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信息、网络、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发生了转型并呈现出新的特质。其典型表现是以信息化、网络化、智力化等为特征的非物质劳动逐渐取代传统工业中的物质劳动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劳动方式。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哈特和奈格里在生命政治语境中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他们抓住了资本主义劳动的新形式及其特质，对其进行了生命政治阐释，并尝试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资本吸纳等观点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和当代意义，但同时也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挑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围绕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及其社会政治效应展开学术研究，并出现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现有主要学术观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一是以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文本为基础，探讨非物质劳动的内涵和特征。在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是非物质劳动的兴起及其对整个生产领域的引领效应。张一兵结合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后现代经济转型，把均质化、情感性、内在性的合作与互动，看作是非物质劳动区别于马克思经典劳动的重要特征[1]。李春建在对非物质劳动的学术史梳理中概括了奈格里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内涵，并以之为基础展望了非物质劳动所塑造的全新社会主体[2]。唐庆在一般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的比较中指出了内格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的核心要义、理论价值和局限[3]。唐正东认为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侧重的角度不同，并认为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了过度的主体政治阐释[4]。徐宇晓指出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学术发展历程中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这两个概念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劳动过程和产品的非物质性，后者侧重于这种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效应[5]。以上研究将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置于生产方式的后现代转型或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为在整体上把握非物质劳动的思想史渊源、本质特征和表现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二是在对哈特和奈格里帝国、诸众等思想的研究中讨论非物质劳动的地位和作用。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资本不断塑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不可直观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构序力量，这就是帝国。张一兵在对帝国的生命政治阐释中，透过哈特和奈格里的文本提出非物质劳动作为后现代新型的生产方式正在创造一种史无前例的帝国版图[6]。汪行福指出非物质劳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颠覆了传统生产方式的线性逻辑和内在等级结构，蕴含着反抗资本帝国的新型革命潜能[7]。刘怀玉等指出非物质劳动是诸众得以形成的基础，诸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受资本直接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涵盖了与资本对抗的全部主体[8]。以上这些研究在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诸众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新型生产方式，并指出了非物质劳动是前者的经济基础或社会本体论基础。
三是哈特和奈格里与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哈特和奈格里的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方向是把他们置于思想史的视域中与其他哲学家进行比较式研究，以突出他们思想的内涵、重要特质和理论渊源等。莫伟民从生命权力、生命生产、主体性生产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思想，并在这一基础上对比了奈格里与福柯的思想差异，得出了奈格里是一位“新帝国论者”的结论[9]。蓝江指出，在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生命权力概念误读的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建构了自己的生命政治生产思想，并因而发展出一条不同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路线[10]。冯波从思想史的线索指出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借用了斯宾诺莎的哲学资源，比如他的自由诸众、民主政治等思想，但同时又存在着对他的误读[11]。宋晓杰对比了奈格里与阿甘本的思想分歧，并指出二者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彻底对立的生命形式和存在模式，前者追随海德格尔，基于生命的有限性，凭借向死的决心，领会生命的意义；后者追随斯宾诺莎，诉诸生命的自主性力量，拒绝主权权力的政治秩序[12]。以上这些研究对把握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史渊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在比较的视域中凸显了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特质。
国内学术界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及其相关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其中，关于非物质劳动内涵与特质的研究，关于诸众与传统无产阶级区别的研究，关于非物质劳动与资本帝国关系的研究，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启示。但既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如何挖掘他们的非物质劳动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他们对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解读有哪些贡献与不足，这一解读在哪些方面推进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从马克思立场看待他们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及其社会政治效应，如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评判他们的以非物质劳动为基础的共同性理论。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
