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社会以降，加速逻辑、资本逻辑与现代性自身的叙事体系，就已严丝合缝地联袂在一起，形成了互文性的理论阐释。这三者所形成的相互确证的立场，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抓手，并缺一不可。但是严格来讲，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加速逻辑长久以来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这让加速逻辑始终处于现代社会批判话语中非常薄弱的一环。然而，今天的情形完全不是过去所能想象的，人类已然在加速的列车上疾驰得越来越快，加速逻辑的力量在不断膨胀。面对于此，我们再也无法漠视加速逻辑的存在，它不仅把资本逻辑的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重塑现代性本身。

现代性的叙事体系及其叙事风格，从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分析，就是资本逻辑的表征。正是资本逻辑自身开启了现代性的叙事，二者具有一致的属性与内在追求。“何谓‘资本逻辑’呢？简而言之，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了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这便是资本的逻辑。”^[12]现代社会以资本逻辑的诞生为分界线，宣告了传统社会中固有的统治秩序失效，开启了一套新的社会解释原则。这是一种完全异质性的叙事体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指证道：“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13]156作为“金的圣杯”的资本逻辑，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由农业文明所主导的简单的劳动分工、封闭式与长久不变的劳动关系，代之以工业文明所主导的复杂的劳动分工、开放式与自由灵活的劳动关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4]较之于传统社会中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无疑极大地推进了生产方式的进步，打造了繁华和先进的现代社会。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理念、体验、价值、态度、尺度和风格，完全拜资本逻辑所赐。没有资本逻辑的诞生及其不断展开，就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现代性叙事体系和风格。所以，从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看，资本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占据支配地位的、主体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否定他者性、差异性的逻辑，它以同一性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由资本逻辑所开辟的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性是被资本逻辑所规制的。

然而，从时间模式和社会结构上分析，现代性的叙事体系及其叙事风格又是加速逻辑的表征。加速逻辑在晚期资本主义中，通过对时间模式与社会结构的支配，不断塑造并更新着现代性。在此，罗萨特别提醒：“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模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改变，那么我们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就是不充分的。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一直忘了加速动力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性到底关涉什么事。”^[15]55那么，何谓加速逻辑？罗萨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对“加速”做了如下定义：“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加(或者，也可以在逻辑上同等含义地定义为相对每份确定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量的减少)。”^[16]79其中，罗萨列举了一些增加的“数量”的例子，比如“经过的路途”“生产的产品”“工作职位”“工作行为”等。实际上，正是这些“数量”在每一时间单位内的不断增加及其自身的再生产，使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会，而这是它与相对固定不变的传统社会最显著的区别。其主要原因在于，在传统社会，作为社会加速推动力量的科学技术，总体上是言谈性而非生产性的。作为生产性的科学技术让自然能够被计算，而这种计算能够被设定为发展与统治的原理。当然，作为现代性动力的加速与作为理论形态的加速逻辑，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在罗萨那里，加速逻辑是一个自我驱动的闭合式逻辑结构，而这种闭合式逻辑结构又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自我循环模式，这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是加速逻辑为何在自身的展开过程中越来越快，仿佛成为脱缰的马匹永远停不下来的原因所在。

其中，这种自我驱动并螺旋式上升的加速逻辑，在其具体表现形式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技术加速；第二是社会变迁的加速；第三是社会节奏的加速。第一，罗萨将技术加速定义为“通过创新的技术而特意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过程”^[16]89。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速度的提高，必然要求销售速度与消费速度也得到同步化的提高。而技术加速就是为了实现这种特定的目的，从而让资本主义的生产速度与交换速度、消费速度相匹配。交换速度与消费速度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必须让时间优于空间。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空间必然在技术的加速中“萎缩”，技术加速也必然有目的地消解空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所谓“附近的消失”或“我们周遭世界的陌生感”，实际上就是时间或速度的压迫导致的后果。技术加速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是以数字算法架构了虚拟的赛博空间，从而完成资本新的形式的增殖。第二，罗萨将社会变迁的加速定义为“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确定为现在的缩短”^[16]92。这是价值、时尚、经验和知识的萎缩，也是社会态度、社会关系、生活风格以及行为方式等的改变。父辈在过去可能一辈子都行得通的经验，在加速逻辑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也许不再适用；网络中时髦的“梗”，也许明天就会被遗忘掉，这都是社会变迁的加速的具体表现。第三，罗萨将社会节奏的加速称为“每个时间单位里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增多”^[16]94。加速逻辑中的技术加速在理论上压缩了空间，带来了时间的充足。但在事实上，我们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同时又觉得时间更加不够用。原因就在于技术的加速同时增加了更多的生产，这填充了我们本来赢取的空闲时间。后两者的加速，即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社会节奏的加速，在直接层面上是技术加速的连带影响。所以，技术越是加速，就会让后两者的加速更加夸张，相反，后两者的不断加速同时逼迫技术加速必须更快。这最终形成了加速循环，因此加速逻辑一旦展开，它就不会停下来，它自身已经形成了“自我驱动”“自我循环”的过程。

