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Complex and Heroic Spirit: Two Dimens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l Personality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深入发掘民族精神内涵，“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1]，为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塑造作出积极贡献。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2]，理想人格则包蕴着人的道德行为和价值目标。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主流标榜或大众推崇的人格典范，其形塑历程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濡养，在坚守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汲取优秀思想精髓，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响应主流文化号召，进而实现文明理性的升华，成为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

截至2023年5月7日，在中国知网以“理想人格”为篇名精确检索，得到1 413条结果，其中期刊论文1 158篇，学位论文129篇。总体来看，文献体量虽大，但大部分是对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及传统理想人格现代意义的探讨，特别是着眼于传统理想人格对当前心理学、影视、艺术、广告等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培养教育的分析，而对传统理想人格本质特征与核心内涵的考察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来，开始出现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研究，且近三年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有关传统理想人格的探讨历久弥新，在当下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具有现实意义。

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剖析与定义。此类研究多从儒、释、道诸家视角，探讨理想人格的衡量标准，指出各家学说中理想人格的内涵。如邱紫华分述了儒家、道家、禅宗对“圣贤”“真人”人格的塑造，指出儒家理想人格精神是民族精神的脊梁^[3]。朱义禄考察了儒、释、道对理想人格的阐发^[4]。李祥俊通过对“内圣外王”观念的历时分析，探讨儒家理想人格中“自我创造”与“自我认同”两种类型的主体地位与内在关联^[5]。二是对中西方理想人格的比较。此类研究多从文明互鉴视角指出二者存在的不足和优势互补的进步空间。黄世贤认为中国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圣人、贤人、善人，西方的理想人格是上帝、天使、巨人、超人，中国标榜忠君爱国的仁者，而西方推崇个人至上的英雄^[6]。周波指出西方的理想人格是“基于个体的生命力和自我本性的自我实现，体现为一种事功、审美和艺术创造的实现”，而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则以道德品格为最高追求^[7]。三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嬗变过程的梳理。此类研究多聚焦近代新旧文化交锋背景下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重塑与自新。朱义禄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等同于“圣贤”，指出传统人格被赋予“变通随时”“亟亟谋利”“必通西学”的新品性^[8]。魏义霞通过分析梁启超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从“君子”到“英雄”再到“仁者”的转变，阐述中国理想人格的嬗变历程^[9]。四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当代启示。此类研究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对传统理想人格的批判式继承。尚九玉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涵概括为“仁爱精神、献身精神、重义轻利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10]。

上述成果体现了审美心理结构中对于德、善、勇、义等崇高品质的追求，试图揭示中西传统理想人格的差异及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现代转变，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未能说清：一是并未真正指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具体指向，且对如何调和传统理想人格建构与现实社会精神需求之间的内在冲突，也未能给出明确答案。二是除公认的“圣贤”人格外，英雄人格也“常常被当作理想人格的代表”^[11]，甚至影响力一度超越圣贤，当代中国精神更是以“人民英雄”为理想人格^[12]，但由于并未真正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至少在地位上无法与“圣贤”相比并，故在相关研究中，“英雄”与“圣贤”未受到同等重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见贤思齐，崇尚英雄”，将“贤”与“英雄”并举，高度肯定二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道德建设中的精神引领与典型示范作用。在此之前，虽也有一些对圣贤、英雄关系进行探讨的文章，然多未改变传统文化对二者尊卑关系的评价。

进入现代以来，曾经有过关于英雄与圣贤相比较的讨论，认为圣贤未有不英雄但英雄未必皆圣贤。1926年，章士钊发表《圣贤与英雄异同论》，认为二者皆非自天生，在“天命之性”上“固无所谓异同”^[13]。1941年，贺麟发表《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认为“英雄不但指豪杰之士，而且包括圣贤在内”，提倡更应崇拜英雄^[14]。这些讨论，大多受到西方英雄史观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未能真正揭示圣贤与英雄两种人格的内在本质，这样的讨论，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此后，关于圣贤与英雄的讨论遂告偃旗息鼓。