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整个西方社会正在步入以网络化、信息化和服务化等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非物质劳动取代传统物质劳动，作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劳动方式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然而，无论劳动方式怎样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统治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始终未变。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物质财富呈指数级增长，但整个世界的贫民和难民并未由于这种增长而消失。这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判断依然有效：“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3]32哈特和奈格里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在其著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承认资本权力对劳动的剥夺、控制和规训。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境况中，认识到非物质劳动的崛起必然引起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看到新型无产阶级崛起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试图建构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径。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代替工业时代物质劳动的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物质劳动的消失，而是说它已无法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引领地位。“我们说非物质劳动有担当霸主地位的趋势，并不意味着，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工人在生产非物质产品。相反，农业劳动在数量上来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一如几百年来的情形。而工业劳动在全球层面上、在数量意义上并未衰退。”[14]139在每一种经济模式中，各种劳动方式都同时并存，但总有一种劳动方式处于支配地位，它将影响和改变其他劳动方式并使之具有日渐相同的特质。非物质劳动通过信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改造传统物质劳动，从而使后者也显示出信息化、网络化和服务化等非物质特征，这体现了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走向后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同步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去工业化的进程较为明显，这些国家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从工业领域向非物质产业领域发生了转移，在整个经济发展中，非物质劳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然而，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工业时代福特主义色彩的工厂制造业仍方兴未艾，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仍是就业大军的主流。从整个世界来看，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呈现出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混合特征：一方面体力劳动者在数量上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从事信息或服务的知识工人在劳动结构中逐渐占据霸权性地位。哈特和奈格里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后现代化过程对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了不可逆转的支配性影响，使其受制于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非物质劳动呢？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把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15]290，其产品包括情感、交往、信息、符码、图像、语言等。他们强调所有的非物质劳动都包含物质性和精神性两个方面，都不能离开劳动的物质形式而独立开展，其非物质性指的是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而不是劳动过程的非物质性。非物质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支配和引领作用并不意味着物质劳动减少或消失了，而是指物质劳动在价值增殖层面越来越从属于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尽管在数量上只占了全球劳动的很小一部分比例，其霸权地位体现在从质的方面决定其他劳动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态势。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在《诸众》中也公开承认，非物质劳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对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他们的解读思路中，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指涉的是同一个对象，即在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工业中出现的新的劳动方式。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二者表达相同的含义，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非物质劳动强调与传统物质劳动的区别，侧重于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特征；生命政治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侧重于自身创造新型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主体性的功能。
关于非物质劳动包含哪些种类这一关键问题，哈特和奈格里在不同著作中有不同界定，但大致包括两类：一是智力或语言劳动，包括图像艺术设计、计算机编程、网络信息平台的设计和维护、广告和公关等活动，它所生产的是符号、信息、观念、图像、语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产品。这类劳动并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但却是物质生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二是情感劳动，这是生产满意、兴奋、轻松、幸福、激情等情感的劳动方式。这两类非物质劳动之间的区别并非那么明晰，绝大多数非物质劳动都综合了这两种形式[16]108。在越来越多的智力劳动中都能辨识出情感劳动存在的必要性，反过来亦然。与传统排他性的物质产品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诸多非物质劳动产品具有社会性的共享品质，可以增加全社会共同分享的财富，遵循的不是稀缺性原则。与传统物质劳动相比，后工业时代的非物质劳动显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质。
