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Process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Natur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命题^[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3]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4]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5]。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6]。

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程度之高、推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7]。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要彻底摆脱这一困境，必须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1]，“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1]。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研究、本体研究、建构路径、‘三大体系’、评价体系、期刊功能六个方面”^[8]，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仅有少量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的研究。在其重要意义上，双传学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必须融入中华文化的长寿基因，传承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充分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厚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基。”^[9]在其基本特征上，魏飞等从具体学科角度指出，中国哲学文化民族性的基本特征是“一体化的世界观、家庭为本位的伦理观、法先王的历史观、中庸的人生观、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重经验轻论证的认识观”^[10]。在其实践路径上，杨威等提出：“挖掘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可以凸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11]林红把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理解为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和原创性，构建具有高度学术自觉的自主知识体系^[12]。

第二，关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世界性的研究。在其必然性上，刘超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需要满足本国需求，也需要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真正地获得世界性。”^[13]在其重要意义上，赵丽华等认为：“世界性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具批判意识。”^[14]在其实践路径上，吕妍凝指出，“加强学术语言翻译水平，创造易于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的和理解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语句，提升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性”^[15]，有助于增强话语体系的世界性。

第三，关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研究。在其必然性上，郑又贤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看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应该看到这种构建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16]。在其基本内容上，李勇强认为，习近平“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方法的基本内容是指“要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分析把握其‘世界性’，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性’分析把握其‘民族性’”^[17]，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与统一，打造易于被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其实践路径上，刘伟以政治经济学为例，认为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首先是基于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对本国社会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具体对象性的理解，从而成为推动本国生产方式变革并由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分析，推动本国经济文明进步，进而赢得世界的关注和尊重，从而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影响力的学说”^[18]。张师伟等以中国政治学建构为例，认为实现中国政治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既要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又要发掘阐述其普遍性^[19]。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整体上和具体学科角度对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世界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必然性、重要意义、实践路径、基本内容和特征等方面进行概述式的阐释性研究，忽略了对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世界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现实依据、历史底蕴、经验启示等内容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坚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立足百余年发展的长时段视野，从整体上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的主要依据、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以期为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路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参考和历史智慧。

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纵向维度，是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体现该民族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是该民族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识，即民族特色或民族特性。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横向维度，是哲学社会科学能够跨越不同民族的隔阂与区分，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互鉴，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和认可，即世界意义或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也有学者以“规范化与本土化”来进行概括，具体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语境，进一步体现为“西方化与中国化”^[20]。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民族性包含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二者有机结合，不断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根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客观要求提出来的重大策略，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成果。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21世纪出现在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称，而是有着特定的出场语境和深刻内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1]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必须深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就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正确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可从四个维度进行把握。其一，从本质上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意义。毛泽东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22]首先必须明确，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其他主义，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其二，从内涵上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蕴含着新时代的独特内涵。“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3]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停留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而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和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创造出来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其三，从时间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位。“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4]54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但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变暖、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更加凸显，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无论是解决我国的发展问题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都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1]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满足“时代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其四，从空间上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表明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源地和实践场域，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滋养。另一方面，21世纪马克思主义虽诞生于中国，却被冠以“世纪”之名，证明其不只是立足于中国，关注和回答中国问题，更是“放眼世界”，致力于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中国价值到世界意义的跃升，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旗帜和典范。