在现有研究中，关于圣贤、英雄的成果数量众多且自成体系，但鲜有对二者关联的探讨。在中国知网以“圣贤”“英雄”为主题词交叉检索，筛选后仅有8篇论文，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圣贤与英雄的互动转化。如赵林指出英雄具有的实践性，将圣贤理想浸透于民众心中，“圣贤理想逐渐转化为英雄业绩”，人们的模仿对象遂由精神先知变为现世英雄^[15]。金荣权认为儒墨两家通过改造神话人物、塑造政治巨人，推动历史上的神话英雄向人间圣贤进行转变^[16]。二是圣贤、英雄的差异，特别是中西文化中二者的差异比较。沈立文指出西方文化崇尚英雄，中国文化敬仰圣贤，圣贤、英雄人格的差异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影响到文艺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17]。可以看出，在相关论述中，圣贤、英雄仍存在地位高下之别。朱汉民肯定圣贤、英雄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代表性地位及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性作用，除侧重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外，更指出其文化一体化趋势，然皆未能道尽二者关系^[18]。

圣贤与英雄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二者成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象征，是中国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二者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经历了文化内涵的深度转化与换位，先后成为传世经典中不变的主角及人物评价体系中至高的“品格褒词”，寄寓着民族强烈的家国情感和理想认知。然而，圣贤、英雄如何升格为传统理想人格的代表？二者之间内在关系如何？何时达到相同的高度？其文化嬗变与精神生成又有怎样的时代动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完满阐释，这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见贤思齐、崇尚英雄”带来了一定的模糊认知和困扰。

本文以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建构与现代性转化为立足点，审视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的演变与融通，在聚焦二者内涵嬗递的基础上，分三部分进行论述：一是梳理圣贤、英雄本义生成及人格建构的历史脉络，厘清二者文化演变的轨迹；二是探讨圣贤、英雄文化融通过程中的冲突合流，揭示民族精神独特禀赋形成的深厚历史原因；三是考察圣贤、英雄文化易位的历史动因，探究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实践性与群众性发展路径。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能够为时代新人培育提供思想参照、路径参照和价值参照”^[19]。相关研究既是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也是关乎民族道德体系构建的根本性问题。相较于前人研究，从圣贤、英雄文化融通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重塑与现代性转化，不仅能揭示二者内在关联，而且可对分析传统理想人格的当代价值、探索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底蕴提供现实性和必要性之论证。

“圣贤”一词最早见于《易·鼎》：“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20]圣之本义为通神，贤之本义为多才。“圣”“贤”合称，是对神、王、贤三者复杂关系的概括，表明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结构的一种状态。自兹以降，“圣贤”成为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沿袭承继，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意识，进而转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贤”的地位因“圣”而升，与“圣”齐名，有时也称“贤圣”，如《汉书·孝成班婕妤传》：“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21]3983《汉书·丙吉传》：“盖闻褒功德，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21]3150

汉代完成大一统国家建构，“圣贤”地位达于至高，其称谓为官方所垄断。汉代典籍多见称三代君王、诸侯及伯夷、孔子、傅说等为“古之圣贤”，以“圣王”“圣武”代指武帝，以“圣汉”“圣朝”直称大汉。武帝之后，以“先圣”“圣祖”“圣嗣”等确指皇室世系人物的书写范式基本固定，除诸儒生称叔孙通“诚圣人也”^[22]2724外，尚未见有其他得称“圣”者。此时，“圣贤”又与其他人格褒词组合，衍生出“圣”属词、“贤”属词，如“躬圣”“圣哲”“圣绪”“圣德”“圣道”“圣世”“圣君子”等，如“乡贤”“仁贤”“忠贤”“才贤”“大贤”“贡贤”“贤可”“褒贤”“贤会”“贤才”“贤谟”等。可以看出，以“圣贤”为核心的“圣”属词和“贤”属词，实际上是时代文化对“圣贤”理想人格的具体阐释，“圣”属词着重教化含义，“贤”属词着重社会具体问题，其延展实际上是圣贤治理社会结构模式的进一步具象摹写。

值得注意的是，汉儒延续“圣”之通神本义，对历代帝王乃至教化高士进行神化，新释“玄圣”“素王”概念，于法统之外另立精神领袖、道德偶像。《吕氏春秋·圜道》：“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23]说明“贤”与“圣”可代指同类人，但不同的是其不具备血统的传承性。这些论述阐明了亲亲、尊尊文化体系中尚“贤”的本质。汉人继承先秦尚“贤”思想，并在强调“贤”之能力、道德之外，更突出其忠诚属性，同时“贤”又与时代主流文化中的“孝”结合，生发出“贤孝”一词。如《史记·吕不韦传》：“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者。”^[22]2507表明“贤”与“孝”是当时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贤”独立于血缘之外，是体制观照下的人才，任贤”成为当时文化主流。