一是非物质劳动使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的传统区分趋于无效，生活与劳动之间的界限愈益模糊，劳动与生活难以区分。在传统工业社会，工人的劳动时间集中在工厂里，他们的岗位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其潜能也只能在工厂里实现。与此相对照，在后现代社会的非物质产业部门中，劳动表现出了向工厂—社会的过渡。“工厂不再是劳动和生产的典型场所或集中地；劳动过程已经转移到工厂围墙之外，并蔓延至整个社会。”[17]工业社会中劳动的产品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非物质劳动的产品是观念、图像、符号、交往、协作、关系等，因而是社会生活本身，它不局限于经济现象和经济领域，而是牵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命政治劳动的表现，如情感和智识天赋，创生协作与组织网络的能力，交往技能和其他能力，都不需要固定的场所。”[18]111可见，当生产的目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非物质劳动产品时，生产不可能完全在固定时间段内进行，劳动时间需要扩展至生活的所有时间，这需要劳动者拥有组织自己时间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创造的价值无法用固定的时间单位量化，作为价值度量单位的抽象劳动时间的统一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他们主张在后现代非物质劳动的境况下要修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二是非物质劳动使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协作、沟通、互动等新的特质。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论及机器大工业时，马克思认识到劳动者在创造物质产品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协作，但这种协作是资本通过工厂制度、生产程序、自动化机器体系等外在方式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并不是工人的自主行为。而在非物质劳动中，劳动者自身在劳动过程中能够自主地沟通和协作，不再依赖于资本组织的协作关系。他们指出：“非物质劳动的协作属性并不是像之前的劳动方式那样由外界强制或组织的，相反，协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15]294情感性、交往性或智识性的非物质劳动依赖于劳动者之间的密切协作，这种协作是从劳动者自身的生产性能量中产生的。非物质劳动越来越具备自主协作的能力，日益脱离资本所强加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协作形式，创造出扁平的社会网络协作形式。人们共同展开非物质劳动，建立发达的流通和协作机制，组成平等而独立的协作网络。“在非物质生产中，协作的创造已经变得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16]147非物质劳动的产品由高度协作的网络产生，成为共同的财富，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非物质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没有人能够独立地思考和活动，观念、图像、符号、知识等都是基于协作关系而产生的，而这些新的非物质劳动产品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协作关系，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得到加强。
三是非物质劳动产品遵循的不是稀缺性和排他性逻辑，它在流通和使用的过程中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和衍生。非物质劳动产品受众越多，传播越广，说明越具有生命力。非物质劳动的产品资源向每一个人开放，在实践上可以由所有人共同使用，用之弥多。因而，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产品既非私有，也非公有，而是采取共同性的存在形式。财产的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意识形态决定发达国家统治全球经济的主要策略，即通过版权、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式使非物质劳动产品成为私有财产。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公有物通常指由国家控制的财产或商业企业等，实际上仍然贯彻财产使用的严格界限。私有和公有虽然相互对立，但遵循的都是排他性和稀缺性逻辑。私有和公有都是排斥共同性的财产制度，非物质劳动产品的共同性形式既不是私有也不是公有，而是在两者之外的另一种根本不同的财产形式。非物质劳动产品直接都是共同的和社会的，它可以共享和共有，而不是专属于某些个人、阶层或群体所有。他们认为，在知识生产和信息经济等非物质领域，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创造已经逾越了资本的控制，其共同占有和使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劳动力是由资本之外的因素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资本建构的，更不可能与资本达成实际上的从属关系，资本正因为如此而无法控制劳动过程[4]。当一个人与他人分享图像、观念或语言时，他的思想能力并没有减弱，相反会由于彼此交流而增强了他的能力。人们在对共同性的公开而直接的使用中，共同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
非物质劳动是资本帝国形成的经济基础，帝国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国际条约，也不是来自于国际组织，而是来自于劳动范式从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型。在后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中，非物质劳动在全球财富创造中占据引领地位，不断缔造着帝国这一资本的全球新秩序。帝国是一种控制世界的不可直观的主权形式，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它区别于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帝国是一个无疆界、无中心的控制装置，借助于信息、网络、符号、交往等不断加强对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的控制权力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其权力范围已经远远超出由福柯所列举的一系列客观机构所构成的可见的社会场域。“权力已经延伸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并布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15]24，甚至延伸到身体和意识的最深处。哈特和奈格里关注的焦点并非是批判帝国对全球社会生产和具体生活的微观控制，而是在帝国中寻找反对帝国的社会改造之途。
-