中国和世界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两个研究视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回答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具有世界意义。“中国方案”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内蕴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一方面，要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另一方面，要坚持“胸怀天下”，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的思想成果，分析解决人类文明进步面临的共同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出世界性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现实需要，即提升并“形成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25]。要做好这一点，必须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话语是意识的外化、对象化，可以理解为“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言语”^[26]。“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阐释和话语传播”五个要素构成话语体系^[27]。话语还代表着权力，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本身隐含着权力的内容和关系，权力透过话语发挥作用，就是话语权的由来。话语权一方面表现为话语产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等“权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表达观点、提出诉求等“说话”的“权利”。无论是扩大“权力”抑或是争取“权利”，话语权体现的都是获得实现这种“权力”或“权利”的能力。那么，什么是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享有在国际社会平等言说、发表观点的资格，并通过表达思想、传播理念等对国际社会形成影响力和主导力”^[28]。国际话语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维度。学术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影响力和主导力的体现。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就是要增强中国学术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地位和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表达学术观点、展示学术成果、设置学术议题、发起学术交流、主导学术评价和引领学术发展。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显著体现，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表征。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凭借其先发优势，占据世界知识体系主导地位，掌控世界学术话语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后发劣势导致其长期以来依附于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国际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以社科期刊为例，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屡创新高，实现“全行业整体增长”^[29]；“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公布的148种外文期刊中，共有10种期刊进入了SSCI，有7种位于各自所在学科的Q1和Q2区，这些期刊在各自学科都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30]。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未完全摆脱西方学徒模式，仍受制于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仍以社科期刊为例，“2008—2018年期间，中国大陆在社会科学总论(Social Sciences，General)领域的前1% ESI被引论文678篇，不到美国的七分之一。对社科类ESI高被引文章里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前100篇成果中无中国大陆学者参与，前200位中仅有1篇论文有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贡献且不是主要作者”^[31]。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滞后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理论研究滞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我国学术话语权与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

学术话语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不能没有民族性，不能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这也并非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在坚持民族性的前提下，增强世界性，即实现我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互鉴。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必须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首先，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彰显该民族民族性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两个结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其次，要增强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的能力。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要增强提炼学理性创新理论的能力，总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理论，向世界阐释好“中国实践”。最后，要拓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如同“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2]166-167，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拓宽研究视野，“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1]，才有可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提升国际话语权。