由上可知，“圣”与“贤”起于上古，因其神、王、通、能的特质，逐渐为王权所垄断，实现了神格化与人格化的融合。“圣贤”合称，是国家意识与宗庙文化的新成果，建构起理想的“圣君”“贤臣”关系典范，由此而生发出忠君、爱国、关切民生的仁爱精神与忧患情怀。“圣贤”通过上述文化建构迭代，一跃而成为国家治理、文化建设、人才评定的不二标准，并在道统与法统强有力的支持下，成为至高的“品格褒词”。

相较于“圣贤”，“英雄”属于后起概念。按察史籍，可知其义大抵有二：一是指“英”属、“雄”属人物，二是特指有能力平定天下或守成的君王。尽管今人常将“英雄”与“圣贤”概念相混用，但二者实有本质不同^[24]。“英雄”称谓沿用传统以鸟兽草木喻人的方式，有强烈的现实真实性和底层草莽意蕴。“英雄”借鸟兽草木之名，表达了对在“野”之人的同情；其专注时事，引起了时代文化的热情回应。“英雄”概念在整体上传递出对尊卑的蔑视和“圣贤”文化制度的反抗，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其产生之初虽未流行，但在东汉中晚期引起了意欲拨乱反正的士人共鸣，随之成为热词，“英雄”及“英”属、“雄”属词的流行使得文化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英雄与西方英雄内涵不同。西方英雄是“在战争与惊险中出类拔萃和珍视勇敢、忠诚等美德的超人”^[25]，往往具有半神血统。中国英雄没有血统与神灵的内涵，强调的是个人能力，注重实践效果，这与“贤”的特性有所契合。然相较于贤，英雄更重济世纾困，能于危难之际、动荡之中，凭一己之力改变时事时局，又突破了“贤”的局限，且在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从思想和文化层面来说，中国“英雄”概念的形成，对于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圣贤与英雄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生存的文化环境有别，导致二者人格建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差异：

一是“时势造英雄”成为英雄产生的特征，也是英雄与圣贤不同的根本所在。传世文献有关“英雄”的记载，多见于社会动荡之时，即所谓“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26]。如《汉书·叙传上》：“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21]4211《世说新语·识鉴》：“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27]453凡纵论天下，必评举英雄，成为时代文化的一大亮点。今之学者对此也多有讨论，认为英雄“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以超乎常人的胆量和勇气，承担起艰巨的、首创的、独特任务时所体验的勇于献身的心理状态及其外在表现”^[28]；“以能够拨乱反正、拯世救民而成为被普遍崇尚的人格形象”^[29]。总约其义，起于汉魏六朝的“英雄”当有如下特征：一是起于乱世之中，二是或有文武之力，三是怀有恢复社会秩序的抱负，上述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内涵。

二是“英雄”文化生成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英雄文化生成于汉魏，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治窳败、圣贤文化受到质疑的背景下的历史产物。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使得政教合一的王霸思想代替了帝道、王道理念，“天人合一”学说赋予圣贤文化以至高特权，将在野士人排斥在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公开宣称：“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30]“圣人”在现实中绝对化而成了皇帝的专称，“圣贤”情结在意识形态中具体化为“道”。这一文化建构的根本性变化，改变了圣贤的文化属性，士人们迫切要求打破枷锁。东汉班彪等人构建的“二元权力结构体系”，将“英雄”纳入其中，成为居于君主、帝王等“有类圣贤”者之下但又可能随时颠覆政权的重要力量^[31]。这证明“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则恰在‘圣贤’概念生成之后，并与‘圣贤’概念趋于衰微密切相关”^[32]。

其三，社会结构的固化，势必引起重组力量的产生。皇帝既然特定为“圣”，作为对应范畴，选“贤”成为治国之要。汉廷实行察举荐官制度，将人才选拔权力交由地方各级官吏掌握，这直接导致利益阶层对这一特权的把控。特别是到了东汉中后期，任人唯亲弊端暴露无遗，以至于“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33]的怪现象比比皆是，“累世公卿”“累世经学”奇景成为常态。其结果就是堵塞了士人仕进通道，阻碍了文化健康发展，这也为“英雄”的产生培育了土壤。