我们看到，资本逻辑与加速逻辑二者对现代性叙事体系的规制，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于社会生产方式，后者侧重于时间模式和社会结构。然而，资本逻辑与加速逻辑二者侧重点的不同，绝不意味着二者在其本性和目标上的异质性。加速逻辑的底层逻辑实乃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构成了加速逻辑的“幕后推手”，因为二者本身就具有一致性的本性、目标——更快、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加速逻辑构成了资本逻辑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表现形式。关于速度的概念，在直接的意义上就是关于时间的概念。罗萨指出：“在今天，对期限和截止日期以及速度命令的忽视更多地会招致被社会排斥。”^[16]365必须看到，罗萨所言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逻辑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的框架内，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加速逻辑与资本逻辑都是要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然后再转化为新的资本，进而形成新一轮的资本自身繁殖的循环。马克思同样立足这样的立场，指认资本逻辑的加速逻辑面相，即“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一种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13]720。在此，资本逻辑要想保障自身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持续性，就必须不断加速剩余价值的生产，唯有如此，新一轮的资本循环才能得以建立。这一过程不能逆转，否则它自身就难以为继。所以，马克思用一个非常简短的公式G—W—G′来表明资本主义的行为本质。对此，加速主义者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科指出：“马克思也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资本主义的增长是不能逆转的而只能通过加速来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17]

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资本逻辑的加速逻辑面相并未表现得如此鲜明，那么在今天一切都在加速的时代，加速逻辑显然已成为现代性叙事体系的支配性话语。并且尤为重要的是，今天的加速逻辑所涉猎的领域及其力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那个时代，数字智能信息处理在这个世纪突然以指数性的速度爆发。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近十年左右，加速逻辑裹挟资本逻辑日复一日地刷新着现代化图景。现代性在不断变革的现代化中，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重塑。加速逻辑从早期现代社会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强制”。以至于在罗萨看来，“现代社会的定义是，一个社会，当它只能以动态的方式才能维持稳定，亦即当它需要有不断的(经济)增长、(科技)加速、(文化)创新才能维持制度状态时，它就是现代社会了。在我们的文化感受中，关于增长的观点完全变了个样，它越来越从一种期待变成了一种胁迫。”^[18]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胁迫”话语而存在的加速逻辑，在今天完全重塑了现代性叙事体系，现代性的叙事体系处于极速发展、更新与变动之中。

维希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的历史理解为速度的历史，把现代性的优势理解为速度话语的支配，他认为资本主义表征的现代社会就是由于自身携带的速度优势，打败了旧制度的神圣、封闭的秩序，但这同时也把现代性的命运“紧紧地绑在无节制增长之迫切命令上”^[19]。这样看来，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一种速度革命，它拉开了加速逻辑的序幕。而我们今天就生活在加速逻辑成为支配性角色的舞台上。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将现代性理解为“流动”的现代性或“溢出”的现代性^[20]，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现代社会的原则、态度、价值、尺度、感受的现代性，成为一种加速流动的液体，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形和重塑。