非物质劳动在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规划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帝国得以建构的存在论基础，是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存在的基本概念性工具。帝国贯穿着双重逻辑和双重存在形式，他们借用奥匈帝国的双头鹰国徽来表达它的这一特征。帝国之鹰的第一个头意味着控制的逻辑，帝国的生命政治控制机器无所不在，使全球的所有领域几乎都陷入微观权力的支配之中；帝国之鹰的另一个头是解放的逻辑，帝国在构建全球控制秩序的过程中蕴含着自由和解放的潜能，生成着反抗自身的革命主体。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旨趣，他们的阐述重点显然是后者，非物质劳动在构建资本帝国秩序的过程中，又在社会生产力的创造性和建构性这一侧面蕴含着诸众这一新型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新性和革命性。“从一个角度看，帝国显然凌驾于诸众之上，并使之屈从于自己全面覆盖机器的控制，这是一种新的利维坦。然而，从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角度看，也就是从我们称之为本体的视角看，二者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过来。诸众才是我们世界的真正生产力量，而帝国仅仅是一个远离诸众活力的捕获装置。”[15]62他们认为，在关于规训社会或控制社会的一切讨论中，生产或劳动都是理论的核心，它是产生支配权力的存在论基础，也是新的主体的诞生地。任何阶级主体的形成都依赖于某种处于霸权地位的劳动方式，这种劳动方式的变革决定着阶级主体的变革。传统物质劳动向后现代非物质劳动的转换意味着阶级主体从工人阶级转换为诸众，非物质劳动是诸众这一新型无产阶级诞生的社会经济基础。非物质劳动的开展本身即是新型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主体超出经济领域，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精神等领域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生命政治意蕴。诸众是一种本体论的力量，这意味着诸众代表一种期望改变世界的机制。更准确地说，诸众希望以它的形象创造世界，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由自由人构成的共同体[19]。
对生命政治内涵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概念呢？我们可以在与对他们有直接影响的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比较中，界定他们关于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这两个概念，但他并未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生命权力是生命政治的权力，这种权力形式对作为整体的人口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借助于民族学、健康学、公共卫生学和人口统计学等规范社会生活和整体人口。福柯指出：“我简单地向你们强调生命政治学建立于其上的某些点，它的某些活动和首要的干预领域、知识领域和权力领域：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环境的后果，正是关于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定干预和权力的领域。”[20]可见，生命权力不在细节上考虑单个人的存在状态，而是通过调整和保障机制，针对整体人口，建立某种生理平均数，使生命健康和安全获得总体平衡，这种生命权力的应用产生了生命政治这一全新的政治形式。哈特和奈格里并未继承福柯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这一理解，而是把二者看作相互对立的概念。生命政治不再是生命权力的实践方式，而是对后者的对抗与超越。如果说生命权力代表了资本对劳动的规训和控制权力，那么生命政治就是生命权力的对立面，它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通过自治和协作反抗资本主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生命政治是这一关系最为发达的领域：在生活现实内部，动摇了可悲的臣服形象，反对资本主义入侵现实的动力即生命权力。”[21]在后工业时代的非物质劳动语境中，生命政治意味着新型无产阶级主体通过协作、自治、民主、出走等方式从资本的控制关系中脱离出来，占有和共享共同性这一劳动成果，建构能够使自身获得充分实现的新的生命形式和社会关系。非物质劳动在创造帝国控制秩序的同时，又创造出反抗帝国的力量，共同性为人的自由解放创造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路径。
在非物质劳动中，人既生产，也被生产。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过程不仅意味着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生产新型无产阶级主体即诸众，诸众是能够摧毁资本且能够创造全新未来的革命力量。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形象具有生命政治的倾向。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形象，也是一个再生产、交流、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的形象。我们从这个假设出发构建大众的概念：大众不再是一个反叛的群体，不再是机构的一种，比如‘人民’或‘国家’，而是潜在的一代人，具有社会性，并充满生机。”[14]7诸众不是人民，它不是由政治权力建构的统一体；诸众不是阶级，它不是一个根据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而界定的统一体；诸众不是国家，它不是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之上的针对其他敌对国家的统一体。诸众是由奇异性的个体组成的具有生产力的联合体，同时也是拥有革命性的反抗资本帝国的政治主体，在其中，任何个体都不能被通约为统一的身份。哈特和奈格里关于诸众的观点将导致一个重要转变：无产阶级从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范畴退缩为原子化个人之集合，将非物质劳动范式下的无产阶级新主体转换为帝国支配下的生命政治的个体存在，这是一个看起来新颖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唯心主义论断[22]。诸众是由单个个体构成的网络，它的存在如同“星丛”，“星丛”是本雅明和阿多诺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在这里，喻指非同一性的革命主体，这是不能被某个中心整合的由各种并立的变动因素构成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通约为一个本源的基本原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后工业时代，资本的价值和生产力都由构成诸众的个体劳动力创造，生产力以协作性的、理性的、智力性的、情感性的形式存在，即以生命政治的形式存在。因此，诸众不单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在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由阶级升华而来的生命政治的存在形式。