其四，文化发展的内动力开始发力，应世产生了创新的冲动。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看，不断进步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不断寻找突破是其天然的本能。圣贤文化的权威性与等级性，一方面保证了正统文化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却桎梏了文化的灵活性与应世解惑能力。由于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思想的壅塞，“圣贤”情结无所依凭，对现实问题无能为力，这也为英雄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深入分析圣贤与英雄文化产生、发展、流变的轨迹可知，圣贤文化起、盛于王权巩固时代因而带有强烈的权威意识，英雄文化起、兴于社会危机之中因而带有鲜明的实用特点；圣贤情结见诸道德层面的榜样建树与人格感召，英雄精神体现在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与纾救时难；前者在朝而意在治世，后者在野而意在救世。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发展的依凭不同，导致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评判标准。如果说圣贤俯视以简拔人物，那么英雄则仰视以隆举人才，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不同造成了二者方式和目的之根本差异。圣贤是国家治理的主体，被有国者有意塑造为道德化身；英雄本指士人阶层中的优秀人物，以成就王霸事业为志，因其无关乎道德而仅关乎气质，本身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故被汉魏以至南北朝官史所限定，用以专指成事之君王。但在民间话语体系之中，因英雄起于草莽的特性而为大众所接受，其力挽狂澜的品质、视死如归的气度、救世济时的能力，成为一种优秀的文化精神而得以传承。

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的社会基础不同，观念有别，必然导致二者文化地位存在差异，并出现结构性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英雄概念虽出现较晚，但很快为主流文化所接受，其地位虽逊于圣贤，但也顺利实现了与圣贤的融通。

从传世文献看，“英雄”概念虽在西汉末年即已出现，但在史书中全无踪迹，直到《汉书》才有记载。到了三国，“英雄”一词在史书中频繁使用，内涵不断向“圣贤”靠拢。到了南朝，“英雄”一词成为“圣主”的代称。这说明主流文化对“英雄”概念的态度，是随着其文化影响力扩大而逐渐改变的。

从文化进步角度看，源起于上古的人物品格褒词，多有浓重的神灵崇拜色彩与图腾意识，由此形成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圣贤崇拜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外化为刚性的制度，形成礼制系统与文化规范，以王权为中心对所有人物进行等级区别与身份认证，其权威不容置疑，这就意味着英雄自其诞生始，要想在这一系统中求得生存，就势必接受礼德思想的约束与改造。然而，英雄作为救世济时的人物，其文化本质便是对举贤制度的否定，其对法统的反抗、对血统否定的努力与超越礼法的鲜明政治倾向，极大地撼动了圣贤文化。然而，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未使二者陷入严重的对立，相反，二者在礼德旗帜下实现了各自的调整与沟通。圣贤文化迫于士人对自身僵化的不满，故而不得不“开东阁，延英雄”^[34]1330，将英雄救世品质移植到圣贤身上，甚至逐渐用英雄指代圣贤，如《三国志》中诸葛亮指出“总揽英雄，思贤如渴”^[35]913，将“贤”与“英雄”等同起来。《北史·卢诞传》称文伟“早有志尚，间关夷险之际，终遇英雄之主”^[36]1110，把“英雄”作为“君主”的新的范型。同时，英雄也以圣贤为坐标，开始向其品德标准积极靠拢，逐渐消除自身的草莽意蕴。如《宋书·刘景素传》：“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轨，振逸世之奇声，何至仍衰世之异议，以掩贤人之名哉。”^[37]表明彼时英雄已具有高尚的行为规范。于是，圣贤减少了神秘性，凸显出现实意旨；英雄汲取圣贤规矩意识，弥补了自身理性缺陷，二者在融通中获得永恒。这一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对理想人格精神认识不断进步的结果。

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时段的磨合，到隋唐时代，接纳英雄的圣贤文化愈发重视社会影响力与实际效果，这一时期官修史志开启了述圣贤与述英雄并重的模式，将具有圣贤与英雄品质作为裁量文苑、节烈、儒林人物的标准。文学在实现更广泛的英雄传播的同时，也不时对标圣贤以实现英雄地位的升格。