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呈现为不同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一历史经验不动摇，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其规律性认识，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未明确提出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但在中国共产党对待文化建设的态度中已具体表现为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人们看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后，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将传统文化视为近代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罪魁祸首”，纷纷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这“对于当时开启民智、冲击故步自封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存在明显的矫枉过正，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显得过于激进，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3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增强了民族性认同。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4]534这一重大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为了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学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热潮，“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问题，整理中国学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充分吸收外来学术和文化，但这种吸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通过消化，把外来的学术和文化变为自己的学术和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味道、中国的特色”^[35]。在“学术中国化”推动下，我国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以历史学为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出现了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陈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等为主要代表的研究成果，在通史、近代史、史学理论和世界史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36]525-541。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概念，这与“学术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旨在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34]706；另一方面它又是世界的，“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34]706，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其一定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是对近代以来“全盘西化”和“复古论”的理论回应，为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民族性的高度认同和对世界性的科学认识，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后，其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的原则并不断深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绝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37]860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盲目搬用的方针都是错误的，应当立足我国实际，吸收先进的外国文化，以此为我国发展新文化的借鉴；对于古代文化也是如此，不能一概排斥、盲目搬用，而是要批判性吸收，以利于推进我国新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例如，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抗战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出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等代表性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发展；在政治学领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较为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外交政策、阶级理论、国家学说、革命理论、民族政策等系列理论问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构建”^[36]54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建设方向，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确立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工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的重要性，确立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38]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9]41三天后，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正式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9]545月2日，毛泽东重申这一方针，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40]。“双百”方针的提出，破除了苏联体制对我国知识界的束缚，营造了自由、包容、开放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双百”方针提出后，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再次强调了向外国学习科学的重要性，要求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原理我们都要学，并用这些原理研究中国的东西。1964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将这封信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明确写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个大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言简意赅地确立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方针。“古为今用”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使本民族文化与时代相结合，契合时代的发展要求。“洋为中用”就是要批判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化，并将之中国化，使之为中国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到1966年，新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仅已签订了41个文化合作协定和155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而且平均每年的文化交流项目也多达100余项，参与文化交流的达到2 000人次”^[41]，大大增强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关要求和措施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具有高度一致性。1949年11月，我国建立了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便派代表团赴苏联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学习苏联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经验。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借鉴苏联科学院学部制度，成立生物学地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4个学部，正式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并一直沿用至今。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举办了一场科学报告会，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写出一本继承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教科书”，“我们对于东方哲学史、世界哲学史就研究得更少”^[42]239-240。潘梓年指出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而解决这些问题则迫切需要实施制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等措施。1956年6月，《1956年—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发布，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规划的形式提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我国的历史，整理和研究我国的科学文化遗产，同时研究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吸收世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42]434。其后，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等多个外国研究机构，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还“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各学科最高研究水平的教材，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以及《形式逻辑》《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美学概论》等；整理、出版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出版了许多外国理论、文史、艺术著作”^[4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稳步发展，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具体表现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思想认识和政治路线，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邓小平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将其视为推动改革开放的智力支持。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44]48的重大论断，认为我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包括社会科学。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并进一步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具体化为“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原则^[44]212，为我们对待古今中外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迈入新时期。1977年5月，党中央批准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从此有了统一的、专门性的领导、组织和管理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随即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新征程。在胡乔木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了《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具体要求，指出“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广阔，分支很多，古今中外都要研究”^[45]，促进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兴起了“文化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大量译介，“到1983年底，分别由25家出版社出版了64种，加上规划外出版的译著，到1984年，已经翻译出版各类西方社会科学古典名著、当代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500多种”^[46]。存在主义、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如走马灯似不断变幻，引发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文化现象。作为对“西学热”的反思，学界也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当时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主张捍卫和发展传统文化，一派主张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对其进行批判。中国共产党对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1990年1月，李瑞环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指出，“繁荣文艺必须注意弘扬民族优秀文化”^[47]852，要“重视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47]858，要立足于改革开放背景，“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魄应该更大一点，更要有世界眼光”^[47]861。李瑞环的这一讲话，纠正了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错误倾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科学态度。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初步阐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概念内涵，指出“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48]，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2002年4月，江泽民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49]。7月，江泽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善于同国外同行开展有益的学术交流，既增进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又积极展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风采，以开阔眼界，锻炼队伍，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50]。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坚持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这一要求。2004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为哲学社会科学制订的纲领性文件，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51]5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52]。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始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每年资助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增强世界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了解。2011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向世界，进一步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向建构‘中国特色’的新的历史阶段”^[5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产生了重要的世界意义。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对于“中国特色”应具有哪些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六个”特点，其中一个就是民族性。但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否定世界性，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要“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再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自主”即“自我主张”，它是主体性、原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民族性的突出体现，“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54]。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为了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从“学徒状态”向“自我主张”转变，凸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自主”不是要否定世界性，它既是民族层面上的“自主”，又是世界意义上的“自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世界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实现“自我主张”，也要创造“世界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新的知识积累和原创性贡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党的二十大、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哲学社会科学作出部署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在战略布局上要‘着力加快构建’，在构建内容和方向上要坚持‘中国特色’”^[55]，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的同时，也指出要注重文明交流互鉴。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是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等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西方社会科学作为西方现代化的产物，与生俱来就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胎记”，导致其产生了文明优越、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的错误文明观。与西方现代化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驾驭资本逻辑，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文明谋进步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困境，秉持正确的文明理念。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强调：“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6]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57]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写道：“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58]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6]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性的高度重视。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59]。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求，“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加快中国学术走出去步伐，深化人文交流，在博采众长中形成中国学术的大视野、大格局”^[60]。这两个重要文件，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强调民族性并注重文明交流互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上取得显著成效。在学术研究方面，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北京大学联合海内外相关文献及研究机构启动“马藏”编纂工程，全面整理并汇编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61]；在考古学领域，“中国考古学者的足迹还踏上了异国他乡，国外考古项目遍及中亚、南亚、美洲、非洲，援助周边各国进行文物抢救维修工程”^[62]；在国际关系领域，“不少高校专门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聚焦不同国家和区域”^[63]。在学术交流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等全面加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智库、国际组织、高教机构等签署了160多个交流协议、合作备忘录”^[64]；再如西南大学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以及希腊雅典大学、帕特雷大学、亚里士多德大学、克里特大学8所中外高校成立“中国-希腊文明互鉴中心”。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基本经验，即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这些基本经验毫不动摇，继续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1]。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科学真理，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科学指南，而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根本指向的知识体系，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其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工作，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达192种，客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65]。其次，中国共产党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1939—1940年，面对照搬照抄西方文化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发起学术中国化运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术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使我们得到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切问题”^[66]。最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学校，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史学、哲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取得长足进展，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引领和推动学术界掀起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破旧立新的思想改造热潮，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广大学者自觉接受和使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景象。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为著名的学术事件便是中国史学界关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即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以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为例，可以发现唯物史观是这一讨论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并为众多史学家所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依次会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五种社会形态论得到大部分学者接受和认同。但史学界关于以何时间节点划分中国历史的五个阶段，尤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间却存在分歧，掀起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热潮。1950年，《光明日报》刊发郭宝均《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该文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集体殉葬的史实，但却未敢推断殉葬者是否都是奴隶。郭沫若看到该文后，隔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指出殉葬者毫无人身自由，必然皆为奴隶，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他还批评郭宝均未敢推测殉葬者身份，其实是因为“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两年后，郭沫若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通过对井田制的兴废、殷周殉人的史实、奴隶与农奴的区分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明确提出“战国封建说”，即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线在春秋与战国之交，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由此开启。诸多史学家加入讨论，形成了“三论五说”的理论格局，即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郭沫若、吴大琨、白寿彝、林甘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以尚钺、王仲荦、日知(林志纯)、何兹全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论，以李亚农、唐兰、祝瑞开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赵元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郑昌淦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以梁作干为代表的东晋封建说^[67]。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五朵金花”的“第一枝”，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构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开出的绚丽“花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江泽民指出：“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你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但有一条是不能变的，是要统一的，就是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47]587胡锦涛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是教条式地搬用，或者脱离实际地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去作抽象推论，或者用它的个别结论去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而是要深刻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善于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6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并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如他在谈到全面依法治国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69]；在谈到文学艺术问题时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7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马克思主义主体作用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论述，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根本方向。

