加之，受去大城市打拼才是“有骨气”、留在农村“没出息”等观念的影响，一些家长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目的也是为了将来进入大城市生活，成为光鲜亮丽的“体面人”。这些观念传递的信息就是“离乡进城才会有更好的发展”，这给乡村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就教育扶贫而言，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让青少年远离自己的家乡，而是为了让青少年通过接受教育具备自食其力的本领后回馈家乡、建设家乡、造福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支教教师的价值观对脱贫地区学生形成对教育、对乡土的正确认识至关重要，对帮助乡村学生厚植乡土情怀，助力学生反哺家乡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他们(支教教师)刚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青春而有活力。相处下来后发现，我们真的是捡到“宝”了。他们中就有本省人，十分了解我们这里的教育情况；他们还都是党员，组织能力和责任心都很强，做事情非常有章法，为大家减轻了不少负担。支教老师的到来也激发了我们这些工作了很多年的老教师的热情。很多老教师见到年轻人这么干劲十足，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拿我自己来说，我已经接触过多届研究生支教团了，跟他们打交道有的时候也感觉自己成长了许多。——摘自笔者与服务地学校团委书记T1的访谈记录

对欠发达地区来说，教育资源和教师资源匮乏是一个普遍问题。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许多乡村学校，教师资源往往不足，除教师人员“绝对短缺”之外，还存在教师教学能力、素养、学科分布不科学的“结构性短缺”，以及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15]。在与服务地学校团委书记T1的交流中得知，支教教师为服务地学校输送了许多新鲜“血液”。除了代课和补缺，每名支教教师至少承担了6个班级的教学任务，弥补了师生比的不足。学校一些教师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岗位上，随着教龄与资历逐渐增加，教学内容日趋固化、教学方式日益程序化，陷入“舒适区”中不思进取；学校还有些教师长期处于工作和生活的高压力下，造成心理疲劳、职业倦怠，易与他人产生各种矛盾、引发冲突，继而在情绪、认知、行为等方面表现出精疲力竭、麻木不仁的状态。相比之下，支教教师的加入让教师队伍产生了新的活力，感染着处于“养老”或“疲倦”状态的学校教师，帮助他们转变教育观念，唤起他们的教育热情，激发他们的内生发展动力。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16]。这意味着仍然需要教育帮扶。师范生是准教师，是教师队伍的基本来源，是教育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乡村教育的长远发展，根本上有赖于兼具专业素养与青春活力的师范生，他们源源不断地加入给教师队伍带来了无限的生机^[17]。支教教师在培养学生、服务受助学校、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支教行动有着鲜明的社会流动特点，是一个持续接力的过程。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之间需要不断互动、沟通、磨合和调整。因此，客观分析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宜的解决途径，对支教团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从外部机制看，高校和服务地团县委是参与实施支教项目的主体，担负着志愿者选拔和组建工作的重任。乡村支教是一项需要当地政府、高校、乡村、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共同谋划的公益事业。当前的大学生暑期乡村支教还存在形式化、走过场等问题。因此，为了全面振兴乡村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当地政府、高校应进一步创新合作组织形式和志愿者培训管理机制^[18]。例如：加强支教教师与服务地学校之间的联系；定期组织支教教师在工作地点与下一届支教团成员进行沟通，总结和汇报工作情况；定期组织支教教师与服务地领导之间进行交流；定期开展帮助支教教师适应新环境的活动。

从内部机制看，作为教育扶贫的先行者与主力军，支教教师要不断加深理论认识，专注教育教学本职，提升支教效能，借助教育信息化技术，实现支教教师与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

教育扶贫虽然具有周期长、间接性、见效慢等特点，但其对国家发展具有根本性、先导性、持续性的作用，尤其对人的影响是贯穿于生命始终的^[19]。支教教师在承担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降低返贫风险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此背景下，支教教师的职责使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脱贫家庭子代主体性的塑造。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教育扶贫也由外部的政策扶持和物质扶持转向内部的自我造血和农民本位。因此，在支教过程中，支教教师要着眼于对脱贫家庭子代的主体性塑造，通过传授知识、赋能技能等途径，帮助子代摆脱可能返贫的不利境况；二是通过志气帮扶，唤醒脱贫家庭子代摆脱新的贫困的自觉意识。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教育欠发达地区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但要真正达到通过教育力量致富的目的，还需要经由教师赋能的途径来实现。因此，支教教师在推动乡村教育全面振兴、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大有作为。

研究生支教团“师者”身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帮扶和职前教师专业化发展上。一方面，从教育帮扶角度分析，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作为受助学校的教师，既可以为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帮扶工作贡献直接力量，又可以有效补充脱贫地区教师数量的不足，对当地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有一定激励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教师专业化角度分析，教师专业化这一概念有两个维度，即地位的改善和实践的改进。其中，实践的改进作为通过提高实践者的知识和能力来改进所提供服务质量的过程，关注的是教师在开展教育行为时运用了多少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20]。研究生支教团的支教过程正是教师专业化的形成过程和对教师职业身份认同的过程。其中，通过支教行为中知识资本的传递，实现了支教成员的“师者”身份。而要发挥“师者”的身份功能，必然要求研究生支教团所开展的支教服务活动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21]。因此，作为支教教师派出单位的高校，应研制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遴选、派出、管理、评价等全过程的专业规范，通过制度和规范倒逼支教教师提升教育质量，进而确保对受援地的高效帮扶。支教教师服务的乡村学校，应指派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与支教教师结对，以帮助支教教师学习地方知识，从而更好融入教育教学活动中。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启动“人工智能+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支持教师治理、教师教育、教育教学、精准扶贫的新路径，推动教师更新观念、重塑角色、提升素养、增强能力^[22]。在完成支教招募后，支教教师应主动认真了解服务学校的相关需求，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应专注教育教学本职工作，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信息时代网络优势，掌握智慧教学方法和技能，发扬创新与改革的精神，不断探索课堂精细化、高效化的方法，将专业知识与教育需求充分结合。另一方面，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赋予了新的技术要素，数字化、信息化不可避免进入教学领域，支教教师在带来新知识、新方法的同时，还应带来新技术。支教教师要善于利用新媒体进行学习，通过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学习先进学校、优秀教师的教学方式等来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和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巩固教育扶贫成果势在必行。教育帮扶在激发脱贫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探索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确保教育帮扶政策、措施和成果的连续性和延续性，促进支教教师自身的成长等方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