随着时代的发展，英雄文化逐渐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在文学作品中尤其突出，特别是唐传奇聂隐娘、红拂女、虬髯客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旧有的门第观念被打破。此风一开，迅即得到俗文学呼应，说话、俗讲、变文、唱赚、戏曲等进一步助澜，“文学英雄”势不可挡，至《大宋宣和遗事》开篇“得失事常贫也乐，无忧。运去英雄不自由”^[38]的告白及市井英雄正式登上文学舞台，“文学英雄”基本完成了世俗化进程。从汉魏诗文的世族英雄到唐传奇的侠义英雄，再到宋代小说的市井英雄，英雄形象越来越丰满，英雄文化重心越来越下移，彻底消除了门阀观念在英雄形象上的印记，各类走夫贩卒、屠狗引车之辈皆得为英雄，英雄文化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圣贤文化在这一时期，紧跟英雄文化步伐，努力回归“圣贤”本初之义，着力于有“贤”之“才”的挖掘，着重儒之“术”的发挥，不断寻找与社会的结合点，特别是其借助旌表文化、宗祠文化的优势而将“圣贤”泛化，首先是皇亲国戚、僧道术士等皆可称“圣”，再进一步延及民间长于一“术”之医、书、茶、诗、画者等也可为“圣”，并不拘执于是否真正兼有道德、智慧特质及“治天下”的能力。可以说，随着文学的发展与文史界限的清晰，圣贤、英雄在不同领域获得发展。新锐的英雄自其概念新出，因无血统、道统的羁绊，且摆脱了门阀品第的束缚，能够对社会各阶层人物进行书写覆盖，其专注时事的评价方式，得以打破上古圣贤思想的束缚，毫无阻滞地在官方圣贤话语体系之外创立起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并逐渐为主流文化所接受。由此，圣贤开启了与英雄的对话模式。

圣贤与英雄基于家国理想，在建构文化规范方面作出了各自的努力。文化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需要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维系。《白虎通义·封公侯》提出，“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39]，将圣贤与道德规范融为一体。崇圣重贤是历代统治者的不二选择，而贯彻观念的有效方法，就是旌表制度的完善与推行，所谓“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40]。圣贤文化因恃有法统力量的护佑，从封赠到祠祭、从谥法到建旌，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催生了祠庙、牌坊、碑石、匾额及画赞类文化的繁盛。这种努力在魏晋时期达到高峰，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41]，“孔圣人”地位得到官方正式认证。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英雄文化异军突起，其文化影响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此影响下，圣贤文化重心下移，被朝廷正式认证的圣贤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庞大的谱系，尊尊、亲亲、道统、血统观念开始淡化。相较而言，英雄文化本来不重视等级观念，侧重人物才智优异，但其固有的家国情怀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向理想人格看齐。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英雄”之称并未得到官方封谥，也不见于旌表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学对英雄的评定，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这既是对官方旌表制度的模仿，更是崇圣情结的文化表达，其本质是一种文化私谥。其不愿坚执官方所谓正统性和纯洁性，而是更加注重实际的示范意义展示，使其能感召人心、慰藉心灵，更契合大众心目中的圣贤情结。后世不少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获得齐圣地位、得进祠庙就是例证。

圣贤与英雄二者相向而行，彼此浸润，不断丰富理想人格的内容，共同推进传统道德体系的建设。从上古至南朝，“圣”“贤”“英”“雄”不断丰富着各自的属词群，不断吸收其他褒词所具有的优秀品格。如“英雄”属词，自东汉以降，便以“英霸”“雄霸”二词为领，形成了“英贤”“英乂”“英奇”“清英”“英跱”“英名”“英豪”“英桀”“英才”“英气”“英人”“英灵”“英异”“英茂”等，及“雄俊”“豪雄”“雄气”“雄毅”“雄率”“雄略”“雄志”“雄才”“雄壮”“士雄”“人雄”“雄烈”“雄哲”“骁雄”“群雄”“雄夫”“髃雄”“雄杰”“雄姿”“雄儿”“奸雄”“枭雄”“骁雄”等。这些词汇与圣贤属词皆包含着复杂的道德评价意蕴与侧重点不同的评价标准，在文化内动力的驱策下，不断调整自我认知，明晰各自属性，进而建构起完善的理想人格评价体系，使得理想人格内涵不断升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东汉开始，“圣贤”与“英雄”就迈出了相互融通的步伐，二者努力从对方的文化基因中汲取精华，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境界，组成了“贤英”“英贤”“圣雄”等新词。如《汉书·爰盎传》称“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贤英士大夫，日闻所不闻，以益圣”^[21]2272。《后汉书·马严传》称马严“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34]858。当时还出现了“圣雄”一词，最早见于佛经，这也与当时圣贤的泛化有关。如《般泥洹经》卷下云：“闻佛众止此灭度，是释圣雄。”^[42]《大唐卫州新乡县临清驿长孙氏(璧)石像之碑》中有“代应贤劫，成芥子而满由旬；时现圣雄，喻昙花而实希有”^[43]。上述“圣雄”皆指佛。也有以“圣雄”指称豪杰的，如《开元占经·王良星占三十》引《河图》曰：“王良策马，此皆兵候，圣雄并起，期不出九年，天下之兵扰。”^[44]但这一内涵并未流行开来。今人以“圣雄”称甘地，仍带有宗教崇拜意蕴。