在今天，或许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其命名为加速现代性。在内涵上，它囊括了技术加速所带来的现代性的空间消泯与时间压缩，社会变迁加速所带来的现代性的价值、经验与习惯的萎缩，社会节奏加速所带来的行为事件与体验事件的增多，并且这三者形成了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但无论加速现代性的内涵表现得多么丰富，其最终表明的是资本逻辑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增殖形式与路径，它们都是资本变现逻辑所制造出来的新手段。而加速现代性在其外延上，既包括能动性层面的文化引擎刺激与推动，这被罗萨称之为“加速的预言”——加速能带来美好生活；又在被动性层面包括社会加速所带来的恐惧与焦虑，这成为一种恫吓或强制，让加速逻辑不断展开，也让“加速现代性”不断确证自身。总而言之，加速现代性已经到来，它在加速逻辑的裹挟下每时每刻都在催逼着现代人追求更多、更快的现代化财富，它是由作为资本逻辑的加速逻辑所标识出的现代性叙事体系，它较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叙事体系而言，得到了更加具体化的确证。

现代性打破了传统社会空间的、时间的、自然的、伦理的以及权力的一切羁绊，现代性中的加速内核在今天更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也让人们获得了重要的成就。我们知道，现代性自从其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将幸福生活的追求理所当然地寄托于它身上，这同时也是现代性自身的承诺。然而在加速现代性的进程中，尤其是时至今日的加速现代性所表现出的种种行为后果，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一承诺进行反思。“它一方面作为通往真正生活的道理和保证进步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又是无限的深渊和吞噬一切的漩涡。”^[16]45

一般说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自主性、多元性、个体性得到彰显，这是超出了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理论标志。因为传统社会的人们无法跳出封闭、循环的神圣旧秩序性，人的理性在传统社会中得不到彰显；而启蒙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效应，让“祛魅”的现代社会建立起了开放、进步的世俗新秩序，这种不断发展式的世俗新秩序即是现代性模式。这一点正如吉莱斯皮在对比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时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社会的人们“并不前瞻未来，回顾过去，而是仰视天堂，俯视地狱。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现代世界，他们定会惊讶不已，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21]。黑格尔也指认“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22]。之后的哈贝马斯、泰勒、阿那森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跟随黑格尔相继阐述了这种观点。然而现代社会中，现代性在与加速逻辑联袂发展的道路上，却逐渐地将黑格尔所指认这个原则抛弃了。抑或说，在加速现代性中讨论主体性的自由或自主性的原则，将是不可能的。总体而言，加速逻辑带来的时间贫困，让自主性原则在其形式实现上抑或实现的前提上变得不可能；加速逻辑产生的经验萎缩，让自主性原则在其实现内容上变得不可能。但无论是时间贫困还是经验萎缩，实际上都是资本逻辑所炮制出的新的增殖模式，也是资本逻辑所炮制出的新的剥削模式。而后者所显现出的新的剥削模式，在加速时代已然不同于传统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困境。

自主性原则的丧失，在最直接的体验上，就是时间的贫困。时间以一种沉默性的规范力量不断催促着人们必须越来越快地行动，不能有丝毫停留。时间在加速现代性中，成为一种无声无息的规范，这让它具有迷惑性的外表——好像时间是个人的事情，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但实际上“时间规范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具有一种几近极权主义的性质……破坏了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对反思性与自主性的承诺”^[15]105。罗萨表明的是，时间在资本逻辑中，已经不再是自然性存在，而成为现代社会的规训装置。在时间的规训装置中，加速逻辑虽然释放了时间资源，但被释放出的时间资源本质上是为了满足由于加速而产生的工作量，它成为剩余时间而非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它的标志性的广告语“解放双手”仅仅是表面的迷惑现象罢了。在这种意义上，被赢取和节约的时间不是真正属于主体的时间，而是属于加速逻辑产生的一大串“要事清单”，它服务于加速时代资本逻辑的需要。人们因此不得不装上“时间助手”这样抢手的APP，对自己时刻进行督促。“现代社会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乃是通过严格地实施时间规范，通过行事日程和截止期限的规则，通过临时通知和立即性的力量，通过迫切的满足与反应。”^[15]102-103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揭露生物科学在今天着眼于制造一种“新人”，通过缩短人类一天24小时和一周7天的睡眠时间，从而应对纷至沓来的工作量。这样做的目的是由于“人类的时间是有限的，企图被推销出去的‘内容’却貌似是无限的，两者的比例极不相称，这导致各大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希望占有或控制人们每天醒着的时间”^[23]85。而“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13]297。于是，资本主义杀死了睡眠，将其让位于资本的快速增殖。“社会加速所蕴含的逻辑索引形成了一套严密却又十分隐秘的时间体制，管制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24]作为结果，我们并不是时间的掌控者，我们通过技术加速所获取的多余的时间也并不属于我们。