伴随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无产阶级的主体范围已经超出工业时代直接在生产领域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具有生产力的诸众在整个社会层面都被纳入到剩余价值的创造之中，从这个角度看，诸众即是指那些直接地或间接地屈从于资本帝国的所有个人。这同时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出来，而不只是局限在工厂里。非物质劳动的广阔图景使我们认识到新型无产阶级存在的普遍性，同时又使我们看到无产阶级主体在今天的表现范围。“活跃在今天的各种生产成分中，包含通讯、协作、情感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内的非物质劳动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无产阶级的构成结构中都占据了一个日益剧增的核心位置。”[15]53工厂车间中的工人阶级尽管从未消失，但其霸权地位已经被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的非物质劳动者取代，无产阶级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确定诸众的身份构成并不是最重要的，其生命政治学的旨趣是在新型无产阶级主体的基础上寻求革命的可能性。诸众超出生产过程，在全球社会生活范围内创造一种全新的生命政治存在，它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诸众的活动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网络，这提供了所有差异相遇的机会，使超越资本支配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
问题是，诸众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主体形式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诸众中的个体之所以不被消减为一片混乱，是因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即共同性在其中起到了中介和联结的作用，共同性使诸众能够在政治、经济和生活领域内布展其反抗资本的力量。在《大同世界》中，哈特和奈格里把共同性概括为两类：一是自然形式的共同性，包括土地、水、天然气和矿物等自然要素，这些资源受制于稀缺性逻辑；二是人工形式的共同性，包括语言、符号、图像、情感、知识和智力等，它不受制于稀缺性逻辑，相反，在流通和使用过程中会得到强化和衍生。哈特和奈格里的阐释重点显然是后者，因为后者才为诸众实现生命政治解放提供可能空间和条件。在非物质劳动这一主导性的劳动方式中，对共同性的生产、分配和维护越来越具有关键意义。“生命政治生产能且只能在共同性的领域进行。观念、图像和符码，这些不再只由天才或者大师生产，让学徒做帮手，而是由相互协作的生产者所构成的庞大网络所生产。”[18]125可见，共同性既是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又是生产的结果。例如，若要产生知识，以往所积累起来的相关方法、观念和信息必须向广大的科学共同体开放，同时建立高度发达的协作与流通机制。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共享财富，将来的知识生产将以此为起点。只有当非物质劳动以这样一种方式从已有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确立良性循环时，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共同性的分化和私人占有必将破坏这个良性循环，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力就会因而降低。资本是非物质劳动创造共同性的最大障碍，它通过知识产权等方式不断地把共同性私有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占有社会生产力。资本剥削实质上是对共同性的剥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以物质产品和物质价值为无偿占有对象的剥削理论过时了。
在非物质劳动方式中，资本对共同性价值的全部或部分占有，是对诸众的自由协作能力和自主活动能力的剥夺，因而也是对诸众生命政治的微观控制。然而，在非物质劳动创造共同性的过程中总是会包含一些资本所不能完全占有的部分，知识、符号、语言、情感、图像等共同性形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会被资本或全球政治体所完全占有或操控。“相比机器大工业，这种生命政治生产的循环越来越脱离资本，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因为其协作图式乃是内在于劳动过程而生成，所以任何外在强加的命令都成为生产力的障碍。”[18]176尽管资本帝国通过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对诸众的微观控制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化，但是非物质劳动的自由协作网络内含了消解资本微观控制权力的反抗力量。正是这种无法被完全占有的共同性内含着解放和革命的潜能，诸众对资本反叛的能力和机会来自于自身创造的且无法被完全占有的共同性，共同性成为诸众对抗资本帝国的基本支柱。哈特和奈格里基于非物质劳动创造的共同性寻求反抗资本帝国的生命政治力量，这一思路较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审美救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领域寻求革命潜能的观点来说，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试图从社会存在的最根本领域即生产和劳动出发思考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最根本问题。
非物质劳动创造的共同性不断逾越资本帝国控制的边界，资本的社会关系出现裂痕，诸众凭借对共同性的占有获得了自主性的可能，因而需要采取新的阶级斗争形式。“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18]112诸众通过生产和占有共同性的方式逾越与资本结成的关系，从而建构使非物质劳动生产力得以实现和拓展的新的生命形式和社会关系。因此，“出走”并不是走向别处，而是停留在原地改造社会关系和生产组织方式。哈特和奈格里承认虽然共同性的生产使诸众具备了“出走”的基础，但也存在不利的客观条件：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地腐化已有共同性和阻碍新的共同性的产生；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式不断地占有非物质劳动创造的共同性。在共同性的生命政治领域内，诸众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出走”，而是需要组织和筹划。然而，对于如何组织和筹划，哈特和奈格里并未给出有信服力的论证，他们忽视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的客观分析，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阶级维度，看重的是劳动方式的变化所显现出的主体力量，并据此实现生命政治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思想陷入了主体政治学的乌托邦之中。
-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化步入后工业化的过程中，非物质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处于引领地位的劳动方式。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解读具有重要的哲学效应，对于推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启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对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诸众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非物质劳动区别于以往一切劳动方式的根本之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劳动观点的继承和发挥。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活动，它并不局限于物质产品的创造，而必然是社会活动，牵涉到社会关系的维持与转换、人类主体属性的改变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23]666-667。