至若“圣贤”与“英雄”为时代文化并重并举，则较晚出现，明人陆绍珩提出“圣贤为骨，英雄为胆”^[45]，清人金堡则称“圣贤为体，英雄为用”^[46]，清人李兆洛《圣贤英雄论》直接将“英雄”等同于“圣贤”：“英雄之名出于圣贤之外，而足与圣贤埒而其为圣贤所不忍为，不敢为者，竟公然与圣贤为双而不自知。”^[47]这些观点大大超越前代，至晚清康有为托古改制，更进一步颠覆了传统对圣贤的定义，而同时的梁启超则认为英雄超越圣贤。上述表明，圣贤与英雄由高下悬殊到并举再至文化易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融通、发展过程。

随着英雄文化的流播，圣贤文化放低身段，接受并对英雄文化进行改造；英雄文化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也汲取了圣贤文化的思想内涵。二者的互动，使得圣贤观念不断泛化而重心下移，英雄文化不断寻求崇高而地位隆升。二者围绕文化秩序建构、文化影响力发挥、核心价值阐释、道德体系建设等方面形成合力，塑造着中国文化精神面貌，形塑着榜样建树与人物评价模式。二者互动形成了新的文化书写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两个鲜明标识。具有圣贤情结的文化传统，执着但不执拗；富有英雄精神的传统文化，敢于创新但能敬仰崇高。

理想人格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具有极强的当下性，更强调社会实践性，这在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建构之初便受到主流文化的高度重视。如何把理想人格感召力化作社会的具体实践，人们进行了复杂而漫长的探索。

随着思想文化不断进步，圣贤一词由偏重“圣”之神圣、崇高向着偏重“贤”之品行、能力转化，特别是其原有的尊卑意识被逐渐摒弃，人们虽仍言“圣”但已不再以“圣”裁量时代人物，“古圣今贤”之说得到更多认可。由此，“圣”“贤”分道扬镳，“圣”为精神偶像，“贤”为现实榜样。

综览历代对“贤”的论述，选“贤”观念多有变化。周人重视贤之德行，如《礼记·祭义》言其“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48]。汉代强调德才并重，如高祖称“其有意称明德者”为贤^[21]71，武帝以“茂材异等”者为贤^[21]197。至若汉末三国，曹操主张“唯才是举”^[35]32，先后发布《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彻底改变了国家的伦理导向”“冲击了士人个人的品德”^[49]。晋代“怀贤尚德”“礼贤崇德”，选贤观念又回归到对德的强调。如《世说新语》之《贤媛》一门，所述人物多重骨气、品行，更在“许允妇”条点明“百行以德为首”^[27]790。南北朝延续这种品贤观念，比如《北史》记载“贤材者”，“非尚膂力，岂系文华，唯须正身负戴。确乎不动，譬栋之处屋，如骨之在身，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36]1420。至此，“贤”之德才双重属性基本固定下来。唐代亦认为“贤”者是德才兼备且德重于才，如杜诗云“吾贤富才术”“贤者贵为德”^[50]；朝廷也承袭汉代荐官制度，设“贤良方正”科。此后各时期亦基本如此。这表明，尽管历代选贤标准有所变化，但其主流倾向基本都在于凸显道德与能力的双重属性。正因如此，“见贤思齐”这一包含道德追求与才能衡量标准的观念，遂为历代所接受，贯穿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强调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等为标准”，指出这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51]。这个包含崇高理想、优秀品德并注重人民性与实践性的原则，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意义，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使得“贤”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自此，“任人唯贤”被确定下来并写入党的文献。习近平进一步扩展了“贤”的内涵，特别强调了“贤”所具备的强大感召力和社会实践性，在2013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要求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用人导向，将“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内容，“努力做到选贤任能”，要“寻觅人才求贤若渴”^[52]。此后，习近平又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见贤思齐”。可以看出，习近平倡导的“贤”，正如他所概括的焦裕禄精神二十字内涵，就是要“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53]，要取得具体实在的、不凡的工作功绩，是现实生活中具有榜样感召力的优秀者。