时间贫困的真正肇端，实际上在于加速时代的资本逻辑生发的新的增殖模式与新的剥削模式的作祟。因为传统的或标准的雇佣劳动制度，在今天的加速时代已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劳动力”在实体性的市场被购买，转变成了“注意力”在虚拟性的平台上被“招募”，前者获得的是传统的工资，后者获得的是新型的服务。这种非标准化的雇佣劳动并非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否定形态，而是其高阶形态。“注意力”取代“劳动力”成为新的主体性生产要素，意味着技术加速所节约下来的时间必须转换为“注意力”。今天的数字智能平台无一不是在抢占更多用户的“注意力”而已。因为“你随意点开一个网页，你眼睛的浏览、停顿、移动已经对有的地方比别的地方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通通都被每分每秒地分析和量化”^[23]55。倾注更多的注意力，意味着数字平台的剩余价值就会越多。通过分析整体性的注意力中一些稳定的和有规律的东西，普遍的欲望就可以被标定出来，恒常性的利益也随之产生。当用户在深夜不断地刷着短视频时，当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精力去付诸他的注意力时，他才不得不放下手机入睡。当“注意力”一跃成为比“劳动力”更为重要的经济来源，资本逻辑必然造成加速现代性中时间的二律背反。

随着时间贫困进一步接踵而来是主体在生活世界中经验的萎缩。经验的萎缩意味着“主体间性”的交往正在逐步降格和退化。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面对加速发展的数字时代，认为智能数字的极限运演，让人们因此懈怠了以复杂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它扭曲了以时间上的广度和远见为基础的行为模式，因为它所促进的恰是短暂和浅陋，并且会隐没事物中长久和缓慢的部分……而数字媒体中所固有的积极性则会降低这种经验的可能性”^[25]。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体正处于一个体验很丰富，但是经验很贫乏的时代。主体看似体验到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却不能转化为真正的经验，它们在第二天也许就会被永久遗忘。因为在资本逻辑裹挟下的加速现代性与经验所要求的内在反思和生活方式，在时间的机制上是相左的。而“真正的经验会进入到主体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生命的历史当中去；真正的经验的记忆痕迹很大程度上是抗腐蚀的……而且每个时间单位里的体验事件的数量越多，从体验到经验的转换就越不可能”^[16]172。换言之，体验面向了加速的资本增殖逻辑，它不把生命或主体自身的发展作为核心原则，而仅仅把加速时代新的数字资本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原则，经验恰恰是生命的内在性组成部分以及思想的奠基性构成要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尔·波兹曼指出：“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26]加速现代性中资本的增殖模式，无论依靠的是鲍德里亚的消费主义，还是德波的景观主义，抑或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在传递着这样一种信号：更加新的商品、影像、娱乐、游戏与社交信息才是加速现代性中的佼佼者，它们才值得追逐，而那些被代替的昨日之事最好被永远遗忘掉。如果说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在“制造甘愿”，那么消费主义、景观主义以及数字资本主义就是在不断地通过新的“闪光点”去制造“注意力”经济。大众的“注意力”是在诱惑力中被制造出来的，它的服从性与有用性也是在诱惑力中被有意塑造出来的。于是，作为被制造出来的即时性的体验，迎合了加速时代的资本逻辑；而作为主体长时间内生出来的经验，恰恰阻碍了加速时代的资本逻辑。主体在加速逻辑的裹挟下，承担的将是新的虚无主义危机。这种巨大的空虚感不仅仅来自于转瞬即逝的体验，在现实性的数字经济模式上更来自于被数字平台所无偿占有的数字劳动。用户每一次的手指点击，都是作为无偿的数字劳动被资本所收集与占有，资本凭借数字劳动的数据分析呈现出更诱人的、更符合用户特色的内容推送，用户因此沉浸其中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无偿劳动。转瞬即逝的精彩体验本身并无过错，生命同样需要它，只不过它几乎代替了主体内在生命的经验，主体最终是在欢声笑语中、在被制造的甘愿中被剥削。这造成了体验与经验之间的绝对性失衡。而这种欢声笑语或甘愿剥削，在今天实现了从“他者剥削”的对抗性到“自我剥削”的非对抗性转变，这种转变恰恰让资本逻辑在今天更好地完成自我增殖。因此，加速现代性的这些后果的根源仍然是作为资本逻辑的加速逻辑，或者说加速时代的资本逻辑导致了加速现代性的这些后果。