可见，劳动既创造产品，又生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从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视角看，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二是他们从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意蕴出发，积极探寻共同性对于建构新型无产阶级和实现生命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这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推进和拓展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三是他们深刻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比如，劳动方式的新变化、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的新关系、剩余价值的新的产生方式、剥削的新形式等。这些新现象无疑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这既是资本帝国形成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将引起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变革。他们对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的深刻分析将会推进历史唯物主义走向社会历史的微观之处，丰富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从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
然而，他们过多地侧重于从活劳动和主体政治的视角阐释非物质劳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历史效应，因而在阐释生命政治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着理论上的薄弱之处，也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解。尽管他们声称其思想还在马克思的传统里，所做的工作只是继续分析马克思所分析过的经济状况，并没有补充马克思的理论。然而，他们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的忠诚显然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的立场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观点将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有助于我们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如何跨越与马克思的时代间距思考革命的可能性，加深对他们理论贡献的了解；同时也能够使我们看到他们对马克思的背离表现在哪些方面，发现其非物质劳动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以思考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推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发生了从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无法适用非物质劳动，因而必须修正。非物质劳动与生活的紧密关系模糊了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界限，非物质劳动产品并不像物质产品那样能够用固定的单位劳动时间测量。他们指出：“马克思根据相应的数量提出了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即一定数量的抽象劳动时间等于一定数量的价值。根据这个定义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价值通过可度量的、同质的劳动时间单位来表现。”[16]145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劳动能否用劳动时间测量出来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非物质劳动总是逾越劳动时间的界限从而表现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无法用固定的时间单位量化，因而必须重新调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实际上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交换关系出发探索商品价值，两种特殊性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就是因为二者存在着“相同的人类劳动”这一共性的东西。对于价值的计量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23]58复杂劳动的计量不是由个人来完成的，而是由交换关系背后的社会过程决定的，属于本质定性层面的计量，是为了说明商品交换之所以能发生的原因。计量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可能通过人为的方式准确地测量出来。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都不可能人为地用时间单位计算出来，他们的计量只能是本质层面的抽象计量，而不是现象层面的具体计量。
其次，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条件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他们提出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认为共同性是非物质劳动创造的最重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资本无法完全占有和捕获的，因而蕴含着生命政治解放的可能性。“在生命政治语境下，价值溢出政治和经济控制。”[18]222非物质劳动价值具有物质劳动价值所无法涵盖的新的属性，比如不可度量的属性、生产者共同分享的属性等。价值的生产表现为共同性的生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表现为对共同性的剥夺。他们指出，劳动成为生产共同性的劳动，价值来自联合行动和共同性。共同性的价值是资本无法完全占有的，信息、图像、符码、情感和协作等共同性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所有人都可以共享，并且其生产需要劳动者越来越多的自由和范围越来越广泛的协作，这为创造新的劳动与资本关系以实现生命政治解放提供了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共同性已经脱离资本，正是在共同性与资本的间隙之间才具有生命政治解放的可能性。然而，他们并未充分且有效证明为什么在资本的微观控制权力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共同性能够被诸众自己控制。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看，这一生命政治解放的路径陷入乐观主义的空想。