圣贤文化与英雄文化的融通，以及英雄形象的世俗化，在英雄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英雄文化与圣贤文化的换位，使得英雄形象更加清晰可爱、深入人心，成为更接近现实的理想人格榜样。世俗化的英雄，已开始具备圣贤的道德品质和突破自我人格的影响力，能够担负起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究其原因，一是英雄的基层性与亲民性，顺应了文化发展破与立的规律，他们对抗传统、挣脱桎梏的意识，不断克服着文化的惰性，是文化发展前进的真正的内动力。二是英雄有强烈的实践性，其关注家国天下，特别是在吸收了贤的社会情怀后，更扩展到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拥有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三是英雄积极向“贤”靠近，不断汲取其道德特质，充实提升自身品质内涵，抬升了榜样的高度。四是英雄文化通过世俗文化与大众对接，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为人民英雄概念的出现奠定了文化和社会基础。在文学内动力的强大驱动下，在社会实践力的坚实推动下，汲取圣贤道德垂范特质的世俗化英雄，跃上文化影响力的高位。

英雄观“承载了对理想人格的期待，是人们的偶像和榜样，同时又是探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走向的重要参照”^[54]。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赋予英雄文化新的历史使命，“人民英雄”概念就会呼之欲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于1941年首次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55]。这一论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解放区人民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使得英雄这个古老词汇有了本质上的升华。毛泽东的观点迅速为时代的先进文化所接受，为根据地人民所践行。比如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沁源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沁源“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56]。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始终无一人屈服，1943年毛泽东称赞沁源人民为“英雄的人民”^[57]。同年，《苏联文艺》第5期刊载谢尔盖叶夫·青斯基的文章，文记译为《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史迹：人民英雄》，以“人民英雄”指称保卫祖国的俄罗斯人民^[58]。立于同年7月7日的“安泽县第三四七区抗日军政民死难烈士纪念碑”，亦有“人民英雄”称号，碑文赞颂烈士们“唤起了人民的自我觉醒”，其“宿志将由中国人民承担起来”^[59]。这是当前可考文献中“人民英雄”一词的最早两则出处，皆诞生于反侵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表明“英雄”不再是特殊群体的称号，广大的人民群众皆可成为英雄。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人民英雄”不断涌现，“英雄”形象愈加突出，真正诠释了“英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真谛。牺牲于东征战役的刘志丹，以“生而益民，死而谢民”^[60]为人生理想，在他死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的英雄”。“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东北抗联第一人杨靖宇，用生命不断书写了新的中国英雄史诗。将国家民族系于一身的佟麟阁面对国家多难，高呼“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发出“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的告白。赤手空拳、单臂夺枪的战斗模范刘奎基，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刘洪斌，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守阵地的杨根思等，皆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奉献牺牲，他们的功绩永垂史册，彪炳千秋。

在这一时期，“人民英雄”一词频见于纪念碑文中，作为对死难烈士的颂扬与铭记，凸显了烈士们勇于牺牲的高尚品格，昭示了“英雄”的“人民性”。1946年周恩来在悼念“四八”烈士题词中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61]。刻于1947年的“翼城县民主第四区民兵保田英雄纪念碑”写道，历史上的英雄多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人民的。只有到了人民的世纪，才出显了真正的人民英雄”，突出了“英雄”的人民性，强调真正的英雄是“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普通的、平凡的、本色的”^[62]。勒石于1951年的“小平村三烈士碑记”和“抗美援朝殉难烈士纪念碑”分别记述了放羊娃出身的石和荣、陵川县台北村民侯生喜等同志，为保家卫国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献出了年轻生命，碑文称赞他们“英勇奋斗，功绩卓著”，称他们为“人民英雄、军人模范”^[63]。修建于1953年的兖州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碑心正面镌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成为烈士纪念碑的常见碑文，凡为了“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而英勇牺牲的烈士，皆可称为“人民英雄”^[64]。其他如太行英雄“赵亨德烈士碑”，南麻烈士陵园“何万祥纪念碑”，西河底大队烈士碑志，以及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六位烈士而立的“千家店革命烈士碑”等，碑身皆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65]题字。始建于1950年、迁建于1969年的“云县征粮剿匪烈士纪念碑”亦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等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纪念碑文中还出现了“巾帼英雄”“投弹英雄”“模范英雄”“民兵英雄”“劳动英雄”等多种不同称谓，如勒石于1940年的“武云英殉国纪念碑”记载朔平区妇女救国会秘书武云英投身抗日、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碑首刻“巾帼英雄”；立于1948年的“光荣烈士纪念碑志”碑阴记载石拴喜为“全国投弹英雄”；勒石于1950年的“新修纪念战亡烈士碑记”记录参加革命、为民牺牲的王年所与苏富孩二同志为“杀敌英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立于1958年的“钢铁公路褒扬碑”称赞修凿铁路的吕梁人民为“英雄人民”，将集中于英雄的“牺牲”意蕴拓展到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突出事迹，表明“英雄”已成为一种从平凡中涌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已成为深受大众崇敬的理想人格化身，更表明“英雄”的外延在广大群众的奉献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些英雄事迹与品格，框定了“人民英雄”的基本内涵。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荣誉称号的决定，从国家层面以法定形式，肯定了他们为人民利益、国家安全、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三号主席令，授予扎根医疗一线的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三人“人民英雄”称号，表彰他们在抗击疫情斗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的崇高品质，“‘人民英雄’不仅作为国家话语，也作为至为崇高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最高层面获得正式确立”^[66]。新时代的“人民英雄”再次证明，“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英雄可以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凡人。