但当前“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为此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1]。其一，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自觉运用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具体研究中，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导向，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其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分析工具。其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的任何学科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阐释工作，不断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其他学科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构建本学科自主的知识体系。其三，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1]664要坚持“两个结合”，关注和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深入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71]61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材料”和“前提”，就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那么，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多年的传承，内容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博大精深，包括大量先进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也不乏消极守旧的封建思想。创造性转化就是摈弃中华传统文化的陈旧形式和落后“外壳”，对其中的积极因素进行现代性转化，使其具有契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内涵与表达形式，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创新性发展就是在继承的同时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其当代影响和世界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从无到有、从落后“挨骂”到繁荣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指出不能割断历史，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1942年3月，毛泽东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古今中外法”的辩证文化观，就是坚持马列主义的方法，把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变为我们自己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外国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这两个方针的提出和确立，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两创”提供了总的方向和科学指南。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站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阐明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44]21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第一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到了中华民族的“根脉”的高度，并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2]的重大要求，为新时代继续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和实践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守信、大同等优秀资源，被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世界认同和接受。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典范。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从低级到高级阶段，依次经历三种共同体。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共同体成员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其次，是“虚假的共同体”，即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最后，是“真正的共同体”，即“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2]199。在马克思看来，“虚假的共同体”是充斥着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真正的共同体”则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必将取代“虚假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利、共享发展成果，超越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不平等的“虚假的共同体”，“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重要方式”^[73]。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古人有浓厚的天下情怀和为天下开太平的强烈意愿，构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价值理想”^[74]，这一价值理想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75]，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价值理想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价值理想相结合，推动“天下大同”价值理想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解决当今全球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7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就在世界上产生强烈共鸣，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

同时也应看到，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孔孟老庄被认为是“迂腐”“跟不上时代”，但若是没听过齐泽克、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便是“OUT啦”。究其实质在于有些人只满足做西方的“学徒”，而不愿做自己的“主人”，极度缺乏文化自信，因此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迫在眉睫、势在必行。首先，要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学术资源。“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1]例如，儒家学派提出“五伦”“五常”的伦理思想，法家主张“刑不阿贵、不避大夫”的法治思想，宋明道学提出“合和中庸”“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等等。目前学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还不能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因此，必须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宝贵的学术资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其次，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前者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后者是丰富的学术宝藏，二者在价值、理想和观点上有诸多共通之处，要有机结合起来。要拓展学术研究视野，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寻找和发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二者的双向互动，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但也要注意，“实现二者相结合，不是说谁要化掉或代替谁，也不是说要搞什么‘复归’和‘返本’，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存在了”^[77]，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最后，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需要结合时代特点进行现代化改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之乎者也”到“古语今说”，从博物馆化、文本化到数字化、3D化、虚拟化，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增强其吸引力和感染力。