高频的加速现代性不仅意味着无与伦比的进步，但同时危机的扩增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今天，我们必须要严肃地对其进行发问：加速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一种真正的现代性到底何去何从？哈贝马斯在荣膺“阿多诺奖”时，坚信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27]。如果如哈贝马斯所断言和期许的那样，那么现代性将在今天做出如下反思：如何超越无节制、盲目自信的加速逻辑，使之在合理的边界意识中良性筹划，这样才能走向未来，并拥有未来。于是，如何在规范边界与逾越边界之间做出原则性的批判，就构成现代性朝向未来合理筹划的关键所在。

一种“合理形态”的加速现代性，意味着加速时代的资本逻辑必须得到有效规制，以此发挥资本的“文明面”而非“野蛮面”作用，从而让加速逻辑所形塑的现代性能够真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只要资本逻辑仍然宰制着加速现代性叙事体系，那也就意味着“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28]。所以，在如此这般的加速现代性中，“真正”的主体只能是资本，资本贪婪的、无界限的增殖进程会主导一切。“合理形态”的加速现代性，必须将人重新确立为真正的主体。罗萨面对这一真正主体遭遇颠倒的问题也强调：“自主性可以被视作一种现代性承诺要赋予人们的东西，要将美好生活的目标、价值、典范，以及实践，都尽可能免于外在的压迫和限制。”^[15]110加速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一种进步胁迫，就在于它必须听命于资本逻辑中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这构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权力支配，现代人对此没有说“不”的权利。“合理形态”的加速现代性的真正主体乃是具有自主性的现代人而非资本，它的具体特征乃是高阶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的革新，及其所带来的良性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它的未来指向则是在吸收资本的文明成就的基础上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这是它介入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也是它能够成其为引领性理念的原则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阿甘本在对当下极端的现代性进行反思之际，以“潜能”的观点对此做出了切中肯綮的说明。阿甘本在《论潜能》中提出了“我能不”——潜能的不实现或自我保存——的重要论断，并从中管窥到了现代性的未来。我们先来看一看阿甘本颠倒之前的潜能观念该作何理解。现代社会长久以来都对生命的潜能抱着极大的激情，潜能在现代社会意味着必须要不断地去变成现实。最大程度地激发潜能似乎成为人的主体性最有力的确证。韩炳哲将20世纪之前的现代社会称之为规训社会，而将今天的社会称之为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29]15。规训社会是福柯的术语，它象征着否定性，意味着“我应该”，在福柯的语境中，现代社会是“全景敞视主义”^[30]监狱，那些不符合资本增殖逻辑的生命都应该在监狱式的社会中得到驯服和管教，从而为资本增殖服务；而功绩社会象征着肯定性，它意味着“我能够”，而不是“我应当”，前者就是要释放生命的最大潜能，以此适应更快的加速现代性。“功绩社会”的目的是获取资本逻辑指数性的、无限制的、无边界的增殖，这就要求劳动力的潜能必须得到最大的释放。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抑或现代性诞生之初以及福柯的规训社会中，还不曾如此强烈地出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主体的潜能总是这样被持续催逼，生命就陷入过度和致命的资本压榨之中。