“人民英雄”这一概念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继承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同时，又彻底挣脱了传统文化强加在“英雄”身上的等级枷锁，改变了其社会属性的局限，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从而成为感动时代、驱动文化、振奋人心的一个象征。这一观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崇尚斗争精神，注重社会实践，代表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得到了时代先进文化的认同，从而“促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67]。与传统英雄观相比，“人民英雄”从根本上改变了“英雄”的基本属性，冲破了传统文化中“圣贤”“英雄”的局限性，汰斥了血统与道统等尊卑、门第落后意识，将“人民”与“英雄”结合在一起，赋予“英雄”新的时代内涵，其以大众性、时代性、实践性、斗争性、精神感召性，重构了“英雄”核心内容，使得“英雄”成为更贴近现实、契合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心理、激励国人奋发向上的理想人格榜样。

学习英雄成为新时代文化潮流，直接推动了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升华。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在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指示中，首次将“见贤思齐”与“崇尚英雄”结合起来^[68]。这将传统圣贤英雄文化与当代人民至上思想统一起来，于衡量标准中更突出了“功绩导向”，更明确其引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见贤思齐”，学习的对象“包括航天英雄、奥运冠军、大科学家、劳动模范、青年志愿者，还有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好人，等等”^[69]。“见贤思齐”就是对当代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总结，就是“学习英雄”的具体表现，“贤”与“英雄”的实践性使得二者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贤”即“英雄”，“英雄”即“贤才”。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这是“对个人和集体之关系、平凡和崇高之关系的全新辩证认识，是英雄文化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70]，“见贤思齐，崇尚英雄”是学习英雄、奉献国家、服务人民实实在在的准则，是真正弘扬英雄文化的正确路径。可以说，当代英雄精神的生成，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时代英雄观的推动下，“社会多方力量自发参与”英雄主义的建构^[71]，“英雄类型与时俱进，平凡英雄成为主流”^[72]。特别是近年来抗洪、抗震、脱贫等英雄群体，是一个个工作奋斗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他们以自己生动的实践一再证明，中国英雄以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为基础，在继承历史宏大叙事传统、传承民族特有精神品格、书写时代壮丽画卷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民主体的普遍性意义”^[11]，其所寄予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鲜活载体”^[73]，不断“推动社会历史前进”^[74]；其所彰显的道德标榜和内涵，不仅能有效纠正对中国英雄认识的偏差，有力驳斥“诋毁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更能为拯救现代性危机提供重要的中国方案。

综上所述，“圣贤”与“英雄”作为中国文化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品格褒词，代表着理想人格的精神感召，体现着改造社会的能力。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本质上是正统文化与士人文化、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后的产物，表达着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文化建构思想。二者均以家国同构为理想，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哲学、文化的前进与发展进行不断的思考与探索，其植根于中华文化，强调道德内涵，主张独立人格，维护人性尊严，注重能力提升，共同为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二者的互动，促使圣贤走下神坛，英雄深入民众，推动文化理性替代了盲目的宗教情绪，使得偶像崇拜意识转化为高尚的道德认知，而新时代英雄观念的产生，更使英雄文化及圣贤文化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其“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的品质，成为了民族奋发向上的人格榜样，其“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75]的行为实践，成为引领人心、激励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深入解读英雄精神的当下性，充分发掘传统理想人格的教育意义，“英雄行为彰显与传递崇高精神和正确价值观，能够在人民中产生示范带动效果，使之产生‘见贤思齐’的钦慕心理，从而主动在思想、行动上与之看齐”^[76]，这既是弘扬圣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的关键点”^[77]，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78]，既有助于促进“社会主流价值的表达和凝练”^[79]，亦“对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作用”^[80]。