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必须增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和文明互鉴，积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这种世界交往的趋势不仅出现在物质生产领域，而且也出现在精神生产领域，从而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32]1。

纵观西方文明发展史，西方文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发生，逐渐成为世界上所谓最“优越”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优越”不仅依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源于其繁荣的社会科学。西方在古代就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哲学家，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形成，更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和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对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已得到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请进“德先生”“赛先生”，西方社会科学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然而，当时我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大多只是全盘接收、照搬照抄。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辩证地看待西方思想文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摆脱了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盲目崇拜。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2月，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以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为核心工作，同时承担历史、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有选择性地翻译出版国外政治和理论书籍。1953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编译工作。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制定的《1956年—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明确提出“研究世界哲学文化优秀遗产，吸收世界哲学研究的新成果”^[78]。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看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远落后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客观事实，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44]181，为此要求“赶快补课”。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求摒弃“华夏中心主义”，提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79]，并将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和取得的积极成果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

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必须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首先，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理论。国外学术流派众多、思想理论繁杂，既有优秀的研究成果，也不乏错误的理论观点。为此在借鉴时不能只看其思想理论流不流行、热不热点、前不前沿，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尺度，衡量它是否正确、先进、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切忌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其次，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型和方法。国外学者重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通过建立特定模型收集研究数据，进而筛选、比较、分析推导出结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型和方法，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模型和方法体系。最后，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体制机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起步较早，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健全的学术研究体制机制。要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分类、专业设置、学术规范、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先进模式和机制。

在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时，要反对两种错误观念。其一，要反对“骄傲自大”的错误观念。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而只有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是先进的和正确的；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建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因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事实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虽然存在诸多错误，但亦不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例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提出并阐述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诸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市场调节及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市场失灵及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政府调节作用、宏微观经济政策实施等”^[80]，这些理论观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二，要反对“盲目崇拜”的错误观念。比如，“认为西方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而不加具体分析地盲目照抄照搬；而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看成只是‘初级阶段’水平的成果，似乎一无是处”^[16]，企图用国外思想理论裁剪中国实践。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正确对待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加强鉴别与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马克思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4]525思想或语言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一创新实践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素材和生动内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可谓“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必须深入总结和归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只有这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才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动实践中汲取素材，提炼出新观点、新思想和新理论。毛泽东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37]817邓小平说：“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8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一条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垄断，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能够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概念化、理论化，进行学术论证和学理阐释，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学术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炼出“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观点”“有学理性的新理论”的能力还不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处于‘三差’状态：学术观点和思想观念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国外特别是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思想观念软实力和国家硬实力的‘落差’”^[82]。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完全摆脱西方“学徒”模式，仍然对西方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引进’主要表现为西学译介，汉译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学界，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用‘西方话’说‘中国事’的二律背反局面，以至于早在1998年就有学者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中国连研究的‘问题都要从国外引进’。”^[8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就在于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从不同学科领域对中国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深化其研究和阐释，提炼出具有标识性、主体性、原创性和学理性并容易被国际社会普遍理解、接受、认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和新理论，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明中国理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科学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积极研究和回答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理论。

例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的典型案例。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这一概念随之成为国内外备受关注的理论热点。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发表重要论述，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基本内涵、价值意义和实践要求等。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那么，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呢？“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84]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首先是一种生产力，具有生产力的一般属性。但是，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更高级的形态，是“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85]，以一系列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作用于生产力三要素，推动劳动者向知识型、创新型发展，推动劳动工具向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推动劳动对象向数据化、服务化发展，进而实现生产力的能级跃升。“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为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深入研究国内外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炼和总结出来的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86]，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术语革命”，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中国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不仅在于系统总结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且也为世界上那些致力于追求独立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简言之，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既要扎根中国大地，致力于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问题，又要通过学理化、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