由于时代原因，马克思并未对语言、符号、图像、情感等共同性形式给予具体关注，但是对于协作这一哈特和奈格里也极其重视的共同性形式，却给予了充分阐释。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关于协作的立场思考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问题。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生命政治生产中，资本并不决定协作的组织，起码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甚至在最严格的、剥削最严重的情况下，如呼叫中心或餐饮业，认知和情感性劳动也会普遍摆脱资本家的统治，自主地进行协作。”[18]104也就是说，在非物质劳动条件下，虽然资本会压迫劳动力，剥夺其产品或服务，但是却已经不再提供或无法组织协作。我们看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协作的理解，“协作并不是他们自己结成的关系，而是资本家给他们安排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属于他们，而是他们隶属于这种关系……这不是他们相互的联合，而是一种统治着他们的统一体，其承担者和领导者正是资本本身”[24]。可见，作为劳动结合方式的协作对于劳动者而言是属于资本的异己的权力，由资本掌握的协作已经在本质上改变并控制了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协作是对资本的一个极具批判性的概念。当代非物质劳动视域下的协作形式在表象层面也许获得了某些自主性，但不可避免地会被资本这一客体化的社会权力所模铸。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资本的控制关系已经延伸到非物质劳动的一切领域，完成了对整个生活领域的内在殖民。然而，在知识、情感、信息、服务的劳动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协作形式，即劳动者“出离”资本自主形成的协作形式，由此重构反抗资本的阶级主体，推动生命政治解放[25]。根据马克思关于协作的立场，通过非物质劳动对共同性的生产和占有实现生命政治解放这一路径需要冷静的反思：被资本所模铸的协作如何为生命政治解放提供可能空间呢？协作如何能够真正成为理想社会的交往方式呢？
最后，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价值理论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它服务于诸众这一新型生命政治主体的建构，这既与马克思从商品交换的客观关系出发所理解的价值不同，也无法将诸众与马克思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出发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画等号。他们的共同性价值不是商品价值，而是政治价值，即在非物质劳动的价值生产中创造出能够反抗资本帝国的生命政治主体力量。“新的价值理论应该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创新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今天已经成为诸众欲望的表达。”[18]224可见，价值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服务于生命政治主体的解放筹划。尽管他们把诸众看作新型无产阶级，但这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范畴相距甚远。在马克思那里，产业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体，这一阶级解放的实质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3]45，而不是采取和平“出走”的方式脱离资本帝国的控制。“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26]可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和控制的基础，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经济解放才是达致全人类解放的有效路径。哈特和奈格里把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主体转化为非物质劳动境况下受资本帝国控制的所有个人之集合即诸众，这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判断。他们的诸众概念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而在资本的全球化时代，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将不可能准确把握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实质，只能流于现象层面的分析。正如哈维所言，就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延续来说，相比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种族以及其他身份形式，阶级身份最为根本，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27]。
-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不限于资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创造出摧毁资本的革命主体即诸众。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解放潜能蕴含在非物质劳动对共同性的创造中，生命政治劳动能够自主地进行协作和交往，具有摆脱资本普遍统治的可能性。他们在生命政治劳动创造的共同性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契机，但却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哈特和奈格里所看到的生命政治主体之间的自主合作关系尽管是重要的劳动关系，但如果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上看，它只是现象层面的外在社会关系，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作为一种客观的权力仍然规训着劳动者的存在形态和生活方式，劳动依然从属于资本。只要资本掌控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方式无论怎样变化，最终都难逃资本编织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体系。哈特和奈格里对潜能、主体和革命的解读不可避免地走向主体政治的道路。
在资本编织的微观权力体系渗透进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情况下，为什么共同性能够由生命政治主体自己控制，哈特和奈格里并未对其客观现实性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在他们的致思理路中，非物质劳动境况下的资本至多只能占有其产品和价值，根本无法占有或征服生产合作关系和劳动过程，这种观点与普遍存在的如下事实不符：信息、符码、知识、交往与合作等共同性形式大部分是在资本的支撑和组织下完成的，比如信息和软件的开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等。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政治主体如何掌握共同性，以及如何通过这种共同性形式实现解放，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具有太强的主体政治的色彩。他们把生命政治主体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民主自治之上，这显然夸大了资本帝国控制下民主自治的社会历史作用。既然资本帝国已经控制了人的整个生命和生活的全部领域，为什么民主自治这一生命组织的方式能够逃脱资本的摆布呢？以奇异性和杂多性为根本特质的生命政治主体又是如何进行组织以实现民主自治的呢？他们在全部著作中都未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只能求助于具有伦理色彩的价值预设。不管是哪种劳动，只要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经济关系之中，就会被资本所控制。因此，要真正实现劳动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28]。那种单凭非物质劳动和共同性的发展就能够实现诸众的生命政治解放的想法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背离。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