相反，阿甘本呼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更为看重“我能不”，而非一度地追求“我能够”，恰恰是“我能不”的表述为今天的现代性设定了边界意识。阿甘本认为“人是持有自己的非潜能的动物，其潜能的伟大是被非潜能的深渊所估量”^[31]300-301。也就是说，不仅“我能够”体现了潜能的观念，作为其反面的“我能不”即能不实现的“非潜能”，在阿甘本看来更是潜能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阿甘本看来，对“我能够”的极度追求，导致了今天主体性原则的瓦解，“我能不”的重要性就是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真正的原则底线。这种颠倒是如何发生的呢？阿甘本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潜能的观点，一种是普通的潜能，它对应于实现的现实抑或可能性，这是被麦加拉学派所坚持并在今天的加速现代性中始终在场的潜能，比如我们说这个小孩子有当建筑师的潜能；另外一种是弹性的潜能，这意味着潜能本身有说“不”的权力，有不去实现自身的可能，比如我们说这个建筑师有建筑的潜能，即使他拒绝把这种潜能实现出来。对于弹性的潜能而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有如下表述：“一切潜能同时也是相反方面的潜能。凡是不能够存在的东西，就不能以任何方式存在，而所有能够存在的东西却允许不实现。”^[32]阿甘本抓住了长久以来被加速现代性所排斥的，并且恰恰又是被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作为保持、不去实现的潜能。这种自我力量的保存、不去实现的潜能，就是阿甘本所称的非潜能。作为去实现的潜能的真正力量，实际上来自于可以不去实现的、可以自我保存的非潜能的力量，后者是前者的源泉。建筑师之所以有可以实现的建筑房子的潜能，就在于建筑师的这种潜能在实现之前，就保存在他的头脑中。于是作为自我保存的、可以不去实现的非潜能，就成为了要付诸实现的潜能的真正源泉。但建筑师在加速现代性中，无疑只被要求不断地去实现他的潜能，他的自我保存的、可以不去实现的非潜能却是被加速现代性所不能容忍的。但这恰恰造成了建筑师的巨大的疲惫感与不自由的境遇。

倘若现代性的筹划拒绝潜能的不实现，无疑会把人降低到动物的野蛮维度上。但是，阿甘本发现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如此重要的表述同自由和幸福的问题结合起来，这对于今天的现代性来说尤为重要。所以阿甘本最后指出，“对一种潜能的hexis不能反过来被持有，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的不可能性”^[31]302，而持有这种潜能的丧失以及不受拘束的实现，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在这种意义上，阿甘本完成了对主体性原则的巨大颠倒，即长久以来把主体性原则都施加到实现可能性，颠倒为不实现的可能或不受拘束的实现。阿甘本所呼吁的这种颠倒式的潜能，对于加速现代性而言，实乃边界意识的确立。这意味着资本逻辑的“进步强制”在今天必须要被驯服，将之规制在合理的边界意识内。只有这样，潜能才能被正确地释放，而不是被无限制地推进到罪恶的渊薮之中。潜能与非潜能的辩证关系在今天就变得尤为重要了。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论述的那样，加速逻辑、资本逻辑与现代性的叙事模式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现代性在今天呈现出加速现代性的面相，归根结底是资本逻辑极度膨胀化的表现。要想规范加速逻辑的边界以及筹划一种真正的现代性，必须诉诸资本逻辑的批判。

但是，我们仍需继续追问的是，阿甘本虽然透视到了潜能观念在今天的重要作用，为现代性的筹划规范了边界意识，但是究竟如何更好地实现和贯彻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赖以实施的现实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如何从资本逻辑批判入手来反思加速逻辑与现代性，以及来反思阿甘本所谓的不去实现的、真正自由的非潜能？这一点阿甘本并未说明。

实际上在加速现代性之中，阿甘本揭示的“我能够”意味着“进步强制”。而“进步强制”恰恰是资本增殖逻辑的要求，它不是应然的进步观念，更不是具有边界意识的进步观念。这种“进步强制”的观念之主体是作为资本的物，而不是人。别尔嘉耶夫在《历史的意义》中指出：“进步把人类的每一代、每一个人，把历史的每一时代，转变为实现最终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就是未来人类的完善、强大和幸福——对此，我们当中谁都不会有份。”^[33]于是，现代人并没有成为加速现代性所允诺的真正主体，人的价值总是在贬低，物的价值总是被高扬。

在现实性的超越方案上，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确证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规范加速现代性的边界意识、良性筹划现代性之路提供了制度优势。因为规范加速现代性的边界意识，在实质上正是规范和驯服加速现代性中的资本逻辑，正是资本逻辑的贪婪本性让加速现代性不断去突破底线和原则，最后产生危机。边界意识的现实确立，需要诉诸制度优势的合理规范。因为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不会放任每一次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时机，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资本逻辑裹挟加速逻辑与现代性不断越界，从而满足其贪婪的欲望。“一般而言，当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新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出现领头羊发展方式转向的时候，文明重心转移便会自然地产生。”^[34]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话语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由资本逻辑所主宰的人类文明形态，而是在驯服资本逻辑并将其装进制度优势的笼子中驾驭资本逻辑，从而合理利用资本逻辑，呈现出“健康”的资本或资本的“文明面”。这扭转了现代性危机的肇端，规范了加速逻辑的前进方向，为真正的现代性筹划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性新叙事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体现加速逻辑的边界意识呢？或者说它如何能够将阿甘本未能提出的潜能与潜能的边界意识以制度性的实践显现出来呢？答案就是它是超越私有资本逻辑的共享文明，它是人民共享而非私人所有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逻辑的本性就是无限制、无边界意识的文明形态，这是资本的文明。否则，它就要在自身内部产生动荡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范式遵循着自身的经济理性：“要么进行积累要么就死亡。”^[35]为了避免自身内部的动荡与危机，它带来的只能是主体的异化、疲惫、不自由、非正义等存在论的后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驯服与驾驭，而非受资本逻辑的绝对性主宰。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将发展成果惠及全部人民。人民的福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性新叙事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因此，人民逻辑改写了加速逻辑、资本逻辑与现代性叙事体系的弊端，人民逻辑成为确立边界意识的考量点以及真正的现代性筹划的核心点。

加速逻辑、资本逻辑在人民逻辑的规制下，不得不调整自身的边界发展，它们开始着眼于人民的福祉。概言之，人民成为加速逻辑、资本逻辑的最终边界，后者不能越过人民而无界限地发展；人民逻辑成为加速逻辑、资本逻辑的界限意识，这是新文明的意识，也是真正的现代性的意识；人民从而成为加速现代性的真正主体，而不是在“进步强制”的被动地位中无止境地透支生命的潜能。真正的主体理应驯服资本的“非文明面”，也能够以“我能不”的方式拒绝资本“非文明面”的压迫，从而以“我能够”的方式合理拥抱资本的“文明面”。人民逻辑的确证，给予了新的现代性叙事体系与叙事模式，将破解资本逻辑主宰的现代性框架下主体的自主性原则的困境。因此，所谓的加速现代性的良性建构，必然需要人民逻辑的保驾护航，它应是一种“物是人是”的现代性，而非“物是人非”的现代性。潜能与非潜能的边界把握，在人民逻辑中能够得到具体的落实。相反，资本增殖的逻辑为加速逻辑注入了无界限的意识，而人民逻辑为加速逻辑、资本逻辑规制了界限的意识。人民就是这个边界，越过人民，将是会重蹈资本主义体制覆辙的现代性；立足人民，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型现代性叙事。

“术语乃思想之诗意的时刻”^[36]，用何种术语表征现代性，意味着我们能否对现代性做到切中肯綮的把握。既然现代社会的时间模式和社会结构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叙事体系必须得到具体化的确证，才能更好地凸显现代性叙事体系在今天的内核与特征，才能刻画出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现代性。而这也正是加速现代性这一术语之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标识性区别。尤为重要的是，加速现代性的出场，并不意味着以加速逻辑为限定的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的退隐，恰恰意味着资本逻辑的自我更新，资本逻辑以“幕后推手”的方式炮制出了新的“代言人”。在这个意义上，加速现代性所呈现出的危机或困境已然不同于经典现代性或工业现代性，透视前者的深刻肇端必须意识到加速社会中直接生产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即雇佣劳动制的转型，必须意识到加速社会中的资本逻辑如何不断地扼杀内在于生命本身的经验以及解放的潜能。加速现代性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无法完成良性的蜕变，它亟须在更为高阶的文明形态以及制度架构中合理筹划自身。韩炳哲认为：“如今盛行的高效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提高或降低工作速度不能解决我们当下的时代危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一种新型叙事，由此产生一个新时代、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把我们从飞转的停滞状态(rasender Stillstand)中解救出来。”^[29]91-92面对加速现代性的危机，不去直面资本逻辑本身，相反地减速或者继续加速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诉诸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与先进的社会制度，只有诉诸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只有诉诸人民逻辑所奠定的界限意识，一种合理形态的加速逻辑才能被人类驾驭，一种新型叙事模式的“合理形态”的加速现代性才能被人类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